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溪堤在青萍渡往东八里，我和老吴头走了大半个上午。
——出发前我跟他说，让他盯着殿。他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撵上了我。
"你盯着殿。"我说。
"殿有人盯。"
"谁？"
"匠户。"
"哪个匠户？"
"试祭的那个。"他说，"他懂规矩。"
（"规矩"这两个字，在这一带是万能答案。你问谁在盯、谁在管、谁负责，答一声"规矩"，就都对了。）
堤三里长，堤面能并排走两个人。内侧是水，水位不高，看着很乖；外侧是一大片田，稻子刚插下去，绿得平铺过去，像谁把一块布晾在了地上。
"你别看这水老实。"老吴头在堤上蹲下来，用指节敲堤面，"去年修的时候，我上来看过一回。我敲它，它不响。"
"不响是什么意思？"
"实心的料，敲下去是闷的。"他又敲了一下，"这个，是空的。"
我也蹲下去敲。
堤面那一层敲下去发飘，像盖了层薄壳，壳底下什么都没有。我沿着堤往前走，走一段，敲一段，敲到三十来步，停住了。
这一段的声音不对。
我从工具箱里抽出卷尺，量了堤宽、堤高，又掏出记号笔，在堤面上横划一道。
"划这个干嘛？"老吴头问。
"做个记号。"
字面上这是句废话。可我们这一行的记号，从来不是给自己找路用的——是给后来的人找错用的。
九筑山的营造场设在堤中段的一块高地上。场口挑着一面靛青的旗，旗上一个"筑"字，风一吹，鼓得很足。旗底下，七八个人围着一张矮几看图纸，两个弟子守着。
他们先看见了我。
没过多久，矮几后面转出个人来。一身玄色长袍，袖口干净得能反光。
"蒋先生。"
祁衡朝我作了个揖，礼数一丝不差。
"营造司立了案，九筑山自然先来一趟。"他说，"倒是先生，青萍渡一座小桥的活儿，怎么管到柳溪堤来了？"
"我来看看坡脚。"
"坡脚有什么好看的。"祁衡笑，"水在里头，坡在外头，年年如此。"
"水要是想从坡脚出去呢？"
那笑停了半息。
"……先生这话，我听不懂。"
"你听得懂。"我说，"你只是不想懂。"
他没接这句，只是从袖里抽出一张纸，摊开，慢慢把流程念了一遍：立案、勘验、复核、返修、验收。念得很熟，像背过一百遍。
我听着，心里清楚：他念的不是流程，是工期。
（这一章的名字，我本来想叫"堤上没人听我说话"。后来我划的那道记号确实被人找到了——只不过不是我要它找的那种用法。）
"我要下去一趟。"
"水里有泥。"一个匠户说，"陷脚，一陷就拔不出来。"
"我知道。"
"知道你还下去？"
"下去看看，才知道陷多深。"
祁衡在后头开了口："先生要看坡脚，叫人把水排干便是，何必亲自。这一段排干，十天。"
"十天之后，堤还在么？"
他不答。
他这个人：你骂他，他作揖；你逼他，他念条文；只有你问到一句他答不上来的话，他就不答。这也是我后来才明白的——祁衡不答的时候，他心里在记账。
我脱了鞋，拎着裤脚下了水。
水到腰。水底是软的，一脚下去，泥能没到小腿肚。我沿着坡面往下探，探到一半，手底下的土是松的——不是泡软的那种松，是已经被水掏过、只剩一层壳的那种松。
我掏出记号笔，在水里摸得到的那几块石头上，各划了一道。
等我爬上来，老吴头才开口。
"水从哪进去的？"
"坡脚。"我说，"水从坡脚进去，一路上爬，爬进堤身。堤身是砂掺泥，一泡就散；散开了，堤自己往下坐，坐下去水更好走。——这条堤不是被水推倒的，是被水从里头泡软的。"
"那就把坡脚封上。"
"封不上。"我说，"水要出去。你不给它一条排水沟，它就自己找一条。它自己找的那条路，要从堤里头穿过去。"
（这行的老理儿，一句话：水不认你修不修堤，它只认坡。）
我回头看了一眼高地那面靛青的旗。
"你们省的那条排水沟，"我说，"去年就省了。"
那天下午，我托人往营造司递了一句话：此堤三日之内必溃，请即行封段、排险。
回话是傍晚来的。
"勘验未下，不得动堤。"祁衡在堤上，笑还在，"先生是青萍渡扶桥的人，堤是柳溪堤。两条堤，不相干。"
"等司里认了，堤就没了。"
"那是天时。"他说，"天时之事，与我九筑山的工，不相干。"
