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在公安局三楼的最里面。
走廊的灯是声控的，夏鸢每走几步就得跺一下脚，惨白的日光灯管才会“嗡嗡”地亮起来，照亮两侧紧闭的木门。每一扇门上钉着金属标牌——“户籍档案”“刑事案件归档”“旧案卷宗（2000-2010）”……她走过一扇又一扇门，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像是有人在身后跟着她。
三楼最深处，走廊尽头，一扇灰色的铁门。门上的标牌写着：“历史档案（2010-2015）”。
夏鸢站在门前，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钥匙。
钥匙很旧了，铜色的表面有些发绿，像是被汗渍和岁月共同腐蚀过。她把它插进锁孔的时候，感觉到了一股阻力——不是锁芯的问题，是这把锁太久没有人开过了。
她用力拧了一下。“咔嗒”一声，锁开了。
门推开的时候，一股陈腐的空气扑面而来——纸张老化的酸味、灰尘的土腥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时间的味道。夏鸢走进去，在门边的墙上摸到了开关。灯亮了，是一根老式的日光灯管，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光线偏黄，照得整个房间像一张旧照片。
档案室不大，大概二十平米。三面墙都是铁皮柜子，灰色的，从地板到天花板，每一层都塞满了档案盒。柜子之间的过道很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最里面的那面墙上有一扇没有窗户的小窗，用铁栅栏封着，外面的光照不进来。
最里面的柜子。第三层。
夏鸢走到柜子前，蹲下来，找到了第三层。这一层比其他层矮一些，放的档案盒也小一号。她的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每一个档案盒的侧面都贴着标签：“2010年刑侦卷宗”“2011年经侦卷宗”“2012年……”——中间有一个盒子，没有标签。
她把那个盒子抽出来。
盒子很轻。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纸张发出干燥的沙沙声。
一叠A4纸，大概三四十页。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最上面的一页印着一个表格，表头写着：“临江市公安局内部通讯记录·2014年9月”。
夏鸢翻到9月23日那一页。
表格分四列：时间、呼叫号码、接收号码、通话时长。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号码，她一行一行地看下去。
9月23日。上午的记录大多是办公室之间的内线通话，号码都是四位数的分机号。下午的记录开始出现手机号码。
13:15，分机号304→1394521，通话时长2分03秒。
13:42，1382311→分机号217，通话时长1分18秒。
14:23，1397234→1390902，通话时长47秒。
夏鸢的目光停在第三行。
139****7234。这个号码。
她认识这个号码。不是林昭认识的——是这具身体的记忆。原来的夏鸢存过这个号码，备注名是“姜叔叔”。
老姜。
14:23。9月23日下午两点二十三分。夏建国殉职前大约六个小时。
139****0902。这是谁的号码？
夏鸢继续往下看。14:23之后，1397234没有再出现在记录里。但1390902在15:47又出现了一次——呼叫了一个分机号，217，通话时长1分30秒。
分机号217。她翻到，看了一眼分机号的对应表——217，刑侦支队，办公室。
老姜在下午两点二十三分给夏建国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半小时后，有人用夏建国的手机——或者说，用夏建国手机的那个号码——给刑侦支队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不是夏建国打的。夏建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她不敢往下想。
她拿出手机，手指悬在拨号键盘上方。
139****7234。她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四声。
然后接通了。
“喂？”对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像抽了很多年烟的人。
老姜。
夏鸢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姜叔。”她的声音很平静，“是我，夏鸢。”
“夏鸢？”老姜的声音有些意外，“怎么了？有事？”
“没什么大事。想问您一个事——2014年9月23日下午两点多，您给我爸打过一个电话，您还记得是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长到夏鸢以为信号断了。
“姜叔？”
“我记得。”老姜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随意的、长辈的语气，而是一种……沉重。像是每一个字都压着什么东西，“你爸那天给我打电话。不是我给你打。”
夏鸢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什么？”
“记录上写的是我从139****7234打给你爸。但那天的实际情况是——你爸先给我打的。我接的时候信号不好，断了一次，所以我回拨了过去。记录上显示的是回拨的那次。”
“我爸给你打电话说了什么？”
