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春的斤两差，周砚没有当场说。
他退到茶堆后面，用指甲在货单背面划了三道痕。第一道记数量，第二道记单价，第三道记洋人那边的磅数折算。三道痕画完，他心里已经有了数——林茂春报给洋人的总量，比报给行商的多了整整两成。
两成。一千五百箱茶，每箱多报三斤，就是四千五百斤。这四千五百斤茶，洋人付了钱，行商没收到货。
钱去哪儿了？
周砚没问。他把货单递还给林茂春，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林茂春接过去，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继续跟洋人说话。
曾账房带他往回走的时候，周砚开口：“林茂春的磅数，对不上。”
曾账房脚步没停：“对不上多少？”
“两成。”
“两成是行里的规矩。”曾账房语气很平，“东印度公司那边多报，咱们这边少报，差额由公所那边分。谁经手谁拿大头，往下分到行里，再往下分到伙计手里。你看到的只是面上的，底下还有。”
“我知道。”周砚说，“但我想问的是，那两成茶，是从哪里出的。”
曾账房停下了。
他转过身，看了周砚一眼。眼神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就没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账上记的出货量，比码头实际装船的数量少。”周砚说，“码头多出来的那两成，不在账上，也不在公所的存档里。这批茶如果走的是正规渠道，应该有条子；如果没走正规渠道，那就是有人另开了一条线。”
曾账房没说话。
周砚继续说：“另开的那条线，从武夷山到广州，走的是哪条路，谁负责押运，谁负责交接。这些，账上都没有。”
“你才来几天？”曾账房忽然问。
“三天。”
“三天你就看出来了？”
“账上看出来的。”周砚说，“怡和行的茶账，每一笔都有产地、数量、单价，但没有一笔记了运费。武夷山到广州，走梅岭，翻山越岭，运费不便宜。账上不记运费，只有一个解释——运费不走怡和行的账，走别的地方。”
曾账房盯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继续走，声音从前面传过来：“晚上到账房来。”
那天夜里，周砚坐在怡和行后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蓝皮账册。
曾账房坐在对面，喝茶，不说话。
周砚翻账册，翻到，停了。
这本账册记的是武夷山茶从产地到广州的全部环节。有采茶、制茶、装箱、装车、装船、进仓。每一笔都有日期、数量、经手人。但独独缺了最重要的一环——从武夷山到广州的运输。
“运费不在账上，”周砚说，“但茶到了。这批茶怎么来的？”
曾账房把茶杯放下：“有人帮我们运。”
“谁？”
“你猜。”
周砚没猜。他翻到账册最后一页，上面记着一行极小的字：“嘉庆二年起，正山小种由建宁府林氏代运。运费从货款中扣除，不入行账。”
“林氏。”周砚说，“建宁府林氏，和怡和行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曾账房说，“他们不属怡和行，也不属十三行。他们是独立的茶商，帮怡和行运货，运费从茶价里扣。这件事，只有伍东家、我、还有林家的人知道。”
“那林茂春知道吗？”
“他不知道。”曾账房说，“他只管跟洋人谈价，不管货运。”
周砚明白了。
怡和行的茶，有两套系统。一套是明面上的，由林茂春对接洋人，走公所账目，公开透明。另一套是暗面上的，由建宁府林氏负责运输，不走行账，不报关，不经过公所。
这两套系统，共用同一批货。明面上的茶从公所走，暗面上的茶从梅岭走。到了广州，两批茶合在一起，由林茂春卖给洋人。洋人只认总量，不认来源。
“那差额的那两成，”周砚说，“就是从暗面上来的。”
曾账房没答。但他也没否认。
周砚把账册合上，推到一边：“曾账房，我想见林家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条线，我要用。”
曾账房放下茶杯，看着他：“你要用它做什么？”
“锁货。”周砚说，“伍东家让我三天之内锁住武夷山的货源。光靠怡和行一家，锁不住。但如果有林家这条线，我能把武夷山、安溪、祁门三条线的货，全部锁住。”
曾账房沉默了一段。
然后他说：“你等我消息。”
第二天中午，曾账房带回来一个人。