这句话我太熟了。在我的世界，它叫"不可抗力"。每一个出了事的工地，都有一个这样的词，等在楼塌之后被人拿出来讲。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句"不相干"，后来被鹤怜当着祁衡的面，念了整整一遍。）
那天夜里，我在堤上留了一宿。老吴头也留下了——他说是陪我，其实是想守他那口烟。
堤边有间守堤的草棚。我们在棚里铺了稻草。
"你这烟袋，"我说，"别老往右边那个兜里塞。"
"右边顺手。"
"右边兜破了个洞。上回在路上掉了，是我给你捡回来的。"
"那是没系好。"
"那你系好。"
老头把烟袋从右兜掏出来看了看，塞进左边；坐了一会儿，又掏出来，塞回右边。
"……行吧。"我说。
他点上烟，眯着眼，很享受。烟锅在黑暗里一明一暗。这一点红，是整条堤上唯一亮着的东西。
"你说堤这玩意儿。"他忽然开口，"当年我修过一条跟这个差不多的。"
"当年啊——"
"你别打岔。"他敲了敲烟锅，"当年是当年。那时候修堤，挑土的人排到两里外。一担土挑上去，夯一层，'嗨'一声。一百担土，一百声嗨，堤才长一寸。修完了，掌水的来验，拿铁钎往下戳，戳到哪一层哪一层出水，就得返工。"
"现在呢？"
"现在？"他看了看堤面，"现在是一次倒到顶。"
我没接话。
不是我不想接，是这句我接不上。我这行里，"一次倒到顶"这五个字，从来不是形容词。
半夜，我醒了。
不是被吵醒的。干这行的人睡不踏实——人不在工地上守着，耳朵也是竖着的。
我先听见水声。
水声不对。堤下的水，夜里是平的；这会儿，水里有种很闷的咕噜声，一下，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水底换气。
我坐起来。老吴头也坐起来了。
"你听。"
"下雨了？"他问。
"没下。"
我们对看一眼，谁都没说话。
然后堤上"咔嚓"一声。
不是木头断的声音，是土裂的声音。
我抓了工具袋就往外跑。跑到堤面，离我白天划那道记号二十来步的地方，堤面鼓起一个包，包上裂开一道口子。口子里不喷水，是往外冒浑水，混着砂，一点一点往外挤。
"管涌！"我喊。
没人应。整条堤上，只有我和老吴头。
"敲锣！"我一边往那段跑一边喊，"把人喊起来——"
老头已经奔回棚里去了。
那口子越挤越大。我扑在堤面上，用手去探那个包。包底下的土是软的，软的，还在往下陷。
我这才想起来：我在水里划记号的那几块石头，在更下头。水早就从那儿进去了。进去了几十丈，走得比我算的快。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我这一行，"算得准"和"来得及"，是两回事。
（这两回事中间的差，叫命。）
锣响了。人从堤下的窝棚里、从近处的村子里，一批一批往堤上跑。
那一夜我们打下去七十根桩，抛了三百多个竹笼。天快亮的时候，口子稳住了，没再扩。塌下去的那一段，约三丈。
堤外那片刚插下去的稻子，全泡在水里。
天亮以后，我蹲在决口边上看。
我划记号的地方，在决口的左沿，差二十来步。
二十来步。这大概是我这辈子量得最准的一次。
（有些人一辈子量不准；有些人量准了，也没人听。）
老吴头也蹲在口子边上，一夜没合眼，眼睛红得厉害。
"桥歪了，你量一夜，救回来了。"他忽然说。
"嗯。"
"这个，你没救住。"
"这个不该我救。"
"该谁？"
我看了看高地那边。那面靛青的旗，天没亮就收了。
"当初省下那条排水沟的人，该来。"
老头没说话。他伸手往怀里掏，掏了半天，掏出块铁牌来——锈得发黑，边角都圆了。
"这是桥底下挖出来的那块。"我说。
"你看背面。"
我把牌子翻过来。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日子在"沧澜十七年"底下。
"柳溪……"我念。
"当年柳溪也修过一回。"老吴头说，"也是他们修的。那时候就有人省沟。"
他把铁牌塞回怀里，站起来，背有点驼。
"三十年。"他说，"同一伙人，同一个省法。"
（这大概是我在这个世界听到的第一段"历史"。讲得平平淡淡，可我听出来了：有些毛病不是今年的，是刻在行规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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