“他说他要去南城区。说有人给他提供了吴长林的线索。”老姜的声音很低，“我问他需不需要支援，他说不用，只是去确认一下。他说——”
老姜停顿了。
“说什么？”
“他说‘如果两个小时后我没回来，你再过来’。”
夏鸢闭上了眼睛。
两个小时后。
他没有回来。
“姜叔，你后来去了吗？”
“去了。”老姜的声音有些发抖，“两个小时后我打他电话，没人接。我带了两个人过去。到的时候——”他没有说下去。
到的时候，夏建国已经死了。
夏鸢睁开眼睛。
“姜叔，你右手的疤是怎么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在查一些东西。需要确认。”
老姜沉默了一会儿。
“2013年。追一个毒贩的时候，被对方用烟头烫的。你爸帮我包扎的。”
夏鸢的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攥紧。
“这个疤，有人能证明吗？”
“你爸能证明。但他不在了。”老姜的声音变得有些冷，“夏鸢，你到底在查什么？”
“我在查真相。”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姜叔，谢谢你。我挂了。”
“等等。”老姜叫住她，“夏鸢——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什么意思？”
“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老姜的声音很低，“通讯记录、证据、证词——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修改。你要看的，是人。”
电话挂了。
夏鸢坐在档案室的地上，背靠着铁皮柜子，手机贴在耳边，听着忙音。
通讯记录可以被修改。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A4纸。纸张泛黄，边角卷曲，墨迹是十年前的打印机的——颜色不均匀，有些字的笔画断断续续。
这张纸在档案室里躺了十年。如果它被修改过，那一定是在被放进这个柜子之前。
她把9月23日的记录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14:23，1397234→1390902。
如果老姜说的是真的——是夏建国先给他打的电话，他回拨——那这个记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397234→1390902”而不是反过来？
通讯记录显示的是主叫方和被叫方。如果老姜回拨，那主叫方应该是老姜的号码，被叫方是夏建国的号码。但记录上写的是反的。
除非——写记录的人，把顺序搞反了。或者，故意搞反了。
夏鸢把这个号码记在本子上：139****0902。这是夏建国的手机号。
她翻到9月23日之前的记录，查找这个号码出现的频率。
9月1日，1390902→分机号217，通话时长3分12秒。
9月5日，分机号304→1390902，通话时长1分45秒。
9月12日，1390902→1397234，通话时长8分30秒。
9月18日，1397234→1390902，通话时长2分20秒。
9月20日，139****0902→分机号217，通话时长4分05秒。
夏建国和老姜在9月的前三周频繁通话。平均每三天一次，每次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8分30秒那次尤其长——他们在聊什么？
夏鸢把9月20日的记录圈了出来。那是夏建国被郑鸿远用信封贿赂的日子。那天下午，夏建国给刑侦支队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分机号217。
217是老姜的工位。
夏建国在收到信封之后，给老姜打了电话。
夏鸢合上档案盒，站起来。腿有些麻——在地上坐了太久。她把档案盒放回柜子第三层，关上柜门。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
日光灯管还在“滋滋”地响着，黄光把整个房间照得像一个密封的罐子。这个罐子里装着十年的沉默，十年的秘密，十年的等待。
她关上门，锁好，把钥匙放进口袋。
从档案室出来，夏鸢没有去找周砚白。
她需要一个人想清楚。
她走到三楼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推开铁门，坐在台阶上。消防通道里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楼梯间的水泥墙上有一些用粉笔写的字——“到此一游”“xxx我爱你”——大概是哪个调皮的孩子溜进来画的。
她把手机拿出来，翻到通讯记录的照片——她在档案室里拍的那几页。
1397234——老姜。
1390902——夏建国。
分机号217——老姜的工位。
她盯着这几个号码，脑子里在快速运转。
如果老姜是内鬼——他为什么要告诉她关于那个电话的事？他可以直接说“我不记得了”，或者“没什么重要的事”。但他选择了告诉她实情——夏建国先给他打的电话，他回拨。
这不像是一个在掩饰什么的人会做的事。
但如果老姜不是内鬼——那他右手的疤痕怎么解释？吴长林说第四个人的右手腕内侧有烫伤。老姜的右手腕内侧有烟头烫伤的疤痕。地点、形状、大小——都吻合。
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让这个巧合存在？
夏鸢想起老姜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要看的，是人。”
不是证据。不是记录。是人。
她站起来，走下楼梯。
她需要去见一个人。
拘留室里，吴长林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桌上。手铐已经取下来了——他自首了，没有逃跑的必要，周砚白给他换了一副轻便的约束带，只绑在手腕上，不影响他活动。
