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芬已经三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不是腰的事——腰还疼，贴了膏药能凑合。是心里那根弦绷得太紧。街道广场舞大赛，下个月十五号开赛，她这是第二年带队。去年拿了二等奖，两千块奖金，名字上了社区公示栏，她得意了整整一个秋天。今年她目标很明确：拿一等奖。一等奖三千块，还有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最佳风采队"，挂在社区活动中心的墙上，她走到哪儿都能让人看见。
为了这面锦旗，她把队伍从二十人扩到了二十四人，新编了一套动作，加了队形变换，还自己花钱买了统一的队服——宝蓝色镶白边，上身紧、下身松，穿上去精神。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在塑胶广场集合，一练三个钟头，风雨无阻。队员们私底下叫她"赵铁人"，背后嘀咕"老太太比厂长还严"，可没人真敢走——她在这个队里就是定海神针，她不走，没人散。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
周三下午排练，队里排第三排的王桂兰没来。赵淑芬打电话过去，王桂兰在那头哭："淑芬姐，我实在来不了了。我老伴儿住院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我得去医院陪床，比赛……我参加不了了。"
赵淑芬握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王桂兰是队里的老队员，动作标准，队形里站的位置也关键——她那一排缺一个人，整个菱形队形就散了。赵淑芬心里骂了一句"偏偏这时候"，嘴上还得安慰："桂兰你别急，老伴儿要紧，比赛的事你别操心，我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她站在广场上，看着面前二十三个队员，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她。秋风一吹，宝蓝色的队服被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面小旗子。她深吸一口气，把那股慌压下去，脸上挂起领队的笑："没事，少一个人，我们调整队形。今天先练基本步，队形的事我来想。"
可她心里清楚，哪有那么容易。二十四个人的队形，是她排了一个月排出来的——前排八人，中排八人，后排八人，三排错开，菱形展开，最后收束成一个方阵。少一个人，菱形就缺了一角；补一个人，新队员跟不上节奏，整个队形就乱。她想了三天，把队形改了四遍，越改越别扭——要么前排挤了，要么后排空了，要么变换的时候有人撞在一起。
第三天晚上，她坐在家里沙发上，对着一张白纸画队形图，画了擦，擦了画，纸上全是橡皮擦出来的黑印子。老杨在旁边看电视，看她皱着眉头发呆，问了一句："要不就别比了？多大点事。"
"你懂什么。"赵淑芬头也不抬，"这不是比赛的事，是脸面的事。我去年拿了二等奖，今年要是退赛，别人怎么说？说我赵淑芬不行了？说我带不动队伍了？"
老杨摇摇头，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个女人的脾气——她这辈子争强好胜，什么都能让，唯独脸面不能让。
第四天早上，赵淑芬在小区里碰见了赵慧兰。
赵慧兰刚从菜市场回来，拎着一兜子菜，慢悠悠地走。她最近因为那个养老投资的事，整个人蔫了不少，脸色也不好看。赵淑芬眼睛一亮——她忽然想起，赵慧兰年轻时候在学校教过广播体操，协调性不差，身段也还在。更重要的是，赵慧兰个子高，站后排正好。
"慧兰！"赵淑芬迎上去，脸上堆起热情的笑，"买菜呢？"
赵慧兰看见她，有点意外。她们俩虽然住一个小区，可平时来往不多——赵慧兰是退休教师，讲究体面；赵淑芬是广场舞领队，风风火火。两个人不是一路人。
"淑芬姐。"赵慧兰点点头，客气地笑了笑。
"慧兰，我跟你说个事。"赵淑芬拉着她的胳膊，语气亲热得像亲姐妹，"我们队里少了个人，比赛下个月就到了，你能不能……来凑个数？"
赵慧兰愣住了："我？跳舞？"
"不是跳舞，是站队形。"赵淑芬赶紧说，"你个子高，站后排，不用做复杂动作，跟着走步就行。我教你，三天就能学会。"
"不行不行不行。"赵慧兰连连摆手，"我这把年纪了，又没跳过舞，上去丢人。"
"丢什么人？"赵淑芬不撒手，"你是退休教师，身段好，气质好，往那儿一站就是门面。我跟你说，我们队里就缺你这种有文化的人，站后排压阵。"
赵慧兰被她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可还是摇头："我真不行。我这阵子腰也不好，腿脚也不利索。"
"腰不好更要活动！"赵淑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你天天在家坐着，腰能好吗？出来跳跳舞，活动活动，比贴膏药强。就这么定了，下午两点，塑胶广场，我等你。"
赵慧兰还想推辞，赵淑芬已经风风火火地走了，留下一句"就这么说定了啊"。赵慧兰站在原地，拎着一兜子菜，哭笑不得。她这辈子没在大庭广众之下扭过屁股，让她去跳广场舞？还比赛？她想想都觉得脸热。
