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停职以后，站里就剩周建业和二柱子两个人，收货、过秤、记账、往县里送铁，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一天下来，两条腿像灌了铅，晚上回家脱鞋，脚肿得穿不进去。
前几天收了一车铁，二柱子装车的时候把腰闪了，躺在草帘子上哼了半天，周建业一个人把剩下半车铁卸完，卸到天黑。
二柱子赶车，他装车，一车铁装到一半，二柱子忽然说，马站长那屋的门，这几天夜里好像有人开过。
周建业问咋看出来的，二柱子说锁鼻子上挂着的铅封丝断了，断口是新的。
二柱子说那屋里有一股味，铁锈味，还有一点别的，说不上来。他没说话，把最后一锹铁拍实在车斗里，说明天换一把新锁。
那天晚上他回家，母亲把他的鞋脱了，拿针挑他脚上的泡，挑一个，他吸一口气。
母亲说你这活干得比在生产队还苦，他说不苦，一个月十八块，比工分值钱。
三月二十九，下了一场雨。
三月底的活多，各生产队都在备耕，破犁铧、旧水车，一天来七八趟，院子里堆得下不去脚。
雨是从后半夜下起的，不急，淅淅沥沥一直到天亮，院子里的地泡得发软，踩一脚陷半寸。
铁堆上凝着一层水珠，风一吹，往下淌，淌到地上，把浮土冲出几道细沟。周建业到站里的时候，看见后院那台冲床上的塑料布被风掀开了一半，雨水顺着床身往下淌。
地上积了一小滩水，水里浮着几片锈皮，红褐色的，像泡开的茶叶。那台冲床有半间屋子那么大，铸铁的床身，飞轮比人还高，漆皮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铁。
铭牌钉在床身侧面，铜的，字已经磨得看不清，只认得一个“沈”字和一个“1956”。飞轮上缠着一圈麻绳，是当年吊装的时候拴的，绳子已经朽了，一碰就掉渣。
床身上还留着几道深槽，是模具压出来的，槽边卷了，像老人嘴里的牙床。他走过去，把塑料布重新拉好，拉的时候手扶了一下床身。
铁是凉的，凉得发麻，从手心一直窜到肩膀。眼前热了一下，画面涌进来。一间车间，房梁很低，墙上刷着标语，地上堆着铁皮边角料，一台冲床在角落里，飞轮转得嗡嗡响。
一九五六年，沈阳，第三机床厂。画面一转，冲床装上了一辆卡车，用绳子捆着，运到一个县城，卸在一个院子里。
院子里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临江县机械厂。一九五八年，临江县机械厂，冲压车间。
再一转，车间里围了一圈人，地上有一摊血，血里混着机油，黑红黑红的。一个人躺在冲床旁边，左腿从膝盖以下没了，裤腿卷着，断口上盖着一件棉袄。
有人蹲在他旁边喊他的名字，喊的什么听不清，只看见那个人的嘴一张一合。
车间的门口站满了人，没人敢进来，雪从门口刮进来，落在血上，化成了水。最后一幅画面很慢：冲床的滑块停在半空，滑块底下，一只右手搭在模具上，手指还在动。
那只手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表蒙子碎了，秒针停在两点十七分。周建业把手松开，后退了一步，雨还在下，打在他脸上，凉的。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台冲床，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他去了老马家。老马家在镇子西头，两间土房，一个篱笆院，院子里堆着一堆劈好的柴，柴上盖着塑料布。
屋里有一股药味，混着酒味，墙上贴着一张旧年画，画上是个抱着鲤鱼的娃娃，边角卷了。
墙上还挂着一个镜框，里头是几张黑白照片，有一张是年轻时候的老马，穿着工装，站在一台机器前面，笑得很开。
炕梢立着一只木腿，木头削的，底下钉着一块胶皮，靠在墙上，像一件换下来不用的农具。
老马坐在门槛上喝酒，面前放着一只粗瓷碗，碗里是散装的白薯酒，旁边一碟咸菜。
他的一条裤腿卷着，露出底下的木头，木头从膝盖那儿开始，一直支到地上。
老马看见他，把酒碗往前推了推，说来了就喝一口。周建业没喝，在他旁边坐下，说后院那台冲床，他摸了。
老马的手停在碗沿上，停了有几秒，才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周建业问摸出啥了，周建业说五六年沈阳第三机床厂的，五八年进的县机械厂，五八年出过一次事。
他说铭牌还在，铜的，字磨得只剩一个“沈”字。老马又问还有呢，周建业说还有一只手，六二年，一只手。
老马把碗放下，从腰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点着，抽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散在雨后的空气里。