他面前放着一杯水和半个馒头。馒头没动，水喝了一半。
看到夏鸢走进来，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希望，是一种“你终于来了”的等待。
“你去看过你爸了？”他问。
“看过了。”
“他的墓有人打理吗？”
“有。墓前有花。”
吴长林点了一下头，像是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来问你一件事。”夏鸢坐下来，“你看到的那个第四个人——他的右手腕内侧有烫伤。你能再描述一下那个疤痕吗？形状、大小、位置——越详细越好。”
吴长林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一幅看了无数遍的画。
“圆形的。大概这么大——”他用手指比了一个比硬币大一点的圈，“在手腕内侧，偏左的位置。不是新伤，是旧伤。疤痕已经白了，边缘有褶皱，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很久之后留下的。”
“你能确定是烫伤吗？”
“能。我在外面混了那么多年，烫伤、刀伤、枪伤——我分得清。”吴长林睁开眼睛，“那个疤，是烟头烫的。但不是一根烟——是一把。有人把一把烟头按在了他的手腕上。”
夏鸢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
一把烟头。不是意外，不是事故——是惩罚。是某种组织用来惩罚犯错成员的方式。
“你知道什么人会用这种方式惩罚人？”
吴长林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说，“但我不想说。因为你已经猜到了。”
夏鸢确实猜到了。
帮派。或者——某种需要“纪律”的组织。警方内部，如果有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犯了错误，被用这种方式惩罚——那说明这个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
“还有一件事。”夏鸢说，“2014年9月23日下午两点多，我父亲给一个人打了一个电话。那个人说，我父亲告诉他要去南城区，让他两个小时后跟过来。”
吴长林的脸色变了一下。
“谁？”
“老姜。姜卫东。”
吴长林闭上了眼睛。
“你认识他？”
“不认识。”吴长林摇头，“但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你爸提到过。”
“他说什么了？”
“他说——‘老姜是个好人。但这个队伍里，好人不一定能活到最后。’”
夏鸢沉默了。
好人不一定能活到最后。
“你觉得老姜是第四个人吗？”她问。
吴长林睁开眼睛，看着她。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晚上，我在楼道里看到的那个人的背影，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背影。那个人至少四十岁以上。肩膀宽，腰有点弯，走路的时候左脚落地比右脚重。”
四十岁以上。肩膀宽。腰弯。左脚落地重。
夏鸢在脑子里把老姜的形象和这些特征做对比。老姜今年五十三岁，十年前的他是四十三岁——符合年龄。肩膀宽——老姜的骨架很大，肩膀确实宽。腰弯——老姜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走路的时候确实有点弓着腰。
左脚落地重——她没有注意过。但她记得老姜走路的时候，确实有一边的脚步声比另一边重。
“系统，记录：老姜姜卫东，体态特征与吴长林描述第四人的匹配度。”
“分析中……匹配度：71%。主要吻合项：年龄、肩宽、体态。不吻合项：具体步态特征需要进一步观察。”
71%。不是百分之百，但已经很高了。
夏鸢站起来。
“谢谢你。”她对吴长林说。
“不用谢。”吴长林看着她的眼睛，“夏鸢——不管你查到什么，不要一个人扛。你爸就是一个人扛了太多，才——”
他没有说下去。
夏鸢点了一下头，转身走出了拘留室。
从拘留室出来，夏鸢的手机响了。
周砚白。
“你在哪儿？”
“公安局。刚看完吴长林。”
“来一趟技术科。周敏案的DNA比对有结果了。”
夏鸢的心跳加速了。
“马上来。”
技术科在四楼。夏鸢几乎是跑上去的。楼梯间的声控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在她身后又一盏接一盏地灭掉，像是有人在追着她，又像是有人在目送她。
技术科的门口站着周砚白，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他的表情很沉——不是那种发现了什么的沉重，而是一种“我早就猜到了但不想承认”的沉重。
“进来。”他说。
技术科的办公室里，宋晚晴坐在显微镜前面，面前的桌上摊着几张放大的照片。听到门响，她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指甲上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她把报告推过来，“指甲缝里提取到的皮肤组织，和林婉清指甲里的——不是同一个人。”
夏鸢愣了一下。
“不是同一个人？”
“对。林婉清指甲里的DNA和吴长林的DNA有87.3%的匹配度，基本可以确定是吴长林的。但周敏指甲里的DNA——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宋晚晴翻开报告的一页，“数据库里没有这个人的记录。不是前科人员。”
“不是吴长林的？那是谁的？”
“不知道。”宋晚晴摇头，“但从DNA的降解程度来看，这个人的年龄在45到55岁之间。男性。而且——”她犹豫了一下。
“而且什么？”
