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那天下午，方承志把程砚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单子，推过来。单子是两联的，复写纸压着，抬头上印着课题组劳务补助发放单。姓名一栏已经打好了：程砚。金额一栏写着数字。数字是打印的，不是手写。
“编外也有。一个月八百。这次连上个月的，一千六。”
程砚看着那张单子。最下面是签字栏。签字栏有三格，前两格已经签满了。他看着那两个字，没有马上拿笔。
“签吧。这个签字不用你负责。”
上次那个也不用他负责。方承志看他一眼，笑了一下。
“这次是真的。这是领钱。领钱是最安全的一种签字。”
程砚拿起笔，在那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笔是桌上那支黑杆的。还是那两个字，十七画。写到最后一竖的时候，手腕还是抖了一下。写完他把单子推回去。什么时候到。明天。谢谢方老师。
“不用谢我。这是你干活的钱。”
他把单子收起来，夹进一个铁皮夹子里。夹子合上的时候弹了一下。
“还有。勘察报告出来了。”
程砚停下来。他的一只手还扶在门把上。
“东侧那一块。两个孔，上面两米全是杂填土，下面才是老土。跟你看到的一样。”
那桩位。
“桩位得调。他们那个挑檐方案，做不了。”
程砚点了点头，没有再问桩位要怎么调。他往外走，走到门口，方承志又叫住他。
“那一公分半。”
嗯。
“监理那边有回执了。他们复测过一次，确实是差。图已经改了。”
程砚站在门口，说了一句知道了。他走出来，顺手把门带上。
走廊很长，窗子在右边。下午的太阳照进来，在墙上投出一格一格的影子。有一格影子正好落在他的鞋上。他走过那些影子，一步一步。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第二天中午，手机响了一下。
是银行的短信。他点开。一条到账通知，一千六百元。短信很短，只有数字和日期。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屏幕自动暗下去，他又按亮。一盒药是三百二。一千六百元，是五盒。他把手机屏幕按灭，又点开，又看了一遍那个数字。
然后他打开通话记录，往下翻，找到母亲。最近一次通话是上个月。拨出去。响了三声。
母亲接起来，先问他吃饭了没有，学校忙不忙。他说吃了，还行。然后说，要给她打点钱过去。不用，自己留着，在外面花钱的地方多。他说有，在课题组干活，有补助。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问是什么活儿。录资料，还有画图。累不累。不累。别熬夜，眼睛本来就不好。知道了。母亲又问了几句学校的事。他一件一件答。他站在窗边，一只手撑着窗台。
说到最后，母亲问，上次说的那个比赛，比完了吗。比完了。结果呢。校内第一。电话那头又停了一下。真的？真的。程砚听见母亲在那头笑了一声，很轻。笑声后面跟着一点杂音。
“那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他也……”
她说到一半，停住了。后面那半句没有出来。程砚握着手机，站在宿舍的窗边。窗台上有一层薄灰。
妈——他寒假回去的时候，看了以前的那些照片。哪张。就工地那张。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几秒，那边有椅子挪动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那边有了声音。
“那些东西，你收好就行。”
妈。我这边有人来了，药我按时吃，你别管，钱你自己留着。你把卡号发给我。不用了。妈。发给你，发了你也不许都打过来，你听见没有。听见了。
电话挂了。程砚把手机放下。手机背面朝上，屏幕还亮着。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短信，一串卡号，后面跟着一句话：只许打一半。
他看着那串数字。卡号一共十九位，他数了一遍。然后他坐到桌前，拿出一张纸，算了一遍。房租、饭钱、书费、来回的车票，还有那盒药。算完他在纸上写了一个数。写完他用笔把那行圈了一下。
一千六是一千六。可算到最后，落在最下面那个数，比他想的小。他把那张纸折起来，跟卡放在一起。折了两折，塞进钱包的夹层。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操场，有人在跑步，一圈一圈的。看台上没有人，灯只开了半边。
他想起上学期做模型的那三个人。那几天他们三个人挤在工作间里，做到凌晨，谁也没走。后来模型拿了第一，另一个组的人来找他，说要一起做个新东西。再后来就散了。谁也没说不做，就是慢慢地不再提了。
一个转去了别的专业方向，一个跟着导师去外地做实践，剩下他一个人。他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一件事做成了，人反而散了。现在也不明白。他只知道，散掉的东西不一定是因为坏了。周三晚上，他去了阶梯教室。
