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码头是活的。
周砚站在跳板末端，肩上挎着那个半新的青布包袱，脚底能感觉到船板在浪里的轻微晃动。他往前迈了一步，鞋底踩上石阶，晃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坚硬的、带着湿意的踏实。
码头上的人像蚂蚁一样多。挑夫光着膀子扛茶箱，汗水从脊背淌下来，在裤腰上洇开一片深色。卖粥的摊子支在岸边，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远处几个穿洋装的人在跟商人说话，舌头打着卷，吐出一串听不懂的句子，中间夹着几个生硬的中文词。更远的地方，一艘三桅大船的桅杆顶上飘着米字旗，旗子被江风扯得猎猎响。
周砚站了一会儿，把包袱往上提了提。金叶子缝在贴身处，血指印册子塞在鞋底夹层里，路引和铺户文书卷成小卷，塞在包袱的夹层中。他用手按了按，都在。
他迈开步子，顺着人流往十三行街方向走。
空气里什么味都有——茶叶的焦香、桐油的刺鼻、海鲜的腥、烧炭的烟，还有一股浓烈的、混合了发油和花露水的气味，那是刚从洋行里出来的买办身上飘过来的。
周砚走了大约半炷香的功夫，看到了怡和行的门脸。
黑漆大门，铜环锃亮。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三个字——怡和行。字是阴刻填金的，笔力很稳，一看就是练过多年字的人写的。门口站着两个伙计，一个穿蓝布短打，一个穿灰布长衫。
周砚走到门口，还没开口，蓝布短打就把他拦住了。
“做什么的？”
“听说贵号要人，我来应个名。”
“应什么名？有铺保吗？”
“没有。”
蓝布短打上下扫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上停了一瞬，然后直接伸手把门一带。门板合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差点碰到周砚的鼻尖。
周砚退后一步，看着紧闭的大门。
他没走。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往旁边挪了几步，靠在一棵榕树下面蹲了下来。榕树的气根垂下来，像帘子一样把他遮去半边。他把包袱解下来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怡和行的大门。
门虽关了，但院子里的声音能传出来。有人在喊，有人在搬东西。偶尔有伙计从门缝里挤出来，手里抱着货单或者端着茶盘。
周砚蹲了很久。
他看到三拨人进去过。第一拨是个穿绸衫的中年人，被伙计客客气气迎进去。第二拨是两个挑夫，抬着一筐东西。第三拨是个年轻人，脸色发白，进去时步子很快，出来时步子更快，脸色比进去时还白。
又过了大约一炷香，院子里忽然传来声音。那声音不大，但穿过院墙，落在周砚耳朵里，清晰得像贴着门板听。
“三百两，不是小数目。这笔账，你没记。货倒是收进来了。那卖货的银子，去哪了？”
周砚的耳朵竖了起来。
“你当我是傻子？三笔账，三处对不上。我查了三天，才查到你头上。你还有什么说的？”
周砚没动。他靠在榕树干上，闭着眼，像是睡着了。但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曾先生，我一时糊涂……”那声音发颤，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滚。”
门开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怡和行大门冲出来，脸色灰白，眼睛红着，跑得极快。周砚目送他跑过两条巷子，消失在十三行街口。
他没有追。
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把包袱重新挎上。
他走到怡和行门口，抬手敲了敲门环。
门开了。蓝布短打又探出半个脑袋。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要铺保吗？”
“我不找铺保。”周砚说，“我找刚才在里头查账的那位先生。你告诉他，我能帮他解决三笔悬账的事。”
蓝布短打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两眼。
“你听到了？”
“听到了。”
蓝布短打犹豫了一瞬，把门合上，跑了进去。
没过多久，门重新打开。一个五十来岁的***在门内。瘦脸，眼睛很亮，手里攥着一把算盘。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袍，袖口挽到手腕上面，露出瘦而有力的前臂。
“你刚才说，你能解决三笔悬账？”曾账房开口，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能。”
“怎么解决？”
“让我进去看账。”
曾账房没说话。他盯着周砚看了两秒，然后把门开大了一些。
“进来。”
周砚跟着他穿过前院，拐过一道月门，来到后院。院子里堆着十几口大缸，缸里都是茶叶。香气极浓，像一层厚厚的热棉被，盖在人的鼻子和嘴巴上。
曾账房把他领进账房。这间屋子不大，但墙上的架子摆满了账册，从地面一直堆到房梁。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大案，案上摊着一本蓝皮账册，旁边还有半砚磨好的墨，笔搁在墨上，笔尖还是湿的。
“这本账，”曾账房指着那本蓝皮账册，“去年六月到今年正月，茶叶进出。你找到三笔，我说的那三笔。”
周砚走到案前，翻开那本账册。他一页一页地看，从头看到尾。
合上账册之后，他抬起头。
“不是三笔。”他说。
曾账房的手停在算盘上。
“是四笔。”
曾账房没说话。他看着周砚，算盘珠子在手指之间停住了。
周砚把账册翻开，翻到中间一页，指着其中一行。
“八月十五，收武夷茶五十担。发同文行三十担。差二十担，四百两。”他的手移到下一行，“九月初三，收瓷器二百件。发富顺行一百五十件。差五十件，二百五十两。”再翻一页，“十月二十一，收丝绸八十匹。发义成行六十匹。差二十匹，二百两。”他把账册合上，“三笔加起来，八百五十两。但还有一笔。”
“哪一笔？”