那人三十来岁，黑瘦，穿一件靛蓝短打，脚上是一双沾着泥的布鞋。他进门之后不坐，站在门口，眼睛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周砚身上。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账房？”
“周砚。”
“林文远。”那人说，“建宁府林家的人。”
周砚站起来，拱了拱手。
林文远没还礼，直接说：“曾先生说你要用我那条线。你说说，你要运什么，运多少，什么时候运。”
“不运货。”周砚说，“我要你把货压住。”
林文远皱眉：“压住？”
“武夷山今年产的正山小种，全部压住，不运广州。安溪的铁观音，祁门的红茶，也一样。三天之内，你的人在三个产地把货全锁住，不让任何一家茶商往外发货。”
林文远盯着他：“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知道。”周砚说，“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到了广州，拿不到货。”
“那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等。”周砚说，“等不到就压价，压不到就找别的渠道。但梅岭那条线被你锁住了，别的渠道走不通。他们只能等。”
“等多久？”
“半个月。”周砚说，“半个月之后，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谈。”
林文远沉默了一会儿，转头看曾账房：“曾先生，这个人说的，你信？”
曾账房说：“我信不信不重要。伍东家信了。”
林文远又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周砚：“锁货这件事，我的人可以做。但你要知道，茶商不是傻子。你把货压住不让卖，他们会闹。”
“不会闹。”周砚说，“你告诉他们，今年东印度公司要压价，谁先卖谁吃亏。让他们等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同样的茶，能多卖三成。”
“他们凭什么信你？”
“凭我是怡和行的账房。”周砚说，“怡和行在十三行的地位，他们清楚。怡和行说等，他们就会等。”
林文远看了他很久。
然后他说：“行。但有一条——如果半个月之后东印度公司没压价，或者压了价但我们没拿到好价钱，这笔损失，你来赔。”
“可以。”周砚说，“我赔。”
林文远转身走了。
曾账房等他出了门，才开口：“你拿什么赔？”
“拿我的命。”周砚说。
曾账房没再问。
三天后，消息传回广州。
武夷山、安溪、祁门三条线的货，全部锁住。林文远的人在三个产地设了卡，所有往外走的茶，都得等他放行。茶商们一开始闹，但听说东印度公司要压价，都缩了。
第四天，威廉·贾丁斯的船到了广州。
黄埔港靠了三条大船，桅杆上挂着英吉利旗。码头上，林茂春带着几个通事去接。周砚没有去，他留在怡和行，等消息。
当天下午，消息来了。
威廉·贾丁斯报的价是正山小种每担八两。
比周砚预计的还低一两。
曾账房把报价单放到周砚面前：“你怎么看？”
“不接。”周砚说，“让他等。”
“他要是走了呢？”
“他不会走。”周砚说，“他的船期是固定的，回程日期在合同里写死了。他走不了。”
曾账房把报价单收起来：“那我去回话。”
周砚叫住他：“等等。你跟林茂春说，让他明天再去一趟码头，跟威廉说，怡和行的货不齐，要等三天。”
“等三天？”
“等三天。”周砚说，“这三天里，威廉会着急，他会去找别家行商。但别家行商的货也被我们锁了，他找谁都没用。三天之后，他会再来找我们，那时候，就轮到我们报价了。”
曾账房看着他：“你报多少？”
“十二两。”周砚说，“一分不少。”
曾账房愣了一下：“原价？”
“原价。”周砚说，“但有一个条件——他要用白银结算，不能用伦敦汇票。”
“白银结算？”曾账房皱眉，“以前都是汇票。”
“以前是以前。”周砚说，“今年要用白银。他要是同意，我们就签合同。”
“他要是不同意呢？”
“他会同意。”周砚说，“因为他的船在港口停一天，就要交一天的停泊费。停三天，比多付那四两银子还贵。”
曾账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行，”他说，“我去办。”
第二天，林茂春去了码头，照着周砚的话说了。
威廉听完，脸色不太好看，但没说什么。第三天，威廉派人去找同文行、广利行、天宝行，挨家问了一遍。三家都说货不齐，要等。威廉的人在十三行街上转了整整一天，一箱茶都没拿到。
第四天早上，威廉亲自来了怡和行。
他进门的时候，脸色铁青，手里攥着一封信。曾账房在门口等着，把他领进了后账房。