“而且这个DNA样本里有很高浓度的尼古丁代谢物。这个人长期大量吸烟。每天至少两包。”
长期大量吸烟。45到55岁的男性。不是前科人员。
夏鸢看向周砚白。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一个她注意到他经常做的动作，当他在思考什么的时候。
“周队长——”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周砚白打断她，“但不要急着下结论。”
“我没有下结论。我只是在想——刑侦队里，谁每天抽两包烟？”
周砚白没有说话。
但答案他们都知道。
老姜。
刑侦队里，老姜是唯一一个每天抽两包烟的人。他桌上的烟灰缸永远堆满了烟头，他的手指是黄的，他的牙齿是黄的，他说话的时候永远带着一股烟草味。
“宋法医，这个DNA样本——”夏鸢的声音很平静，“能再确认一下吗？”
“我已经确认了三遍。”宋晚晴的表情很认真，“结果是一样的。”
夏鸢点了一下头。
“谢谢。”
她转身走出技术科。周砚白跟在后面。
走廊里，两个人沉默地走了一段。
“你打算怎么办？”周砚白问。
“去找他。”夏鸢说，“当面问。”
“如果他就是第四个人呢？”
“那他就应该被绳之以法。”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呢？”
夏鸢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周砚白。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那真正的第四个人就会知道我们在查他。他会销毁证据，会跑路，会——”她停顿了一下，“会做他十年前做过的事。”
“所以你打算打草惊蛇？”
“我打算让蛇自己动起来。”夏鸢说，“不管老姜是不是第四个人，他都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线索。如果他不是——那真正的那个人，会在我们查老姜的时候，露出马脚。”
周砚白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你确定？”
“确定。”
“好。”周砚白深吸了一口气，“我陪你去。”
老姜不在办公室。
他的工位在刑侦队办公室的角落里，靠窗。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杯子里有半杯凉了的茶。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都是今天抽的。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几个字：“南城区·翠湖小区·7号楼。”
夏鸢站在工位前，看着那行字。
翠湖小区，7号楼。夏建国殉职的地方。
老姜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个地址。
“他今天来过吗？”夏鸢问旁边工位的一个年轻警察。
“姜哥？来了。半个小时前还在。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年轻警察想了想，“好像说要去南城区办点事。”
南城区。翠湖小区。
夏鸢和周砚白对视了一眼。
“走。”周砚白转身就走。
两个人跑下楼，上了车。周砚白发动引擎，拉响警笛，车子冲出公安局的大门。
“你觉得他去翠湖小区做什么？”夏鸢问。
“不知道。但他笔记本上写那个地址，不是随便写的。”
车子在南城区的街道上穿行。翠湖小区在南城区的老城区，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区，楼龄将近三十年。外墙的涂料大部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红砖。小区的大门是一个铁栅栏门，门卫室空着，没有人。
周砚白把车停在小区门口，两个人下车走进去。
7号楼在小区的最后一排。是一栋六层的居民楼，没有电梯，楼道口堆着几辆生锈的自行车。单元门是开着的——锁坏了，用一根铁丝别着。
他们走进楼道。
楼道很窄，大概一米二宽。墙壁上的白漆大部分已经脱落了，露出灰色的水泥。每一层的声控灯都是坏的——或者根本没有灯，只有从窗户外面透进来的微弱的光。
一楼。二楼。
走到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拐角处，夏鸢停住了。
这个位置。
吴长林说，他在三楼，夏建国在二楼。他们在楼梯上对视了一眼。然后第四个人从夏建国身后出现，一击命中。
夏鸢站在拐角处，抬头看着上方的楼梯。从二楼上三楼的楼梯有十二级台阶。站在二楼的人，如果背对着楼梯口，从三楼下来的那个人可以在三秒内到达他身后。
她闭上眼睛，在脑子里还原那个画面。
夏建国站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平台上，抬头看着三楼楼梯口的吴长林。他的注意力在吴长林身上——一个逃犯，一个杀人犯，一个他追了很久的目标。他没有注意到身后。
身后，一个人从二楼的拐角处无声地出现。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锤子？铁管？某种钝器。一步，两步，三步。举起手臂。落下。
夏建国倒下了。
夏鸢睁开眼睛。
“这里。”她指了指脚下的地面，“就是这里。”
周砚白没有说话。他站在她身边，看着那块被踩了十年的水泥地。
楼上有脚步声。
两个人同时抬头。
脚步声从三楼传下来，很重，很慢，像是有人在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夏鸢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个身影出现在楼梯的拐角处。
老姜。