可下午两点，她还是去了。
不是因为她想去，是因为赵淑芬派人来叫了——一个穿宝蓝色队服的小老太太，敲开她家的门，笑眯眯地说："赵阿姨，淑芬姐让我来叫您，说您要是不来，她就亲自上门请。"赵慧兰知道赵淑芬说得出做得出，只好换了双软底鞋，跟着去了。
到了广场，二十三个队员已经站好了队。赵淑芬站在前面，看见赵慧兰来了，眼睛都亮了，赶紧拉她到后排："来来来，站这儿。我跟你说，你就跟着前面的人走，她迈左脚你也迈左脚，她抬手你也抬手，不用想，跟着就行。"
赵慧兰站在后排，浑身不自在。她这辈子站过讲台，站过家长会，站过公开课的教室前面，可从来没站在这么多老太太中间，跟着音乐扭屁股。音乐一响，她手忙脚乱，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前面的人迈左脚，她迈成了右脚；前面的人抬手，她抬成了胳膊肘。旁边的队员偷偷笑，她脸涨得通红。
赵淑芬在前面喊："慧兰！别紧张！跟着音乐！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赵慧兰跟着数拍子，越数越乱。她这辈子教过无数遍广播体操，从没觉得这么难。广场舞跟广播体操不一样——广播体操是整齐划一，广场舞是有律动的，要扭腰、要摆胯、要踩着那个鼓点。她的腰是僵的，胯是硬的，动作像在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练了半小时，她满头大汗，腿都酸了。赵淑芬跑过来，递了瓶水："慧兰，你歇会儿。第一次跳，能跟上就不错了。"
赵慧兰接过水，喝了一口，苦笑着说："淑芬姐，我真不行。我站这儿，整个队都被我带歪了。"
"不会不会。"赵淑芬摆手，"你站后排，谁看得清你？你就跟着走就行。"
话是这么说，可赵慧兰知道，赵淑芬是实在没人了。她看着赵淑芬那副急得嘴角起泡的样子，心里有点不忍——这个女人，平时风风火火、风光无限，原来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她叹了口气："行，我再练练。"
接下来的十天，赵慧兰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出现在广场上。她学得慢，可她认真——退休教师的认真劲儿上来了，比谁都较真。回家自己对着镜子练，把动作拆解成一步一步，像备教案一样。赵淑芬教她一个动作，她要练二十遍，直到肌肉记住为止。十天下来，她居然真的跟上了——虽然动作还是有点僵硬，可至少不会迈错脚、抬错手了。
赵淑芬对她满意得不行："慧兰，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块料。比赛那天你站后排，稳住就行。"
赵慧兰苦笑。她这辈子没想过，退休以后，她的人生会以"站广场舞队伍后排"收尾。可她看着赵淑芬那副终于松了口气的样子，又觉得，能帮上这个忙，也算值。
她回家对着镜子练的时候，老伴儿老杨靠在门框上看，笑得直不起腰："你这是干嘛呢？跳大神呢？"赵慧兰瞪他一眼："别笑，这是比赛。"老杨笑得更厉害了："你一个退休教师，去跳广场舞比赛？传出去不怕学生笑话？"赵慧兰嘴硬："学生怎么了？学生退休了也得活动活动筋骨。"话是这么说，可她对着镜子看自己那副僵硬的样子，心里也犯嘀咕——她教了四十年书，站过无数次讲台，可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手脚不是自己的。
可她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认真起来比谁都较真。她把广场舞的动作拆解成八个八拍，像备教案一样写在本子上，每一拍该迈哪只脚、该抬哪只手、该转多少度，记得清清楚楚。她甚至把音乐录下来，晚上在家跟着走步，踩得地板"咚咚"响。老杨被她吵得睡不着，蒙着被子说："你这是要去奥运会啊？"赵慧兰不理他，继续走。她这个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这是她一辈子的规矩。
比赛前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队服熨帖了，队形排好了，动作练熟了，赵慧兰也站在了她该站的位置上。赵淑芬最后一次集合，站在队伍前面，一个一个检查：头发齐不齐，队服整不整，鞋子对不对。她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将军，清点她的士兵。
"明天下午两点，社区大礼堂，一点半集合。"赵淑芬说，"都别迟到。音响我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音乐U盘我拷了两份，一份放包里，一份放家里。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别累着。"
队员们散了。赵淑芬一个人留在广场上，把音响又检查了一遍。这台音响是队里的命根子——用了三年，是大家凑钱买的，黑色的大箱子，滚轮的，推起来方便。她按了开机键，红灯亮了，接上手机，放了一首曲子，声音洪亮，没问题。她把音响推到旁边的杂物间，锁上门，钥匙揣进兜里。
