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农具厂把一批零活交给了周建业。活是厂长亲自送的，一张单子，上头列着：修水泵五台，配犁铧轴十二根，做一个压轴承的架子。
“水泵在库里，犁铧轴要新做，架子你自己想办法。”厂长说，“工钱按件算，月底结。”
周建业把单子看了两遍，问架子有没有图。“没有图，你说怎么造就怎么造。”厂长说，“老沈说你行。”
棚子搭在仓库东头，四根柱子，顶上盖油毡，三面围草帘子，一面敞着。料是从废品站拉的：两根角铁，一块厚铁板，几截旧钢管，还有一台报废的台钻。
台钻是赵大勇在的时候收的，收进来就扔在角落，锈得转不动，他拆开洗了一遍，换了两个轴承，能转了。
拆台钻那天，他把零件一件一件摆在报纸上，主轴、套筒、皮带轮、弹簧，摆了满满一报纸。
洗零件用的是煤油，洗完拿布擦，擦完拿机油抹一遍，抹完再装，装的时候手很稳，一颗销子都没敲弯。
棚子搭了两天，搭完他在门口钉了一块木牌，牌上拿墨写了四个字：修配小组。
木牌是从废品站挑的，一块旧床板，锯成方的，拿砂纸打磨了三遍，磨到不扎手。
牌子挂上去那天，厂里几个工人围着看，有人说这算不算私设车间，厂长说算，算我批的。
字是沈明远写的，写得比他好，一笔一楷。
水泵五台，三台是盘根漏，一台是叶轮裂，一台是轴弯了。五台泵堆在仓库门口，泵壳上糊着泥，泥干了裂成一块一块的，拿手一抠就掉。
盘根漏的好修，换盘根，紧压盖，一台半个钟头。盘根是麻绳浸了油做的，他搓了六根，一根一根往里塞，塞完拿压盖压紧，压到滴水不漏。
叶轮裂的难办，没有新的，他把裂的地方拿錾子剔开，拿铜焊焊上，焊完拿锉刀修平，修完做静平衡。
静平衡是拿两根铁棍架起来做的，把叶轮架在棍上，转一圈，哪边重哪边就往下沉，沉的那边锉一点。
轴弯的那台最麻烦，轴细，一敲就断，他拿两块木头垫着，拿锤子一点一点校，校了三个钟头。
校的时候拿千分表顶着，表针晃一下，他就知道该往哪边敲，敲一下，再看表。
五台泵修完，试水，一台一台地试，水压上来，管子不抖，才算完。试水的时候接了一根胶管，胶管头上绑着布，水一开，布鼓起来，像个拳头。
厂长蹲在旁边看，看了半天，说这泵比新的还稳，新的还抖呢。
犁铧轴十二根，是给秋耕备的。轴是四十五号钢，直径二十五，一头要车螺纹，一头要铣一个键槽。
螺纹他能车，土车床虽然旧，挑螺纹还行；键槽没法铣，没有铣床。他想了半天，做了个胎具：把轴夹在卡盘上，刀架上装一把白钢刀，拿手摇大拖板，一刀一刀地刨。
一根轴刨一个键槽要两个钟头，十二根，刨了三天。胎具是用一块厚铁板做的，板上钻了四个孔，拿螺栓把轴压住，压得死死的，一点不能动。
刨第一根的时候，刀吃深了，键槽宽了半毫米，废了一根料，他把废的那根留着，说以后当样板。
刨完拿锉刀修边，修完拿样板卡，卡进去不晃，才算合格。样板是拿一块铁片锉的，锉了半宿，锉到能塞进键槽，塞进去严丝合缝。
压轴承的架子，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农具厂修水泵、修电机，装轴承全靠拿锤子敲，敲不好就把轴承敲坏，一年要敲坏几十个。
他画的架子很简单：一个门形的铁框，顶上装一根丝杠，丝杠底下接一个压头，压头对准轴承内圈。
摇丝杠，压头往下走，轴承就压进去了，压得匀，不伤滚道。架子是用角铁焊的，焊完拿锉刀修平，丝杠是从废品站挑的，挑了一根T型螺纹的，牙口还完好。
架子做好那天，厂长来看。他拿了一个旧轴承，一套旧端盖，现场压了一回。丝杠转，压头走，轴承稳稳地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有一声轻响，“嗒”，很轻。
厂长蹲下去看，看了半天，站起来说：“这玩意儿好。”
“好就多做几个。”
“做。”厂长说，“做五个，一个车间一个。”厂长走的时候，把那台压过轴承的架子也搬走了，说要拿到县里给工业局的人看。
沈明远站在仓库门口，看着厂长搬架子，说了一句：这东西要是早十年做出来，能救不少轴承。
零活干到十月底，算工钱。算工钱那天，厂里的会计拿算盘拨了半天，拨完了说这个数不对，得重算。
重算了两遍，还是七十八，会计说你这活干得太快，快得让人不敢信。水泵五台，一台四块；犁铧轴十二根，一根一块五；架子五个，一个八块。
一共是二十加十八加四十，七十八块。厂长把账算了三遍，算完拿笔在单子上画了个勾，说月底一起结。
钱是十一月初结的，七十八块，一张一张地数。周建业数完，抽出二十块，放在桌上。
“这是给厂里的电费和料钱。”
“厂里不要。”
“不要也得要。”他说，“我用了厂里的电，用了厂里的台钻，用了厂里的料。”厂长看了他半天，把钱收下了，收完说了一句：“你要是我厂里的人就好了。”