他站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平台上，低头看着他们。光线从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宽肩膀，微微佝偻的腰，左手扶着楼梯扶手。
“你们来了。”他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姜叔。”夏鸢的声音也很平静，“你在这里做什么？”
老姜沉默了一会儿。
“来看看。”他说，“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来看看。9月23日。你爸走的这一天。”
他从楼梯上走下来。走到夏鸢面前的时候，停住了。
光线照到了他的脸。
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熬夜的那种红，是哭过的红。
“你查到了什么？”他问。
夏鸢看着他的眼睛。
“周敏指甲里的DNA，是一个长期大量吸烟的男性。45到55岁。”她说，“你的右手腕上有一个烟头烫伤的疤痕。2014年9月23日下午两点多，你和我父亲通了电话。你的体态特征和吴长林描述的第四个人吻合。”
老姜听着，表情没有变化。
“还有呢？”他问。
“还有——”夏鸢深吸了一口气，“你的笔记本上写着翠湖小区7号楼的地址。你今天一个人来这里。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的时候。”
“你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销毁证据？”
“我不知道。所以我来问你。”
老姜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右手。
手腕内侧，灯光下，一道圆形的疤痕清晰可见。疤痕已经白了，边缘有褶皱，皮肤的表面不平整——确实是被烫伤的。确实是被多个烟头同时烫伤的。
“这个疤，”老姜的声音很低，“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夏鸢没有说话。
“2013年。我们在追一个毒贩，代号叫‘老鹰’。那个人很危险，杀过两个人。我和你爸一组，在城南的一个小区里堵到了他。搏斗的时候，他用烟头烫我的手腕。一把烟头，同时按上来。你爸当时就在我旁边，他帮我按住了那个毒贩，然后——”老姜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他帮我包扎的。”
他放下手，看着夏鸢的眼睛。
“这个疤，是你爸留给我的。不是犯罪的证据——是一个警察为了救另一个警察留下的印记。”
夏鸢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U盘。
“你还要怀疑我吗？”老姜问。
夏鸢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老姜——通讯记录、DNA、疤痕、体态特征。但他的解释——每一个都有合理的解释。通讯记录是回拨，DNA是未知人员，疤痕是在追捕毒贩时留下的。
“姜叔。”夏鸢的声音很轻，“9月23日那天，我父亲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老姜闭上眼睛。
“他说——”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他说‘老姜，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帮我照顾好小鸢’。”
夏鸢的鼻子一酸。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在查一件大事。如果查成了，能拔掉一棵大树。如果查不成——”老姜睁开眼睛，“如果查不成，就让小鸢不要替他报仇。让她好好活着，画她的画。”
画她的画。
原来的夏鸢是学画画的。夏建国希望他的女儿画画，而不是追查凶手。
“但你现在在查。”老姜看着夏鸢，“你比我想象的更像他。不是画画的那个——是追凶的那个。”
夏鸢沉默了很久。
“姜叔，你觉得第四个人是谁？”
老姜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狭窄的楼道里升起来，被窗外的光照出一道淡蓝色的光柱。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晚上，我赶到的时候，你爸已经……已经走了。我检查了现场。他的手机不在身上。”
“手机不在身上？”
“不在。我在现场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老姜吸了一口烟，“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他的手机出现在了证物袋里。说是技术科的人在现场找到的。”
“谁找到的？”
“记录上写的是当时的技术员。但那个人已经调走了。去了哪个城市，没有人知道。”
夏鸢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快速运转。
手机。夏建国的手机在案发当天失踪了一个星期，然后突然出现在证物袋里。这一个星期里，手机在哪里？谁拿着它？用它做了什么？
139****0902。那个号码。15:47，有人用那个号码给刑侦支队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如果夏建国的手机在案发当天下午三点四十七分被人使用——那使用它的人，不是夏建国。
“姜叔，9月23日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有人用我父亲的手机给刑侦支队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你知道是谁接的吗？”
