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砚回到怡和行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他把从公所存档房暗格里取出的那本蓝皮册子放在桌上，没急着翻。先倒了一碗凉茶灌下去，又用冷水抹了把脸，才坐下来，把油灯拨亮。
这本册子比苏景行那半本旧账厚一倍，封皮磨得发白，线装处断过两回，又被人用粗线重新订上。他翻开，上面写着一行字：嘉庆元年起，私盐进出总账。经手人：赵文炳、伍秉铨。东家：温承远。
周砚盯着“东家”两个字看了很久。
在十三行，只有商号的出资人才会被称作“东家”。可温承远是吏部的人，不该出现在这里。除非——这本册子从最开始，就不是给十三行看的，是给温承远自己看的。
他往下翻。
第一年，嘉庆元年，私盐进出三百二十担，分七笔走，每笔不超过五十担。走的全是梅岭道，经手人是赵文炳，收货人是伍秉铨。每一笔后面都有一个“清”字，意思是已结。
第二年，嘉庆二年，进出四百五十担，分十一笔走。除了梅岭道，还多了一条水路——从温州出海，经福建入广州。经手人还是赵文炳，但收货人变了，变成了“陈”。
周砚的手指在“陈”字上停了一下。
这个“陈”，可能是陈汝泽，也可能是陈达旺。但陈达旺是档案房的人，管的是底账，不是货。管货的，应该是陈汝泽。
他继续往下翻。
第三年，嘉庆三年，进出六百八十担。其中有一笔，走的是福州口岸，船名顺风号。周砚记住了这个船名。他在怡和行的账上见过“顺风号”——那是怡和行名下的一条货船，三年前租给了德丰行。
德丰行，周昌顺。
周砚把册子合上，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珠江上传来早起船工的号子声，断断续续，像隔着一层棉被。
他现在手里有三本账——苏景行的半本旧账、公所暗格里取出来的私盐原底、还有那本血指印册子。
三本账，三个方向。
苏景行的旧账记的是官面上的事——粤海关的税银差额、批文编号、调职记录。私盐原底记的是暗面上的事——盐从哪来，走哪条路，经谁的手，落在谁的口袋。血指印册子记的是人——那些被和珅捏在手里的人，那些按了血印就再没退路的人。
三本合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线。
从温州到福州，从福州到广州，从广州到京城。私盐、茶、丝、瓷，每一条货流背后，都有人签字，有人盖章，有人收钱。
而这条线的顶端，是温承远。
周砚站起来，把三本账分别用油纸包好，塞进墙角的暗格里。那是他自己在墙上挖的一个洞，外面用一块松动的砖堵着，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做完这些，他出门去找苏晚。
苏晚不在染坊巷。周砚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没人，桌上摊着一堆纸页，笔搁在砚台上，墨还没干。他等了一会儿，苏晚从外头回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沈砚秋让人送来的。”
周砚接过信，拆开。信很短，只有两行字——
“温承远，原吏部文选司主事，嘉庆三年调任江西盐法道，嘉庆五年告病辞官，下落不明。其调任批文，经手人系吏部尚书达椿。”
周砚把信看完，递给苏晚。
苏晚看完，沉默了一会儿。“吏部尚书达椿。”她说，“这个人，现在还在京城吗？”
“在。”周砚说，“达椿是和珅的人。和珅倒台之后，达椿被嘉庆革职，遣回原籍。但他人还在。”
“遣回原籍，也就是说，他手里那些调职批文，可能还在。”
“对。”周砚说，“温承远调走你父亲的批文，就是达椿经手的。找到达椿，就能证明温承远当年为什么要调走苏景行。”
苏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达椿在原籍哪里？”
“江西。”周砚说，“沈砚秋查到了。达椿被革职之后，回了江西老家。具体地址，沈砚秋还在查。”
苏晚点头，把信折好，收进袖子里。
“还有一件事。”周砚说，“伍秉铨昨天见了我。他承认那三笔悬账是他让陈汝泽做的，但他没承认私盐的事。他说私盐是赵文炳经手，他只管收货。他还说，那本私账上第一个名字是伍秉镛。”
苏晚的眉头皱了一下。“伍秉镛？”
