江家拆祖宅那天，雁回城刮的是西北风。风从城墙豁口灌进来，裹着碎沙，在青砖地上打旋。管库房的老栓叔搬了条长凳，踩上去拔正厅门楣上的铜钉。钉子锈得死，拔一下，梁上的灰便簌簌往下掉。他咳了半天，骂一句，再拔一下。雁回城的人靠风认时节。春风带盐碱，夏风有草腥，到了深秋，风里全是关外磨碎的黄土。再过半个月，第一场硬雪压下来，城北那些没来得及修的屋顶就要塌。江家原本也该趁这几日买木、拌泥、补瓦，如今泥匠没来，韩家的封门木牌倒先送到了。
木牌就倚在影壁下，一共六块。朱漆未干，上面写着“契押封存”四字。负责送牌的伙计嫌院里灰大，放下便走，连江家递的热水都没喝。江沉岳早晨看见那六块牌时，才真正明白祖宅已经不是江家的了。不是等明日契吏落锁之后。是从韩家把牌子送来、江家人不敢扔出去的那一刻起，它便不再姓江。江沉岳站在厅里，抬头看着墙上那杆枪。枪在那儿挂了十二年。
枪杆乌黑，靠近尾端的地方裂了一线，拿细麻绳缠过。枪头早就生了暗红的锈，刃口缺了一小块。它既算不得宝物，也称不上好兵器，真拿到北市去卖，铁匠至多肯出三百文——还得把墙上那副鹿皮枪套一并算上。可账房先生方才在册子上写的是：旧铁枪一杆，留存，不估价。“沉岳。”老栓叔在凳子上喊他，“搭把手，先把祖像卸了。韩家的人明早就来落锁，今日不搬干净，往后再想拿，得看人脸色。”江沉岳收回目光，过去扶住祖像底座。
祖像是黑木雕的，三尺多高，刻的是江家第一位在雁回关当上校尉的先祖。木头沉，两个人挪得很慢。老栓叔腰不好，刚走出几步便吸了口冷气。江沉岳没作声，把底座往自己这边多挪了半尺。元息自腹下缓缓提起，才过第一道脉口，胸口便传来熟悉的刺痛。像有人拿钝针从骨头缝里往外顶。江沉岳手臂一僵，祖像往旁边歪去。他及时用膝盖顶住底座，没让东西摔了。老栓叔看了他一眼，只当没看见，低头重新找稳落脚处。江家上下都知道他命炉有缺。
十一岁之前，他在同辈里不算拔尖，也绝不算差。十一岁那场高热以后，他的修为便停在听息二重。别人听息，是听见风、听见水、听见天地间元息流动的轻响；他运功时，听见的只有自己胸腔里一下轻、一下重的喘气声。六年过去，连比他小四岁的孩子也有人越过了他。两人把祖像搬到院中，江沉岳额头已经见汗。他拿袖口擦了一下，袖子洗得发白，在鼻尖留下一点皂角味。“去歇会儿。”老栓叔说。“不累。”
“我不是心疼你。”老栓叔扶着腰瞪他，“你若把祖宗摔了，今晚又得多开一场族会，家里连灯油都快不够了。”江沉岳笑了笑，没跟他争。院子里堆满从各房搬出的旧物。缺腿的榆木桌、漏底的铜壶、几口装过军粮的大箱子，箱盖上还能看见洗不净的墨字。族中几个妇人在筛拣衣物，能穿的带走，不能穿的拆了留线。孩子不懂为何搬家，围着箱子钻来钻去，被各自母亲低声呵斥。
账房先生坐在廊下逐件记数。他写得很慢，每记一件都要先问归谁。有些东西在一个院里用了三代，早分不出主人，几个房头便推让；真正能卖钱的东西，反倒争得厉害。二婶抱着一只裂釉花瓶不肯撒手，说是嫁进江家时婆母给的。账房先生说瓶底有公中记号，得留给族里抵账。两人声音越说越高，最后还是二婶自己闭了嘴。她把瓶放回桌上时，手指在裂纹上摸了又摸，像摸一个病人的伤口。江沉岳过去，把自己捆好的四本旧书放到账桌上。“这几本也记进去。”
