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时雨停了，老屋外的水还在往下走。不是退，是漏——土吃够了前两天的雨，此刻正把它一口一口往下咽。屋檐残水隔一阵落一滴，砸在门槛外那条泥沟里，声音比夜里听着空。沈砚声是在椅子上挨过这一夜的。椅背太直，他后颈僵成一块，天亮前打了个盹，醒来那台断了电的录音机仍抱在膝上，磁头不转，塑料壳被他焐得发温。他没急着开机。A面第三段那两句话还在屋里挂着：一句是他自己的声音，说沈砚声，你七天前已经死了；一句补在后面，说你回来办的那场丧，不是给你祖母的。他把这两句在脑子里回放了一遍，又回放一遍，像检查一盘走错的带子有没有真录上。录上了。不是听错，也不是左耳那只废耳朵造出来的响。外头有人隔着一道墙说话，压着嗓，是镇上人退水后的习惯——出声要小，像怕把什么从水底唤起来。一个说昨晚他家的狗朝水面叫了半宿，叫到后来自己夹尾缩进灶屋；另一个接一句莫提莫提，把话断了。沈砚声听着，没出去应。他知道这时候不能应。昨夜祠堂门口那一声还没从他身上洗掉。可这两句都靠不住。他做了十年声音修复，最懂一件事：耳朵会替人补东西，录音也会。有人递来一卷录坏了的旧电台，缺了中间一段，他补的时候手会自己往顺里补，补完连他自己都信那本来就是那样。他自己这段记忆，是不是也早被人顺手补过一遍，他不敢往下想。他只知道一样东西是死的，动不了：棺材是空的。祖母活了八十多年，一百多斤的人，抬棺的两个壮汉说轻，轻得像一捆稻草。开棺时他掀开一角，里头没骨头，只一块泡得发白的木牌，牌面朝下扣着，边上还在滴新水。这块东西他兜里有一块，是祠堂门槛缝里摸出来的，刻着他九岁后没人叫过的小名，背面两个字：别应。棺材里那块他没看清字，可他记得滴的水是新的。一个死了八十多年的人，棺材里没有她，只有一块湿木牌。要么那副棺从来没打算装她，要么她根本不在里头。他把录音机放下，去翻祖母的族谱。谱是线装的，纸被水汽浸得发软，翻开时粘着指尖，带一点沤过的甜霉。昨夜那滴水落在红圈那一格，纸干了，红圈旁边“已补”两个字洇开过又收住，底下那点更早的旧墨还在。他一格一格往后翻，翻到祖母自己那一格，手指停住。祖母的名字上也有圈。不是红圈，是更深的墨，黑得发亮，涂了不止一层，最后一层盖得住底下几层，唯独盖不住边上没涂净的一笔——那一笔的起法，和给他那格画红圈的是同一种起手，落笔先顿一下再走。他看了很久。镇上人管这叫除名。活人被涂掉，会一点点被忘掉，最后变成认不出的空壳。那祖母呢。一个把自己名字也涂掉的人，是把自己的存在一道划了，还是把自己塞进了哪道缝里，好让旁人找不着。父亲生前也说过相近的话。那年他喝到后半夜，把搪瓷杯往桌上墩，酒气冲得话都劈了叉：你妈的名字被划掉了，划掉了就没了，你记她有什么用。那时他九岁，只当是醉话。现在想来，一个连妻子丢向都说不清的男人，偏偏咬死“划掉”两个字——他不是糊涂，他是知道，知道得不敢讲，只能灌进酒里去。他给顾青禾打了个电话。响了两声就断，那头的彩铃是一句没听完的老歌，像被人半路掐了。他换个号再打，通了。“你来档案馆一趟。”她声音压着，背景里有翻纸的响，“你祖母那批遗物里，有一页我不该看见的。我看见了。”“哪一页。”她没立刻答。这毛病他领教过，半句半句地留，留的那半句不像忘了，像在掂该不该给。隔了一会儿她说：“昨天我带来那本，缺了一页。今天它不缺了。”沈砚声握着手机没动。昨天她翻开那本档案，某一页只剩半截装订线，毛边还翘着，他余光扫到过，纸角有个铅印编号，后半截被撕掉了。当时他记不住，也不想记住。现在她说那页回来了。“它不会自己长回来。”他说。“对。”那头静了一下，“有人在我们中间，趁我把它们送去修复柜的空当，把那一页塞回来了。他不知道那一页我一路上是捏着拿的，撕口上还留着昨天没干的一点点胶水。”省城开车到县档案馆，两个钟头。他没洗脸，抓了钥匙就上路。出镇那段沿水库的老路还没干透，车过一片积水上头会拖一道白雾。他没开快。后视镜里镇子越来越小，祠堂那一角灰顶最后没进山影里。左耳那只耳机照旧没放东西，废耳朵怕安静。这一回他没觉得底噪安稳，那点沙沙声在耳朵里爬，倒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擦什么，擦不干净。他把手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去摸兜里那块木牌，摸到背面“别应”两个字，才把心思按回路上。
作者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