“对。”周砚说，“所以曾账房之前不肯接那本账，因为他不想让伍秉镛牵扯进来。但现在账在我手里，伍秉镛迟早会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不动。”周砚说，“伍秉镛是怡和行的东家，也是伍秉铨的哥哥。我如果把伍秉镛的名字捅出来，怡和行内部先会乱。东印度公司的合同还没签完，不能乱。”
苏晚看着他。“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伍秉铨主动来找我。”周砚说，“他昨天跟我说，要推我拿新口子的批文。这说明他有求于我。他有求于我，就会再找我。”
苏晚没说话。
周砚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天已经亮了，染坊巷对面的墙头晾着一排新染的蓝布，在风里翻动。
“你继续查达椿。”周砚说，“我回怡和行。今天赵文炳会去公所，我要看看他丢了账册之后，第一个去找谁。”
苏晚点头，把桌上的纸页收拢，按顺序码好。
周砚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步，回头看她。
“你一个人查，小心点。”
苏晚没抬头。“你也是。”
周砚回到怡和行，直接去了后账房。曾账房已经在里面了，桌上摊着一堆单据，手里拿着笔，正在对账。
“昨天夜里的事，”曾账房头也没抬，“没出岔子？”
“没有。”周砚说，“账拿到了。”
曾账房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赵文炳今天会去公所。他丢了账，第一反应是去找陈达旺。你打算怎么盯？”
“已经安排了。”周砚说，“阿生在公所门口。”
曾账房放下笔，抬起头，看着他。“你拿到那本账了，打算怎么用？”
“查。”周砚说，“把那本账上所有的名字，一个一个对出来。赵文炳、伍秉铨、陈汝泽、陈达旺。这四个名字，都在上面。第五个名字，是温承远。”
曾账房的脸色变了。
“你知道温承远了？”
“伍秉铨告诉我的。”周砚说，“他说温承远是吏部的人，苏景行当年查私盐线查到一半，被温承远调走了。”
曾账房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周砚。
“曾先生。”周砚说，“你之前跟我说，那本账上的第一个名字是伍秉镛。你没说后面还有谁。”
“因为后面的人，比你想象的麻烦。”曾账房转过身，“温承远只是其中之一。他后面还有达椿，达椿后面还有别人。你查得越深，牵扯的人越多。”
“我知道。”周砚说。
“你知道，还要查？”
“要查。”
曾账房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我拦不住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查到伍秉镛为止，不要再往上。”
“为什么？”
“因为伍秉镛是我的东家，也是怡和行的根基。他倒了，怡和行就散了。怡和行散了，我在广州二十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周砚没说话。
曾账房继续说：“你查温承远，可以。你查达椿，也可以。但查到吏部那一层，你就停。再往上，你扛不住。”
周砚沉默了一会儿，开口。
“曾先生，我问你一件事。”
“说。”
“当年苏景行查到哪一层，被调走的？”
曾账房没答。
“他查到吏部了。”周砚说，“所以他被调走。如果他只查到私盐商，不会被调走。他查到吏部，才被调走。”
曾账房的脸色很难看。
“你知道，我也知道。”周砚说，“你让我停，是因为你知道再往上是什么。但苏景行没停，他被调走了。我现在也停不下来。”
曾账房转过身，看着他。
“你比苏景行还倔。”
“我不是倔。”周砚说，“我只是没得选。”
两人沉默了一阵。
外头院子里传来脚步声，阿生跑进来，喘着气。
“少爷，赵文炳去了公所。他在存档房待了一刻钟，出来之后直接去了顺和绸庄。”
周砚看了一眼曾账房。
“陈达旺。”他说。
“对。”阿生说，“他在绸庄里待了两刻钟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周砚站起来。“赵文炳发现账册丢了，去找陈达旺商量。陈达旺让他先别声张，稳住。”
“稳住之后呢？”曾账房问。
