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二，上午九点，公社的查账组来了。天阴着，云压得很低，院子里的铁堆上落了一层潮气。
走在头里的是秘书老郑，戴一副黑框眼镜，夹着一个公文包，包角磨破了，用胶布粘着。
跟在后头的是公安特派员，姓吴，三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腰里别着一把匣子枪，枪把上缠着红布。
最后头是电灌站的周站长，脸黑得像锅底，一进院子就盯着后院的废铜堆看。
老马昨天夜里就得了信，把收购单据按日期排好，用一块石头压在条案上，他知道今天要来人。
老马从屋里迎出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几位领导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
周站长冷笑了一声，问三月二十那天，站里收没收一批铜，多少斤，哪来的。老马说收了，一百三十一斤，话没说完，赵大勇从屋里出来，抢在前头开了口。
他说那天是周建业收的，周建业验的货，周建业定的价，他劝过，没劝住。院子里静了一下，周建业正在桌边站着，手里拿着抹布，抹布还滴着水。
他把抹布搭在桌角上，转过身来，看着赵大勇，说我验的货，你再说一遍。赵大勇说就是你验的，你摸了半天，还说这铜成色好。
“我说的是这铜不能收。”周建业说，“侯老六报六毛一斤，你说收，我说不能收，你把我拨到一边去了。”
赵大勇问谁听见了，二柱子从院门口进来，手里还攥着草帘子，说我听见了。
赵大勇说二柱子算什么东西，老马说他是站里的人，你少说两句。吴特派员把匣子枪往腰后挪了挪，走到桌子跟前，问台账在哪儿。
枪膛里没子弹，这是后来二柱子说的，可当时谁也不敢看。周建业把账本从桌斗里拿出来，摊在桌上，翻到三月二十那一页。
他指着那一行念：侯老六送铜一百三十一斤，价六毛，付七十八块六，经手人赵大勇。
他把本子推到赵大勇面前，说你自己看，这是你签的字。赵大勇低下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说签字能说明啥，你是记账的，你要是不愿意，你能不记。
“我能不记。”周建业说，“可我不记，这铜就进不了账，进不了账就是黑货，你比我清楚。”
他又往前翻：三月十八，旧铜线四十二斤；三月十一，旧铜线三十八斤；二月二十六，旧铜排五十斤。
四笔，经手人都是赵大勇，加起来两百六十一斤，院子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后院的铁皮被风吹得响。
吴特派员把账本接过去，一页一页地看，看得很慢，看到的时候，抬头问老马复核过没有。
老马说复核过，每一笔都签了字，吴特派员问那你知道这铜有问题。老马说知道，吴特派员问知道还收。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从腰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点着，抽了一口。他说他是站长，站里的事他担，可这铜进门之前，赵大勇已经跟侯老六把价谈好了，他拦不住。
吴特派员问他拦过没有，他说拦过，三月二十那天他说不收，赵大勇说收都收了，把秤搬了出来。
老郑一直没说话，这时候翻开公文包，抽出一张纸，说这是物资站三月十九的收购单，上面没有这批铜。
老郑又问站里一年收多少铜，周建业说账上有，去年是四百二十斤，今年到三月是两百六十一斤。
老郑翻了翻账本，说今年的数不对，去年一年才四百二，今年三个月就二百六，周建业说因为今年收得便宜。
周站长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忽然问侯老六在哪儿，吴特派员说在门口。吴特派员问那批铜现在在哪儿，老马说昨天送县里物资站了，钱已经进了站里的账。
周站长的脸更黑了，说那是电灌站的财产，老马说他知道，可铜进了物资站的库，就得按物资站的规矩办。
侯老六被带进来的时候，腿是软的。那只好眼睛不敢看人，另一只瞎眼窝陷在阴影里，他整个人缩着，像是比早上小了一圈。
进门的时候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跪下，二柱子伸手扶了他一把，又松开了。
吴特派员问铜是哪来的，他说是物资站淘汰的。周站长说物资站三月十九的账他看了，没有这批铜，让他再说一遍。
侯老六的嘴张了两下，没出声，吴特派员说说了算主动交代，不说就送县里。
他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了一下，说是赵小兰让他拉的。他说赵小兰告诉他，电灌站有一批废铜，让他拉出去卖了，卖的钱她拿六成，他拿四成。