那天晚上，赵淑芬睡得格外早。她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明天的每一个细节——几点起，几点化妆，几点出门，到了礼堂先热身还是先站位，上场的时候谁带头，下场的时候谁收尾。她像一个导演，在脑子里把明天的比赛从头到尾过了三遍。
半夜三点，她醒了一次。老杨在旁边打呼噜，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六点起床，洗漱，化妆，穿好队服。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耳环戴好了，队服熨帖平整。她满意地点点头，拎着包出了门。
到了杂物间，她掏出钥匙，开门，推音响。
她按了开机键。红灯没亮。
她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亮。
她蹲下来，检查电源线——插好了。检查开关——开着的。她把音响翻过来，看后面的接口，松了一个。她插紧，再按开机。红灯闪了一下，灭了。
赵淑芬的手开始抖。
她把音响推出来，接上自己的手机，放了一首曲子。没有声音。她调大音量，还是没有。她拍了拍音响侧面，像小时候拍黑白电视机那样，"咚咚"两声。音响"嗡"地响了一下，然后又没声了。
她蹲在杂物间门口，看着那台黑黢黢的音响，脑子一片空白。
比赛是下午两点。现在是早上七点半。还有六个半小时。
她掏出手机，想打电话找人修。可她认识谁？小区门口有个修电器的老王，可老王上次说他孙子结婚，回老家了。她又翻通讯录，翻来翻去，找不到一个能修音响的人。她打给队里的后勤老张，老张说："我也不会修啊。要不我们去借一个？"
"借？"赵淑芬急了，"这个点去哪里借？社区大礼堂的音响是固定的，可我们的音乐是U盘，不知道能不能接。别的队也有音响，可人家也要用，谁会借给你？"
老张在那头也没辙了。
赵淑芬挂了电话，站在杂物间门口，秋风一吹，她打了个寒战。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队服——宝蓝色镶白边，熨帖平整，像一个笑话。她辛辛苦苦准备了三个月，练了三个月，就等着今天下午上场。可现在，音响坏了。没有音响，就没有音乐；没有音乐，她那二十四个人（哦不，二十三个人加一个赵慧兰）站在舞台上，像二十四根木桩子。
她蹲下来，双手抱着头。腰又开始疼了，疼得她直咧嘴。可她顾不上了。她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三个月的努力，三天的临时补人，赵慧兰硬着头皮站进来的队形，全完了。她去年拿了二等奖，今年要是因为音响坏了退赛，她赵淑芬的脸面往哪儿搁？
她蹲在杂物间门口，蹲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掏出手机，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她打给老杨，打给老张，打给队里每一个人，甚至打给了社区张主任。她的声音从急切变成哀求，从哀求变成沙哑。可所有人给她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办法。
上午十点，赵慧兰来了。她穿着队服，化了淡妆，站在杂物间门口，看着赵淑芬蹲在地上，面前是那台死沉的、一声不吭的音响。她愣了："淑芬姐，怎么了？"
赵淑芬抬起头。赵慧兰看见她的脸，吓了一跳——这个平时风风火火、永远挺直腰板的女人，眼睛红了，嘴唇在抖，脸上的妆花了一半，像一个被人抽走了脊梁骨的纸人。
"音响坏了。"赵淑芬的声音很小，小得像在说梦话，"慧兰，音响坏了。"
赵慧兰站在那里，看着那台黑黢黢的音响，又看着赵淑芬那张狼狈的脸。她忽然明白了——这个女人撑了三个月，硬撑着排练、硬撑着改队形、硬撑着把她拉来凑数、硬撑着不给任何人看她的慌。可现在，音响坏了，她那副硬撑的壳，终于碎了。
赵慧兰蹲下来，跟赵淑芬并排坐在杂物间门口。秋天的阳光照在她们身上，暖洋洋的，可两个人都觉得冷。
"别急。"赵慧兰说，声音很轻，"我们再想想办法。"
赵淑芬没说话。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白色的舞蹈鞋，鞋面上落了一层灰。她忽然觉得，这一辈子的争强好胜，好像全压在这台音响上了。音响好了，她就是赵领队；音响坏了，她什么都不是。
而她还不知道，就在她们蹲在杂物间门口的时候，老周正从槐树林那边走过来。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布袋里是他昨天从儿子家翻出来的旧收音机——他昨晚听邻居说，赵淑芬的音响可能有问题，他想拿来试试能不能凑合用。他不知道音响坏了，他只是路过。可他走到杂物间门口，看见两个老太太蹲在地上，一个哭丧着脸，一个一脸愁容，脚边是那台死沉的黑箱子。
老周停下脚步，看了看，问了一句："这是……怎么了？"
赵淑芬抬起头，看见老周，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赵慧兰看了老周一眼，又看了看那台音响，又看了看赵淑芬。她忽然觉得，今天下午那场比赛，可能比她们想象的，要难多了。也可能——要有意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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