“稳住之后，他们会查是谁动的手。”周砚说，“他们会查那天晚上谁进过公所。然后他们会查到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躲。”周砚说，“让他们查。他们查到我，我就把账册的事摆到台面上。赵文炳不敢把这件事闹大，因为那本账册上有他自己。”
曾账房看着他，没说话。
周砚转身往外走。
“你去哪？”
“去公所。”周砚说，“赵文炳在查我，我先去查他。”
公所门口，周砚没有进去。他站在对面的茶棚里，要了一壶茶，慢慢喝着。
等了不到半柱香，赵文炳从公所里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书办。三个人往东走，走了两条街，进了一家酒楼。周砚没跟进去，而是往反方向走，去了顺和绸庄。
绸庄的门面不大，两间开面，门口挂着几匹样品布。周砚走进去，柜台后的伙计迎上来。
“客官看布？”
“不看布。”周砚说，“我找陈达旺。”
伙计的脸色变了。“陈先生不在。”
“在不在，你说了不算。”周砚说，“你进去告诉他，怡和行账房周砚，来谈那本账册的事。”
伙计犹豫了一下，进去了。没过多久，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后头出来，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蓝长衫，走路左脚重右脚轻，带着一点跛。
周砚看着他。这个人的脸很瘦，颧骨高，眼窝深，一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稳，像是见惯了风浪。
“你就是周砚？”陈达旺开口，声音沙哑，不高，但每个字都压着分量。
“是我。”
“进来吧。”
周砚跟着他进了后院。后院不大，摆着几口染缸，空气里飘着靛蓝的气味。陈达旺带他进了一间偏屋，关上门。
“你拿了那本账。”陈达旺说。不是问句。
“拿了。”
“你知道那本账是谁的？”
“温承远的。”
陈达旺的眼神动了一下。很短，很快就收了。
“你既然知道，还敢拿？”
“我不仅敢拿，我还敢查。”周砚说，“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一声——那本账，我已经看过了。上面有你，有赵文炳，有伍秉铨，有陈汝泽。第五个名字，是温承远。”
陈达旺没说话。
“你替温承远看了三十年账。”周砚说，“你比任何人都清楚那条私盐线是怎么走的。我不用你开口，我只要你看一样东西。”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纸上写的是他从私盐原底上摘出来的三条线——梅岭道、温州水路、福州口岸。每条线后面都标了年份、货量、经手人。
陈达旺低头看那张纸，看了一会儿，抬起头。
“你想干什么？”
“我想知道一件事。”周砚说，“温承远现在还在不在。如果在，他在哪里。如果不在，他留下的这条线，现在谁在管。”
陈达旺盯着他看了很久。
“你查这个，不怕死？”
“怕。”周砚说，“但更怕活得不明不白。”
陈达旺笑了一声。那笑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
“那本账你拿走了，赵文炳今天来找我，说账册丢了。我没告诉他，是你拿的。”
“为什么？”
“因为告诉他，他第一个反应是灭口。”陈达旺说，“他灭口，我活不了。”
周砚盯着他。
“你替他看了三十年账，他还会灭你的口？”
“会。”陈达旺说，“因为那本账上，有他的名字。账册丢了，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我告诉他，是我拿的，他今晚就会派人来。我不告诉他，他还会犹豫两天。两天之内，你能查多少，是你的事。”
周砚把那张纸收回来。
“温承远在哪？”
陈达旺沉默了一会儿。
“嘉庆五年，他告病辞官。辞官之后，他没有回原籍。他去了福建。”
“福建哪里？”
“不知道。”陈达旺说，“但他走之前，来过一次广州。他在伍秉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走之前，他跟伍秉铨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条线，以后你别再碰了。”
周砚的心沉了一下。