老姜的烟停在嘴边。
“我接的。”他说。
夏鸢的心跳漏了一拍。
“电话里说了什么？”
“对面没有说话。我喂了好几声，没有人回答。然后电话挂了。”
“你能确定那是你父亲的手机吗？”
“来电显示上是他。但接起来之后，没有人说话。”
夏鸢深吸了一口气。
“姜叔，你觉得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老姜把烟从嘴里拿出来，看着烟头上燃烧的火焰，沉默了很久。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低，“是杀他的人打的。为了确认——他死了没有。”
楼道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树叶沙沙的声音。
夏鸢靠在墙上，感觉自己的腿有些软。
凶手在杀了夏建国之后，拿走了他的手机。一个半小时后，用他的手机给刑侦支队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老姜。凶手没有说话——他只是在确认，确认夏建国的死已经被发现了。
如果他听到了老姜的声音，如果老姜说“喂”“夏哥”“你在哪儿”——那就说明夏建国还没有被发现。
但他没有说话。他挂了电话。
这意味着——他确认了。
确认夏建国已经死了。确认尸体已经被发现了。确认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这个电话——你后来跟别人说过吗？”夏鸢问。
“说过。在调查报告里写了。”老姜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但那份报告后来被修改了。‘无法确认来电者身份’这句话被删掉了。”
“谁改的？”
“我不知道。报告交上去之后，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夏鸢闭上眼睛。
所有的线索都在收拢。凶手在警方内部。凶手有权修改调查报告。凶手在案发后拿走了夏建国的手机，用来确认死亡时间。凶手——
“姜叔。”夏鸢睁开眼睛，“你右手上的疤，除了我父亲，还有谁知道？”
老姜想了想。
“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那个毒贩、你爸、我。还有——”他停顿了一下，“还有当时负责记录的人。现场的记录员。”
“谁？”
“当时的技术员。就是后来调走的那个。”
夏鸢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
调走的技术员。拿走手机的人。修改报告的人。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姓孙。孙志强。”老姜说，“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孙志强。
夏鸢把这个名字记在脑子里。
“系统，记录名字：孙志强。2014年刑侦支队技术员。标记为‘可疑’。”
“已记录。”
“姜叔，谢谢你。”
老姜摆了摆手。
“不用谢我。”他说，“我只是把十年前就该说的话，说出来了。”
他转身，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六楼的楼顶。
夏鸢站在二楼的拐角处，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的方向。
“你相信他？”周砚白问。
“部分相信。”夏鸢说，“但他的故事有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
“他说他在现场没有找到手机。一个星期后，手机出现在证物袋里。那个手机——在凶手手里待了一个星期。”
“你觉得凶手用手机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一个星期的时间，足够把手机里的所有数据复制一遍。通话记录、短信、通讯录、备忘录——所有的东西。”
“凶手想知道夏建国查到了什么。”
“对。”夏鸢点头，“凶手拿走了手机，不是为了确认死亡——是为了确认夏建国到底知道多少。”
周砚白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凶手复制了手机里的数据，那他就会知道——夏建国查到了什么。也会知道——夏建国把证据交给了谁。”
夏鸢的心沉了一下。
“如果夏建国把证据交给了谁——那个人也会有危险。”
“对。”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夏建国把证据交给了谁？
她想起吴长林说的话——夏建国在茶馆里见他，把一个U盘给了他。那是U盘里的第一批文件。但那些文件是夏建国自己收集的，还是别人给他的？
如果夏建国有一个线人——一个在郑鸿远内部的人——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我需要查一个人。”夏鸢说。
“谁？”
“孙志强。那个调走的技术员。”
回到公安局，夏鸢直接去了档案室。
这次她没有用赵国强的钥匙——她从前台借了登记钥匙，理由是“查阅旧案卷宗”。前台的人看了她一眼，没有多问。
档案室的门开了。日光灯管还是“滋滋”地响着，黄光把整个房间照得一样旧。
她找到2014年的人事档案，翻到技术科那一页。
孙志强。男，1985年3月出生。2010年入职临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科。2015年1月调离——调往海城市公安局技术处。
2015年1月。夏建国案发生之后三个月。
调离的原因栏写着：“个人申请，工作需要。”
夏鸢拍了张照片，然后翻开2014年刑侦支队的通讯录。孙志强的分机号是——309。
