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北岭省城。这一年冬天冷得邪乎，大雪片子铺天盖地往下砸。
这条走廊真长，长得像一辈子都走不到头。范江海走在当间儿，前头一个人，后头一个人，把他夹得死死的。这俩人干啥跟着他，他心里头门儿清——他这一辈子，头一回被人这么“请”来。
走到尽头那扇窗户跟前，他扭头往外瞅了一眼。
下雪了。
这屋子没有窗。四面墙白得晃眼，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搁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还有一支笔。
范江海在桌子这一边坐下，一坐就是六个钟头。六个钟头，他连窝都没挪一下。
对面那人把档案袋往前一推，说：“签吧。”
范江海没动。
他盯着桌上那支笔。笔是新的，笔杆子上还带着商标，从来没人使过。他心里头透亮：这种崭新的笔，就是专门给他这种走到末路的人准备的。
“签了，就能歇着了。”
范江海把手伸出去。这只手稳当得很，一丁点儿都不抖。
他这一辈子，签过的字数都数不清。最忙的一天，半个钟头签了四十多张。那时候，桌上摆的、脚底下堆的，全是别人求他、巴结他的东西。
可今天，桌上就这一张纸。
他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最下头，写下自己的名字。
范江海。
就这三个字，他写了整整十秒。一笔一画，都落在该落的地方——就像他这一辈子，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
写完，他把笔放回原处，笔头朝里。这是他几十年的老规矩，到死都改不了。
对面的人把那张纸收走了。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
“有烟吗。”他说。
对面的人愣了愣，从兜里掏出一支烟，递过去。
范江海接过来，没点，就搁在桌角上。
墙是白的，顶是白的，灯也是白的。这屋里没有窗，他看不见外头。可他心里头知道，外头正下雪。每年这个时候，北岭都下雪。
他忽然就想起了1964年十二月。
那年他十九岁，站在泥浆池里，冻得连铁锹把都攥不住。那天他以为，那是他这一辈子最难熬的一天。
他哪儿知道，真正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排着长队等着他呢。前头那些苦，跟后头这些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桌角那支烟，从头到尾，他也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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