他说你摸的那条腿，是我的。那年他三十八，从农村招工进厂没两年，分在冲压车间，跟着一个师傅姓韩。
韩师傅手艺好，人也和气，家里三个孩子，老婆常年有病，日子过得紧。
那天是腊月，车间赶任务，韩师傅的小儿子发高烧，他跟我商量，让我替他上半个班。
“我替了。”那台床子的离合器有毛病，踩一脚，滑块下来，脚一松，滑块应该回去，可那天它没回去。
他伸手去够一个零件，脚底下踩了一下，滑块又下来了。腿是后来锯的，在县医院锯的，没有麻药，四个人按着他，他咬着一根皮带，皮带咬穿了。
周建业问他后来呢，老马说后来厂里给了三百块钱，算工伤，他在医院躺了半年。
半年里他学会了一条腿走路，拄着拐能走二里地，走快了摔过三回。出院那天，韩师傅来接他，背着他走了三里地，一路上没说话，到了家门口，放下他就走了。
后来他调到废品站，一个月十八块，一直干到现在。韩师傅六五年回过一次厂，老马见了他一面，两个人在厂门口的面馆吃了碗面，谁也没提那台床子。
韩师傅走的时候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是那天没自己上那个班。周建业问韩师傅呢，老马说六二年，韩师傅的手也没了，还是那台床子，还是那个离合器。
厂里把床子卖了，卖给了废品站，他花钱买下来，买回来就锁在后院，谁也不让动。
周建业问为啥买，老马说怕它再吃人，机器没记性，人有，人得替它记着。
天快黑的时候，周建业要走，老马叫住了他。他问周建业摸那台床子的时候还看见啥了，周建业站住，回头看他，说一只手，手腕上有块表，表蒙子碎了。
老马的手抖了一下，酒碗在门槛上磕出一声轻响。他说那块表是韩师傅的，手没了以后表也丢了，厂里赔了他一块新的，他没要。
周建业问为啥没要，老马说那表停在两点十七分，是他手没的那个时辰。他说韩师傅不要一个停在那个点的东西，后来那块旧表也没找着，厂里翻遍了车间也没有。
周建业站在篱笆门口，看着老马，老马的头发全白了，眼窝陷下去，坐在门槛上，一条腿支着，另一条腿是木头。
老马说还有一件事，那年替班是他自己愿意的，不是韩师傅逼他的。“我知道。”
“可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人说，是韩师傅让我替的。”老马说，“说一次，心里就好受一点。”
他把碗里最后一口酒喝了，把碗扣在门槛上，说你走吧，明天把后院那间屋的锁换了，钥匙你自己拿着。
周建业问那里头还有啥，老马没回答，站起来，拄着拐往屋里走。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有一本账。
那本账他记了十一年，记的是这台床子吃过的每一个人，名字、年月、伤在哪儿、赔了多少钱。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周建业站在院子里，听见屋里传来一声很轻的咳嗽，然后是一片安静。
回去的路上，雨停了，天边露出一条白，路边的杨树往下滴水，滴在肩膀上，凉一下。
他走得很慢，脑子里全是那台冲床。路边的水洼里映着天，天是灰的，水也是灰的，他走过去，水里的天就碎了。
一台机器，五六年出厂，五八年吃了一条腿，六二年吃了一只手，然后被卖到废品站，锁在一间屋里。
老马把它买回来，不是为了修，也不是为了拆，是为了看着它。
他想起二〇二六年，厂里淘汰了一批老设备，有一台龙门铣，用了四十年，退役那天他去看了一眼，工人们围在那儿照相。
那台铣床后来被拆了，卖废铁，一吨两千三。他当时觉得这很正常，设备老了就该淘汰，谁也不会对一台机器有感情。
现在他不这么想了。一台机器吃过人，它就不再是机器了。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母亲在灶房热饭，妹妹在灯下写作业，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他把湿衣服脱下来，搭在炕沿上，坐在炕桌旁边，把作业本翻开，翻到最后几页。
那几页上记着账，也记着一些不该记的东西，他一页一页地看，看到最后一页，停住了。
最后一页只写了一行字：后院库房，钥匙三把。他拿起铅笔，在下面添了一行：里面有一本账，记了十一年。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吹了灯。窗外，雨后的月亮出来了，照在窗纸上，白得像一层霜。
他把湿袜子搭在炉边，袜子上的水汽冒起来，屋里有一股潮味。
第二天早上，他把新锁装在库房门上，钥匙串在腰里，走路的时候叮当响。锁是新的，钥匙也是新的，插进去的时候有点涩，他来回拧了两下才顺。
他把手插进兜里，摸了摸那串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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