309。9月23日的通讯记录里，这个分机号出现过。
她翻到手机里拍的那几页照片，找到9月23日的记录。
13:15，分机号304→1394521。
13:42，1382311→分机号217。
14:23，1397234→1390902。
15:47，139****0902→分机号217。
没有309。
孙志强在9月23日没有用分机打电话。但他可能用了手机。
夏鸢翻到9月23日的手机通话记录那一页——除了夏建国和老姜的那两条，还有三条：
12:08，1387723→1365512，通话时长5分20秒。
16:30，1593341→分机号304，通话时长2分15秒。
18:45，分机号309→1398876，通话时长1分05秒。
分机号309。
18:45。夏建国已经死了。老姜已经发现了尸体。孙志强在18:45用分机打了一个电话。
打给谁？
139****8876。这个号码在之前的记录里没有出现过。
夏鸢把这个号码记下来。
她合上档案，走出档案室。走廊里，她拨了那个号码。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空号。十年前的号码，已经注销了。
夏鸢靠在墙上，盯着手机屏幕上的“空号”两个字。
一条线索断了。但另一条线索还在。
孙志强。调往海城市公安局技术处。2015年1月。
她需要找到这个人。
傍晚的时候，夏鸢回到事务所。
她打开门，走进房间，把风衣挂在椅背上，坐下来。书桌上的电脑还开着，屏幕上是她昨天整理的那些线索——林婉清案、周敏案、郑鸿远、吴长林、老姜、赵国强——一条一条，密密麻麻。
她拿起那个相框，看着夏建国的脸。
“你认识孙志强吗？”她对着照片说。
照片里的人当然不会回答。
但她的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她接起来。
“夏侦探。”对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像是刻意压着嗓子，“你在找孙志强？”
夏鸢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知道孙志强在哪儿。”
“在哪儿？”
“海城。但他不叫孙志强了。他改名叫孙浩，在海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当副支队长。”
夏鸢的心跳加速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一直在找他。”那个声音说，“和你一样。”
“你到底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我是周敏的哥哥。”
夏鸢的呼吸停住了。
“你说什么？”
“周敏。我妹妹。”那个声音开始发抖，“她在临江上班，我在海城。她出事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发现了一些东西，如果有人问起她，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能信得过的人。”
“什么东西？”
“一个文件袋。她寄给我的，里面有几张纸和一些照片。我看了。上面写的东西——和你们在查的是一样的。郑鸿远、诚达外贸、还有那个警察。”
“哪个警察？”
“照片上的。一个穿警服的男人。照片背面写着一个名字——孙志强。”
夏鸢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你手里有孙志强的照片？”
“有。他和我妹妹的合影。2014年拍的。我妹妹那时候刚入职，孙志强来诚达外贸调查一个案子——他们认识的。”
“你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能。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找到杀我妹妹的人。不管他是谁。”
夏鸢沉默了一秒。
“我答应你。”
电话挂了。几秒钟后，手机收到了一条彩信。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人。一个年轻女孩——周敏，比失踪照上的她年轻一些，笑容很灿烂。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三十岁左右，穿着便服，右手搭在周敏的肩膀上。
那个男人的右手手腕内侧，有一道圆形的疤痕。
夏鸢放大了照片。
疤痕。圆形。在手腕内侧偏左的位置。边缘有褶皱。
和吴长林描述的一模一样。
和老姜手腕上的——一模一样。
夏鸢盯着那张照片，感觉血液在血管里倒流。
孙志强。2014年的技术员。2015年调离临江，改名换姓，成了海城市的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他的右手腕上有一道和老姜一模一样的疤痕。
两个人都有烫伤。都在右手腕内侧。都是圆形的，边缘有褶皱。
但吴长林说——第四个人的右手腕上有烫伤。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
除非——老姜说的是真的。他的疤是在追捕毒贩时被烫的。孙志强的疤——是另一种方式留下的。
夏鸢拿起手机，拨了周砚白的号码。
“周队长，我需要查一个人。孙志强。2014年刑侦支队技术员，现在在海城，改名孙浩。”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你怎么知道的？”
“周敏的哥哥。他手里有证据。”
“什么证据？”
“孙志强和周敏的合影。孙志强的右手腕上——有疤。”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马上过来。”周砚白说。
二十分钟后，周砚白到了。