周砚坐在账房里，面前摊着合同。
威廉用英语说了一长串，大意是：他的船在港口等了四天，每天都要交停泊费，如果再拿不到货，他就去福建直接收茶。
通事翻完，周砚开口了。
他用英语说：“威廉先生，福建的茶，您收不到。”
威廉愣住了。他没想到一个账房会说英语。
“您可以去福建，但福建的茶商不会卖给您。”周砚说，“因为安溪、武夷山、祁门三条线，已经锁了。您去了，也白去。”
威廉盯着他，半天没说话。
“您只有两个选择。”周砚说，“第一，按我们的价，白银结算，现在签合同。第二，您的船空着回伦敦，交违约金，明年再来。”
威廉的脸色变了好几遍。
最后他坐下来，拿起笔，签了合同。
正山小种一千五百担，每担十二两，白银结算。铁观音五百担，红茶两百担，同样用白银结算。
合同签完，威廉站起来，看了周砚一眼。
“你叫什么名字？”
“周砚。”
“周砚。”威廉重复了一遍，然后转身走了。
曾账房站在旁边，半天没动。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他说，“谁教你的？”
“没人教。”周砚说，“自己想的。”
曾账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出去了。
当天下午，伍秉镛把周砚叫进了他的屋子。
“合同签了。”伍秉镛说。
“签了。”
“威廉·贾丁斯压价，被你赌对了。”
“是。”
“锁货这件事，你做得干净。林家那边，没出问题。”
“是。”
伍秉镛把茶杯放下，看着他：“从今天起，你是怡和行的正式账房。月银八两，年底分红另算。”
周砚拱手：“谢伍东家。”
伍秉镛摆了摆手：“别谢我。这是你自己挣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周砚：“但你要记住一件事。”
“您说。”
“十三行这个地方，能让你赚钱，也能让你赔命。你今天赢了威廉·贾丁斯，明天可能就有人来赢你。你要想活得长，就得记住——永远别把所有牌都亮出来。”
周砚说：“我明白。”
伍秉镛转过身，看了他一眼：“你明白就好。去吧。”
周砚从伍秉镛屋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站在怡和行的院子里，看着珠江上星星点点的船灯，心里在盘算下一步。
威廉的合同签了，但他的目标不是这一单。他的目标是武夷山、安溪、祁门这三条线的控制权。只要货源在他手里，十三行谁说话都不好使。
他正想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周砚。”
他转过头。苏晚站在院子门口，手里拿着一本册子，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怎么来了？”
“我查到一件事。”苏晚走过来，把册子递给他，“陈汝泽，就是怡和行管批文的那个人。他最近三个月，跟同文行的潘有度见过四次面。每次见面都在晚上，地点在潘家后门。”
周砚翻开册子，上面记着日期、时间、地点。
“你怎么查到的？”
“我盯了他三个月。”苏晚说，“我父亲当年查到他，还没来得及报上去，就被调走了。现在轮到你了。”
周砚把册子合上，收进袖子里。
“你为什么要帮我？”
苏晚看了他一眼。“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她说，“我父亲的案子，你说了要帮我翻。但我不会等你慢慢查。我自己也在查。查到的东西，我给你，但你要记住——陈汝泽后面还有人。那个人，可能比陈汝泽危险一百倍。”
周砚看着她的眼睛。
“谁？”
“不知道。”苏晚说，“但陈汝泽每见潘有度一次，潘有度就会去一次公所。他去公所见的，是赵文炳。”
赵文炳。公所司事，管档案。
周砚心里一沉。
赵文炳管档案，潘有度是同文行当家人，陈汝泽管怡和行批文。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批文、档案、行商，全在他们手里。
“这件事，你先别动。”周砚说。
“我没动。”苏晚说，“我在等你。”
她转身走了。周砚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
他把手伸进袖子里，摸了摸那本册子。
广州十三行的水，比他想的深得多。
但越深的水，越能藏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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