这句话他听懂了。农具厂是集体所有制，他是废品站的临时工，编制在供销社，调不过来。
厂长想留他，可没有名额；他自己也想过，可废品站那边还有老马，还有二柱子。
那天晚上他跟沈明远说起这事，沈明远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你别急着动。”他说，“你一动，废品站就散了。”
“我知道。”
“再说，农具厂也不是什么好地方。”沈明远说，“你看我，在这儿十五年，落了个什么。”
他说完就不说了，低头把炉子里的煤核拨了拨，火苗腾起来，照得他半边脸发红。
十一月中旬，天冷了，棚子里待不住人。他在棚子四周围了草帘子，里头生了一个铁炉子，炉子是从废品站拉的，烧煤核。
煤核是二柱子从煤场捡的，一天捡半袋，捡回来拿筛子筛，筛出能烧的，装进麻袋。
炉子生起来，棚子里暖和了一点，可烟大，熏得人眼睛疼。沈明远说烟大是因为煤核潮，让他掺点干柴，他试了，果然好了一点。
十一月二十，下了一场雪。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了，可风大，刮得草帘子啪啪响。
他早上来的时候，棚子里的水盆结了一层薄冰，拿手一按就碎，碎冰底下是凉水。
他把冰捞出来，泼在门口，泼完拿脚蹭了蹭，怕人滑倒。
那天他在棚子里修一台电机，修到一半，妹妹来了。妹妹穿着一件旧棉袄，棉袄短了，露出手腕，手腕冻得通红。
“哥，娘让你回去一趟。”
“咋了？”
“爹咳得厉害，咳出血了。”
他把工具一扔，跟着妹妹往家走。路上雪化了，地上泥泞，一脚踩下去，鞋底粘一层泥。
妹妹走在前头，棉鞋上全是泥，走几步就要在路边的草上蹭一蹭。她一边走一边回头，说哥你快点，娘在家等着呢。
走到家门口，听见父亲在屋里咳，一声接一声，咳完了喘，喘完了又咳。母亲坐在炕沿上，手里端着一碗水，水已经凉了。
父亲靠在被垛上，脸是灰的，嘴唇发紫，看见他进来，摆了摆手。父亲把药片含在嘴里，含了半天，才拿水送下去，送下去以后咳了一阵，咳完说这药苦。
母亲说苦也得吃，吃了能少咳两声，父亲说少咳两声也是咳。他坐在旁边，看着父亲把剩下的药片一片一片码进小纸包，码得很整齐，一包十片，包了六包。
父亲码完药，靠在被垛上喘，喘了一会儿，说你回吧，站里还有活。他说不急，父亲说不急也得回，你在这儿，我反倒咳得厉害。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父亲已经把眼睛闭上了。炕上铺着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有一摊痰，痰里带着黑丝，母亲拿灰盖了两回。
父亲的手背上有一块新疤，是前两天摔的，摔在门槛上，磕破了皮。“没事。”他说，“老毛病。”
那天夜里，他没回棚子。他坐在父亲旁边，给他捶背，捶一下，父亲咳一声，捶到后半夜，咳得轻了一点。
母亲在灶房里熬药，药味从门帘缝里钻进来，苦得人舌根发麻。药是拿药罐子熬的，罐子底下垫着三块砖，火不能大，大了药就糊。
母亲守在灶房门口，拿扇子扇火，扇一下，火苗舔一下罐底。妹妹趴在炕桌上写作业，写着写着睡着了，铅笔还捏在手里。
他看着这三个人，忽然想起账本上的第九行：小满小时候管我叫老周。那一行还没划。
第二天一早，他去卫生院找刘医生。刘医生来看了，听了半天，说是老慢支，加上矽肺，得养，不能累，不能着凉。
他拿听诊器在父亲背上听了三处，听完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摇了摇头。他说这病在县里治不了，得去地区医院，地区医院有氧气，有雾化，可住院要押金。
“有没有药？”
“有，氨茶碱，还有止咳的。”刘医生说，“可这病养不好，只能拖。”
“拖多久？”
“看人。”他说，“有人拖十年，有人拖三年。”
从卫生院出来，他在街上站了一会儿。街上有卖烤红薯的，红薯在炉子里转，皮烤得焦黑，裂开的地方冒着糖稀。
卖红薯的老头认得他，说后生，又来买？他说买两个，老头挑了俩大的，拿纸包上。
他买了两个，揣在怀里，往家走。走到半路，他想起二〇二六年，父亲这个岁数，应该在做体检，拍片子，吃药，吸氧。
那时候他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知道，一片氨茶碱，要跑三十里地。
他把红薯掰开，一半给母亲，一半给妹妹，自己啃那个烤焦的皮。母亲说你也吃一口，他说吃过了，其实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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