他站在事务所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刚吃了一颗很酸的糖，酸到了牙根。
“进来。”夏鸢让开门口。
周砚白走进去，把文件夹放在桌上。
“我查了孙志强的档案。”他翻开文件夹，“2015年1月调离临江，理由是个人申请。但我在人事处的旧档案里找到了另一份文件——一份没有归档的内部通报。”
他把那张纸抽出来，放在桌上。
夏鸢低头看。
通报的内容很短：“技术科民警孙志强，因在工作中多次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不良影响，经研究决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原工作岗位。”
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不良影响。
“违反了什么操作规程？”夏鸢问。
“档案里没有写。”周砚白说，“但我问了人事处的一个老同志——他记得这件事。2014年年底，孙志强在处理一批旧案物证的时候，把几件物证弄丢了。”
夏鸢的心跳加速了。
“什么物证？”
“2014年9月23日夏建国案的几件物证。包括——”周砚白顿了一下，“包括夏建国的手机。”
夏鸢的手指在桌面上攥紧了。
“他弄丢了夏建国的手机？”
“对。他说是在移送过程中遗失的。后来——”周砚白翻到下一页，“后来他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但找到的时候，手机已经被重置了。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
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
夏鸢闭上了眼睛。
孙志强拿走了夏建国的手机。他复制了所有的数据。然后他“弄丢”了手机，又“找到”了它——但手机已经被重置了，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
他在帮郑鸿远擦屁股。他在帮凶手掩盖痕迹。
然后他得到了回报——调离临江，改名换姓，升职加薪。从一个技术员，变成了海城市的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他现在在海城。”夏鸢睁开眼睛，“我需要去见他。”
“我陪你去。”周砚白说。
“不用。你在这里盯着。如果我去海城的事被人知道了，郑鸿远会提前动手。”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我不是一个人。”夏鸢拿出手机，翻到陆辞渊的号码，“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海城有关系。”
周砚白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陆辞渊？”
“对。”
“你信任他？”
“不信任。”夏鸢说，“但他有我需要的东西。”
周砚白深吸了一口气。
“好。但你到了海城之后，每两个小时给我发一次定位。如果超过时间没有消息——”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
周砚白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担心，不是信任，而是一种……说不清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什么。
“夏鸢。”他说。
“嗯？”
“小心。”
夏鸢点了一下头。
周砚白转身走出事务所。门关上的时候，风铃响了一声。
夏鸢坐在书桌前，看着桌上的那张照片——孙志强和周敏的合影。
孙志强的右手搭在周敏的肩膀上，手腕内侧的疤痕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一样的疤。和吴长林描述的疤。和老姜手腕上的疤。
但老姜的疤是他自己解释的——追捕毒贩时留下的。孙志强的疤——没有人解释过。
如果孙志强是第四个人——那他为什么要和周敏合影？一个杀人凶手，和一个他后来要杀的人，站在一起，对着镜头笑？
除非——他杀周敏的时候，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是有人让他杀的。
就像十年前，有人让他从背后袭击夏建国一样。
他不是主谋。他是工具。
真正的凶手，是那个给他下命令的人。
夏鸢把照片翻过来，看着空白的背面。
她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字：“Z”。
然后她拿起手机，拨了陆辞渊的号码。
“陆先生，我需要去一趟海城。”
“什么时候？”
“明天一早。”
“好。我安排。”
电话挂了。
夏鸢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城市。
霓虹灯又开始亮了。这座城市和每一个夜晚一样，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但在这片灯火下面，藏着多少被掩埋的真相？
她拿起那个相框，看着夏建国的脸。
“快了。”她说，“我快找到他了。”
相框里的人微笑着看着她。
夏鸢把相框放在桌上，关掉台灯。
黑暗中，她闭上眼睛。
明天，她要去找孙志强。去找那个拿走她父亲手机的人。去找那个在周敏指甲里留下DNA的人。去找那个右手腕上有疤的人。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在哪里。
她都会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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