“那是嘉庆三年的事。”陈达旺说，“温承远让伍秉铨撤出来，说明他自己也要撤。但那条线没断，因为赵文炳接了他的手。赵文炳把线往下传，传给了陈汝泽。陈汝泽管批文，赵文炳管档案，两个人把线维持了三年。”
“那温承远呢？”
“他走了。”陈达旺说，“但他在福建留了一个人。那个人，姓庄。”
周砚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名字——庄文翰。
“庄文翰。”他说。
陈达旺没否认。
“福建按察使。”周砚说，“他是温承远的人。”
“对。”陈达旺说，“温承远辞官之后，庄文翰接了他在福建的线。那条私盐线，从温州出海，经福建入广州，庄文翰就是中间的卡子。所以赵文炳在梅岭设卡的时候，要用漕帮的人。因为那条路，跟庄文翰有关。”
周砚站起来。
他现在明白了。
温承远不是消失了，他是转到了暗处。他从吏部退出来，把线交给庄文翰。庄文翰是福建按察使，管着福建一省的司法和治安。他在福建设卡，那条私盐线就从福建走，经过他的地盘，谁也拦不住。
而陈达旺，是温承远留在广州的眼睛。他管着档案房，替温承远看着那条线的走向。
赵文炳，是执行者。陈汝泽，是跑腿的。伍秉铨，是收货人。四个人，四个环节，把那条线维持了三年。
而这条线的起点，是温承远。终点，是庄文翰。
“你今天告诉我这些，”周砚说，“是要我查庄文翰？”
“不是我要你查。”陈达旺说，“是你自己走到了这一步。你拿着那本账，迟早会查到庄文翰。与其让你误打误撞，不如我告诉你实情。”
“为什么？”
“因为你查到了庄文翰，赵文炳就会先动手。他动手，我就有理由脱身。”陈达旺说，“我在档案房干了三十年，替温承远看了三十年账。我早就想走，但走不了。你来了，我就能走。”
周砚看着他。
“你要去哪？”
“不知道。”陈达旺说，“但不管去哪，都比留在这里强。”
周砚把那张纸重新收好，站起来。
“我走了。”
走到门口，陈达旺叫住他。
“周砚。”
他停下。
“温承远这个人，比你想象的难缠。他退到暗处三年，手里还攥着福建、广东、江西三条盐道。你要查他，得先查庄文翰。查庄文翰，得先过梅岭。梅岭那条道，现在是漕帮在管。”
“我知道。”周砚说。
“你不知道。”陈达旺说，“梅岭那条道，漕帮只是表面上的。真正管那条道的，是庄文翰的人。赵文炳找漕帮设卡，只是做了个样子。真正的卡子，在庄文翰手里。”
周砚推门出去。
外面天已经暗了，染坊巷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走在巷子里，脑子里在转。
庄文翰。福建按察使。温承远的人。梅岭道的真正卡子。
他现在手里有三本账——苏景行的旧账、私盐原底、血指印册子。三本账指向同一个方向：温承远。而温承远把线交给了庄文翰。
要查温承远，就得查庄文翰。要查庄文翰，就得过梅岭。而过梅岭，就得动漕帮。
周砚走到巷口，停下来。他在想一件事——陈达旺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是真心帮他，还是另有所图。
如果陈达旺说的是真的，那他今天这一趟，拿到了关键的信息。如果陈达旺说的是假的，那就是一个局，一个把他引到梅岭去的局。
但不管真假，他都得去。
因为梅岭那一端，连着苏景行的案子，连着温承远，连着那条走了六年的私盐线。
他走到珠江边，叫了一条小船。船上，他靠着船舷，看着江面上的灯火。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腥气。他把手伸进袖子里，摸了摸那本血指印册子。
册子还在。
他闭上眼，脑子里开始盘算明天的事——先去找伍秉铨，确认陈达旺说的庄文翰的事。然后去找林九，摸清梅岭那条道上的情况。最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过梅岭，见庄文翰。
但在这之前，他得先把怡和行内部稳住。
因为伍秉镛的名字，还在那本私盐账上。
如果他动得太快，伍秉镛就会知道那本账的存在。伍秉镛知道了，怡和行就会乱。怡和行一乱，东印度公司的合同就签不成。合同签不成，他就在广州站不住脚。
站不住脚，就什么都查不了。
所以第一步，不是查庄文翰，是稳住伍秉镛。
周砚睁开眼，看着对岸的灯火。
明天，他得去找伍秉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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