吴特派员问赵小兰是谁，周站长说电灌站看仓库的，赵大勇的妹妹。赵大勇的脸一下白了，喊了一声她放屁，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是她自己偷的。
他喊完，院子里的人都不看他，连二柱子都把脸转开了。
赵小兰被带进来的时候还在哭。十九岁，梳两条辫子，蓝布褂子，袖口上沾着机油，眼睛哭得通红，鼻尖也是红的。
她一进门就看见赵大勇，喊了一声哥，赵大勇没应，把脸转过去。她的指甲缝里有铜绿，是搬铜排的时候蹭的。
吴特派员问她铜是不是她拿的，她说是，问她卖了多少次，她说三次。第一次是二月，第二次是三月初，这次是第三次，问她钱呢，她说给她娘买药了，剩下的在她哥那儿。
赵大勇猛地回过头来，说你别胡说。“是你让我把铜拉出去的。”赵小兰哭着说，“你说你有门路，卖了钱给我娘治病。”
“你还说，这事要是让人知道了，你就完了，让我说是别人偷的。”赵大勇又喊了一声闭嘴，吴特派员把手按在腰后，说赵大勇，你跟我走一趟。
这时候院门口进来一个老太太，头发散着，拄着一根棍，一进门就往地上跪。
那是赵大勇和赵小兰的娘，姓王，有哮喘，走两步就要喘一口气。她跪在地上，说她儿子是清白的，是那个死丫头害的，说赵小兰从小就不学好。
她的裤腿上全是泥，一只鞋跑掉了，脚上只穿着一只袜子。赵小兰站在旁边，嘴唇抖着，一句话也没说。
吴特派员把她扶起来，说大娘，有事到公社说，别在这儿跪着。老太太不肯起，老马过去，把她搀到墙根底下的凳子上坐下，给她倒了一缸子水。
查账组走的时候已经快晌午了。赵大勇被带上公社的拖拉机，坐在车斗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头发散了，一绺垂在额前。
拖拉机发动的时候，他忽然回过头，看了周建业一眼。那一眼很短，说不上是恨还是别的什么，周建业记了很久。
周建业没有躲，也看了他一眼，拖拉机开走的时候，他手心全是汗。赵小兰跟在车后头走，一边走一边哭，侯老六拉着空板车跟在更后头，车轱辘歪了，走一步响一声。
他们的娘坐在墙根底下，水缸子捧在手里，一口没喝，眼睛直直地看着拖拉机拐上大路。
院子里一下子空了。老马把烟袋里的灰磕出来，又重新装了一锅，手抖得厉害，烟丝撒了一桌子。
老马坐在门槛上，烟袋里的火已经灭了，他也没点，就那么叼着。周建业站在桌子旁边，把账本一页一页地合上，合到最后一页，又从头翻了一遍。
“你早就知道这账有问题。”
“知道。”
“那你为啥不拦？”
“我拦的是价，不是人。”老马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看着院门口那条土路。他说赵大勇背后有人，公社供销社的刘主任是他表舅，这批铜刘主任打过招呼，让他别多问。
周建业问那你现在咋办，老马说我写检讨，停职三个月，站里的事你先顶着。
他说检讨他写，三千字，一句不躲，该他担的他担。他从腰上解下一串钥匙，放在桌上，铜钥匙三把，铁钥匙两把，最长的那把是后院库房的。
“我一个临时工，顶得了？”
“顶不了也得顶。”老马说，“站不能散，散了，这条街上的人卖个破烂都得跑二十里地。”
周建业没说话，老马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记住，你今天得罪的不是赵大勇。”他说，“赵大勇是个跑腿的，他背后那个人，才是真会咬人的。”
“刘主任？”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老马把烟袋往腰里一插，往屋里走。走了两步他又回头：“账本收好，从今天起，每天晚上把账本带回家，锁在箱子里。”
“为啥？”
“因为从今天起，有人会想让它不见。”
那天晚上，周建业把账本用一块塑料布包好，揣在怀里，走回了家。走到半路，二柱子从后面追上来，塞给他一个纸包，里面是两个窝头，还热着。
二柱子说哥，今天这事，我作证，我不怕。周建业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他没敢放在明面上，把炕席掀起来，在土坯墙上抠了一块松动的坯，把账本塞进去，再把坯按回去。
他把账本塞进去，再把坯按回去，母亲问他藏啥，他说没啥，母亲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夜里他躺在炕上，听见外头有狗叫，叫了一阵，停了。
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三下，很轻。他坐起来，没点灯，摸到炕沿底下的斧头，握在手里。
门外的人没有说话，站了一会儿，脚步声顺着墙根走远了。他握着斧头在门后站了很久，直到听见隔壁父亲的咳嗽声，才把斧头放下。
他把斧头立在门后，回炕上躺下，睁着眼一直到天亮。窗纸慢慢亮起来，院子里有鸡叫，第一遍叫完，第二遍接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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