账房先生翻开看了看：“一本《雁回地志》，两本枪谱抄卷，还有一本是你小时候认字的，不值钱。”“不卖，给族学里的孩子。”“族学房子都押了。”江沉岳顿了一下：“那就放新宅正屋。只要有桌子，就还能教。”账房先生抬头看他，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把四本书单独放到脚边，没有写进卖物册。江砚秋从东厢房出来，肩上扛着两卷铺盖。他今年二十，刚入开脉三重，是江家年轻一辈里修为最高的。经过江沉岳身边时，他停了一下。“你那屋收拾完了？”“只有几本书，已经捆好。”
江砚秋朝正厅里偏了偏下巴：“那杆枪你拿走吧。”江沉岳说：“账上记了留存。”“留存就是没人要。真等韩家来封门，它还姓不姓江就难说了。”江砚秋说完便走。他说话一贯不绕弯，听着有些刺耳，却未必存着坏心。六年前两人也曾一同练过枪，后来差距越来越大，见面反而少了。江沉岳回到厅中，搬来老栓叔用过的长凳。
枪挂得高，取下来时，墙上露出两块颜色较深的印子。他握住枪杆，先觉出凉，随后才觉出沉。不是修炼者常用的那种沉，而是旧木头吸足了年月和潮气，一点点坠在手心里的沉。父亲江闻野离家前，最后一次擦枪，就是在这间厅里。那时江沉岳五岁，蹲在门槛上剥一只煮鸡蛋。江闻野拿棉布擦过枪头，忽然问他：“枪为什么要有枪缨？”五岁的江沉岳答不上来，只觉得红缨好看。父亲说，枪缨能挡血。血若顺着枪杆流下来，手会滑。
他说完便把一小束红线递给儿子，让他帮忙扎枪缨。五岁的江沉岳打不紧结，红线垂得长短不一。江闻野也不拆，提着那杆难看的枪在院里走了一遍，还故意问妻子新枪缨威不威风。母亲笑得直不起腰。后来父亲失踪，母亲病逝，那束红线也不知去了哪里。江沉岳偶尔会怀疑，这段记忆是不是自己后来补出来的。人太小的时候，真正记住的常常只有一两个颜色，其余全靠别人讲述。他能确定的只有红线、鸡蛋烫手，还有父亲擦枪时身上的松油气味。
后来这句话被他记了很多年。至于父亲为什么走、去了哪里，家里给过许多说法。押粮失踪，误入荒原，碰上山匪。每一种说法都有头有尾，唯独没有尸首。枪上也没有枪缨。江守拙不知何时走到了正厅门口。老人拄着枣木杖，看见孙子手里的枪，先皱眉：“谁叫你拿的？”江沉岳把账册上的话原样答了：“留存，不估价。”“不估价就不是你的。”江沉岳握着枪没松：“那是谁的？”江守拙望向墙上留下的两道深色印子。片刻后，他抬杖在枪杆上点了一下。
“你爹走时欠公中四十二两。他留下的东西原该抵账。”“这枪值三百文。”“所以还差四十一两七百文。”老人转身往外走，“等你有钱，一并还。”走出两步，他又说：“鹿皮套也是公中的，算二百文。”江沉岳低头笑了一下。江家穷得要卖祖宅，祖父却还是不肯把枪直接送给他。欠就是欠，给就是给，老人这一辈子分得很清。也正因为分得太清，江家才总吃那些不肯讲清楚的人的亏。
江沉岳用拇指抹过枪头的锈，指腹立刻多了层暗红。他正想把枪装进旧鹿皮套，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马蹄声。账房先生小跑进来，脸色比墙灰还白。“家主在哪儿？”老栓叔问：“又怎么了？”“韩家改了日子。”账房先生喘着气说，“不是明早。他们的人已经过了石桥，带着郡署的契吏，半个时辰就到。”院里的动静慢慢停了。一个孩子还在拖空木箱，箱角摩擦青砖，发出刺耳的响。孩子母亲赶紧把他抱了起来。江沉岳把旧枪背到肩后，转头看了眼门外。风把巷口的招幡吹得直响。
韩家来得这么急，怕的显然不是江家搬走什么桌椅。他们怕江家在祖宅里找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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