教室在建筑学院的三层，门前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印着讲座的题目和讲课人的名字。海报的角上被人撕掉一块。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大半。他在后排找了个位置。椅子是折叠的，坐下去响了一声。
台上还没开始。灯亮着，投影仪开着，屏幕上是一张老城区的照片，灰扑扑的，屋顶挤在一起。照片是俯拍的，看不出是哪一年。他坐下没多久，前排有人回头。是温以宁。她隔着几排人看他，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她身边有一个空位。座位上放着一件外套。程砚坐着没动，把书包放在膝盖上。她又指了指。他站起来，走过去，在那张空位上坐下。温以宁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她以为他不来。说了有空的。
“你还挺守信用。”
程砚没有说话。讲台上的人开始讲了。讲的是一个南方城市的老城区改造。讲的人是个中年男人，穿深色毛衣，声音不高，讲得很慢。他不讲那些漂亮的整体规划图，他讲的是缝。
老房子跟新房子之间怎么缝，老基础跟新地基之间怎么缝，新的管线从老的管线里穿过去时怎么缝。
“做旧改，最难的不是拆。是接。”
程砚坐在那儿，慢慢地，听进去了。台下有人在记笔记，笔尖的声音很轻。
“新建是白纸。旧改是两个东西凑一起。缝在哪儿，力怎么传，都是问题。”
程砚的手在膝盖上收紧了。他把手压住，没让它再动。这句话他听过。连语气都像。两个月前，方承志说过几乎一样的话。讲台上的人翻到下一页。照片上是一处工地，基坑边上围着绿色的围挡，围挡前面站着几个人，戴着安全帽。
“这个项目，我们后来停过一次。原因很简单，甲方给我们的原始资料里，有一条管线没有标。”
程砚的后背一凉。他把身子往前挪了半寸。
“它不在图上。它在土里。我们在现场开挖的时候才发现的。那根管线在不开挖的情况下，谁都不知道它在那儿。”
后来呢。
“后来我们停下来，重新勘察，重新做方案。多花了两个月，多花了一笔钱。”
他停了一下。
“但是人没事。”
教室里很安静。投影仪的风扇声听得出来。程砚坐着，手心出了汗。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他几乎想站起来，问一句：那如果当时没人发现呢。如果当时那张图上本来就没有这条线，后来有人签了字，再后来出了事——那时候算谁的。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旁边的人都在看屏幕，没有人看他。旁边的温以宁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他没有动。
讲座结束了。灯亮起来的时候，屋里有一阵挪椅子的声音。人开始往外走。过道很窄，前面的人挤着。温以宁站起来，收好笔记本，被人群带着往前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他。
走啊。程砚站起来。他从人群里挤出去，在教室门口差点被一张椅子绊了一下。温以宁伸手拉了一下他的袖子。小心。谢谢。两个人顺着楼梯往下走。楼梯上人很多，他们走得很慢。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他们的脚步声一响，灯就亮一层。
走到楼底下，外面有点风。风从楼后面绕过来，把树叶吹得响。
“你刚才脸色不对。”
没有。
“有。讲到那个管线的时候，你整个人都直了。”
程砚看着前面的路灯。灯下有一小圈光，别处是暗的。他上个月刚遇到一个类似的事。甲方给他们的资料里，有一条废弃的管线。然后呢。图上写的是没有。有一张甲方自己画的草图，上面画了一条虚线。
那怎么发现的。他看到的。温以宁停下来，看他。
“程砚。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风把路边的树吹得响了一下。那声音过去以后，安静了两秒。程砚看着她。灯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很亮，是真的在等一个答案，不是随便问一句。他张了张嘴。最后他说没有。说完把脸转向另一边。温以宁看了他两秒，然后点了点头。
好吧。她抱着笔记本往前走，问他是不是回宿舍。嗯。她指了指另一条路，说她往这边，明天见。明天见。她走了。程砚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走到路灯底下，又走过去，变成一个小小的影子。他把手插进兜里。兜里有钥匙和一张卡。
卡里有一千六百块。他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回到宿舍，宿舍里没人。他把书包放下，先去洗了把脸。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领款单的存根，压平，夹进那摞东西里。存根上还留着复写纸的印。卷尺、铅锤、巡查记录、复印件。现在多了两张纸。一张领款单。一张讲座的门票——他进门的时候，门口发了一张小票，他没扔，一直攥在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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