“七月十二。”周砚说，“收武夷茶三十担，发同文行三十担。数字对得上，重量不对。”
“怎么不对？”
“武夷茶一箱通常二十斤。三十担，就是三千斤，应该是一百五十箱。可账上写的是‘三十担’。如果按箱数算，三十箱就是六百斤，也就是六担。三十担和六担，差得太多。”
曾账房站起来，走到周砚身边，低头看那页账。
“还有，”周砚说，“这本账是单边记的。进项记一行，出项记一行，中间没有对应。这样记法，只要有人想藏数，不用改数字，把对应的出项往后挪两页就行。他藏了四笔，挪了四笔的对应关系。”
“所以那笔三十担，实际上是六担？”
“对。那笔货的实际重量和账面重量差了二十四担。这二十四担，就是被藏起来的。”
曾账房转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周砚。院子里，伙计们还在搬货，声音时远时近。
“你怎么看出来的？”
“看账的时候，把进项和出项对起来看。”周砚说，“一笔进项，对一笔出项。对不上，中间就有缺口。这个法子，我在和珅府里学的。”
曾账房转过身。
“和珅府？”
“对。”周砚没瞒，“和珅倒台之前，我在他府里做了四年账房杂役。和珅的账有三层——明账给外人看，暗账给心腹看，真账给自己看。你这本账是明账，明账对不上，暗账里一定有对应的数。”
曾账房盯着他看了很久。
他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本黑皮账册，扔到周砚面前。
“这本是暗账。你看。”
周砚翻开暗账，一页一页地看。暗账比明账厚一倍，纸页发黄，墨迹深浅不一。他看到时停下来。
“。”他说，“收武夷茶八十担，发同文行六十担。这个数是对的。”
“怎么是对的？”
“日期对。”周砚说，“这笔的日期是七月十四。同文行那边的记载，七月十五收到六十担武夷茶。货从武夷山到广州，走水路刚好一个月。如果这笔账是假的，日期不会这么准。”
曾账房没说话。
周砚继续往后翻。
“。”他往前翻了两页，“收安溪铁观音一百担，发富顺行一百担。数字对得上，日期也对得上，但重量不对。安溪铁观音一箱通常是四十斤。如果按箱数算，一百箱就是四千斤。但账上写的是‘一百担’，一担一百斤，那就是一万斤。两者相差太大。”
曾账房把暗账合上，收进抽屉。
“你留下来。”他说，“月钱二两，年底再加分红。”
周砚拱手：“多谢曾先生。”
“别谢我。”曾账房坐回去，拿起算盘开始拨珠子，“我还有个问题——你刚才在外面听到那个被我赶走的人的事，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不知道。”
“阿财。”曾账房说，“我让他抄了三年账，从来没出过错。但这三笔悬账，就是从他手里漏出来的。”
周砚没说话。
曾账房看了他一眼，低头继续打算盘。
“明天搬过来住。铺保的事，我来办。”
周砚点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步。
“曾先生。”
“嗯？”
“刚才被我听到的那些——阿财的事，我不会说出去。”
曾账房没抬头。算盘珠子在他手里噼啪响着，节奏稳当，没有一丝乱。
“去吧。”
周砚出了账房，穿过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榕树，树冠遮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几张石凳，石凳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缝一件旧衫。
周砚走过的时候，那人抬了一下头。
四十来岁，瘦削，两只眼睛不大，但目光很稳。他看了周砚一眼，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缝衣服。
周砚从他身边走过，没说话。
但他记住了这个人的脸。
傍晚的时候，周砚从顺兴隆搬进了怡和行后院的厢房。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窗外就是珠江，水声从早到晚不停。
他放下包袱，把血指印册子和金叶子用油纸包好，塞进床底下一块松动的砖头下面。那块砖的缝极细，从外面看不出痕迹。
收拾完之后，他坐在桌前，把今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进怡和行了。曾账房对他印象深刻。有地方住了。有月钱了。铺保的事也有人办了。
但有一件事他还没做。
他正想到这儿，有人敲门。
周砚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青布衫洗得发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瘦，站姿很直。
“周砚？”
“是我。”
“苏晚。”那人说，“我父亲叫苏景行。”
周砚手停在门框上。
“我听说你在怡和行找了份差事。”苏晚看着他，眼神很冷，“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怡和行里有一个人，跟我父亲的案子有关。你进去之后，帮我盯着他。”
“谁？”
“陈汝泽。”苏晚说，“他现在叫陈汝泽，在怡和行管批文。”
周砚心里一沉。陈汝泽。血指印册子上，排在第一个的名字。
“你凭什么让我帮你？”
苏晚从袖子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是半本账册。封皮发黑，纸页发脆。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她说，“另一半，在你手里。”
周砚低头看着那半本账册，没说话。
苏晚转身走了。
周砚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然后把门关上，回到桌前，把那半本账册拿起来，翻开。
上面写着一行字——
嘉庆元年五月十五，和珅府暗账，第一笔：扬州苏家，汇银一千两。
他合上册子。
苏景行。陈汝泽。怡和行。
这条线，比他想的更近。
窗外，珠江的水声从远处传来，细细的，不急，不停。
周砚把两半账册并排放在桌上，点了一盏油灯。
今晚，他要看账。
作者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