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台车是青阳铺送来的，就是当年长途车上那位老汉生产队用的那台。老汉特意跟车来了，蹲在车间门口看了一下午，验收单签字的时候非让把"青阳铺"三个字写上，说回去要贴在队部墙上。会战第一百台车是十月二十六号下午验收的。从七月二十号首批料进库算起，九十八天，比标书承诺的四十五天工期的两倍还少两天——账面上，突击队比承诺提前了整整十二天收尾。
验收单是地区站开的，一百台，合格一百台，使用中的返修七台，返修率百分之一点二。验收单叠起来有一指厚，他掂了掂，交给站里归档的干事："存好。这摞纸往后是教材，也是证据。"吴广田在最后一台验收单上签完字，把笔帽按上，对周围的人说了一句："这七台，六台是机手自己乱调的油路，不是修出来的病。"
食堂的桌子是各车间自己拼的，菜是炊事班加的，肉面一人一碗，管够。马春生那碗里多了一个荷包蛋，是他自己在窗口要的，说要庆庆自己这一年没被卡扣过第二回。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食堂门口的灯泡底下，几个人拉着郑国栋合影。厂长难得没摆手拒绝，就站在正中间，身后的墙上贴着八个字：账要经得起看。庆功会开得简短。郑国栋没有摆酒，只在食堂加了四个菜，全场一人一碗肉面。讲话之前他先要了口水，润了润嗓子——熟悉厂长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要讲长话的前兆。结果他就讲了三句话，比平时还短。他站在食堂台子上讲话，讲得很短："钱的事，我宣布一条。会战结算的纯利润，一半按方案给突击队提奖，一分不少；另一半，留厂，进技改。现在挣的钱，不能今晚就吃光。"
这笔账工人算得比谁都清楚：提奖是进兜的，技改是保饭碗的。两样都不落空，这样的厂长，跟十年才碰得上一回。台下静了两秒，接着掌声起来了。周长贵在底下小声跟王守拙嘀咕："提奖一半就不少了，剩下那半买机床，买来的还是咱的手艺。"王守拙咂了口面汤："厂长开窍了。"
散会后，吴广田把郑国栋和陈建军留在了办公室。他说这话的时候，办公室的窗户开着，外面锅炉房的烟囱正冒烟——那根管子，就是父亲当初检修的那一根，如今包着新保温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推过来："站里的意思。地区农机大修的摊子越铺越大，站里有场地，有编制指标，有全省的订单渠道；你们厂有卡，有账，有一支带得出门的大修队。合起来办一个地区农机大修技术协作培训中心，牌子挂站里，活儿两家干。"
郑国栋把那页纸看了很久，先问的不是钱："章程怎么定？"
"章程两家一起写。"吴广田说，"丑话搁前头——所有制不一样，站里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你们是县属集体企业，这中间怎么折，文件上没有现成答案。写了也未必批，不写就永远没有。"
郑国栋把那页纸折起来塞进兜里，在厂门口的灯底下站了一会儿。会战的账他心里有数：八千五百块的进项，刨去料钱工钱，纯利小两千——这是建厂以来单笔最大的利。可吴广田递过来的这页纸，值的不止两千。
回去的路上，陈建军问郑国栋想不想接。厂长在黑地里走了十几步，停下来："想。但不是现在拍板。章程起草，你去；谈崩了算我的，谈成了算你的。"
起草小组一共七个人，县厂出三个：陈建军、财务科一位副科长、厂办一名干事。陈建军负责技术条款的部分，他把自己那套卡又捋了一遍，把哪些能写进章程、哪些只是厂里的土办法，一条一条分清楚。钱小进帮着抄正稿，一笔一划，抄完自己先看三遍。
十一月一号，章程起草小组在地区站二楼开第一次会。县厂出的草案头一条就碰了硬石头：技术入不入股、怎么折股。站里的同志把话挑明：这个写进去，批文多半下不来。
中场休息的时候，站里那位老干事把陈建军叫到走廊尽头，压着嗓子说了半宿话。他说站里不是不想联，是怕联了以后背管理责任——县厂的工人在站里的场地出了工伤，算谁的？这条不写清，章程送上去就是个雷。陈建军回到会议室，加了一章：安全责任划分，十一条，一条一条写死。老干事看完，头一回露了笑。
会开到中午没结果。陈建军回县的车上把这些话跟郑国栋原原本本学了。郑国栋听完只问了一句："章程里最硬的那条，咱们让了吗？"陈建军说："让了半条——牌子先挂站里，账本还是咱们的账本。"厂长点点头："让牌子不让账本，行。"
散会时，站里一位老干事私下跟陈建军说了一句："小陈师傅，别急。文件没有的，不等于不能有——先干起来，干出样子，文件会来追你的。"
陈建军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他忽然明白，这一世他要走的路，跟修机器是一个道理：没有现成图纸的地方，先照着原理干，等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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