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天还黑着。
那辆修好的解放卡车停在货运站院子里，发动机已经发动，排气管喷出青烟。老董围着车又转了一圈，最后紧了紧几颗螺丝，拍了拍车头。
“行了，能跑。”他脸上全是油污，眼里布满血丝，两天没合眼。
周镇山和陆文舟从调度室出来。陆文舟背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面装着账本、合同、还有货运站的各种证件。周镇山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只有两件换洗衣服，和父亲那块怀表。
“路上小心。”老董递过来两个铝饭盒，里面是红姐昨晚蒸的馒头，还有几块咸菜，“省城四百公里，得开一天。中间在服务站休息，别赶夜路。”
“知道了，叔。”周镇山接过饭盒，揣进帆布包。
“周哥，”陈铁头走过来，塞给他一把扳手，“带着，防身。”
周镇山看着那把扳手，手柄磨得发亮，是父亲留下的那套工具里的。他接过来，掂了掂，很沉。
“谢了，铁头。”
“早点回来。”
“嗯。”
两人上车。驾驶室很旧，座椅的海绵都露出来了，但擦得很干净。陆文舟坐在副驾驶，系好安全带。周镇山挂挡，松离合，踩油门。
车缓缓驶出货运站大门。
后视镜里，老董、陈铁头、红姐，还有院子里那些工人，站在门口，一直看着。直到车拐上省道，看不见了。
天边泛起鱼肚白。
车开得很稳。周镇山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陆文舟抱着公文包，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农田和村庄，不说话。
沉默持续了半个小时。
“周哥，”陆文舟终于开口，“那个杨厂长……你爸是怎么救他的？”
周镇山看着路，沉默了几秒，才说：“二十年前，我爸还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杨厂长那时候是车间主任，在调试一台进口机床时，出了事故。液压油管爆了，滚烫的液压油喷出来，溅了他一身。要不是我爸冲过去把他推开，他当时就没了。”
“后来呢？”
“后来，杨厂长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脸上、脖子上，全是疤。但命保住了。出院后，他调去了省城机械厂，从副厂长干到厂长。每年春节，他都会给我爸寄封信，还有两百块钱。我爸从来不收钱，信倒是都留着。”
“那这次去找他……”
“我不知道。”周镇山说，“三年了，我没联系过他。我爸走的时候，我也没通知他。现在去找他借钱，有点……不要脸。”
“可咱们没别的路了。”陆文舟低声说。
“是啊，没别的路了。”
车继续往前开。太阳出来了，照在路上，金光闪闪。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哗哗作响，像在送行。
中午，车在一个服务站停下。
服务站很小，就几间平房，一个加油站，一个小饭馆。周镇山和陆文舟下车，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陆文舟去加油，周镇山走进饭馆，要了两碗面。
面是手擀面，很粗，汤很咸，但热乎。两人就着咸菜，呼噜呼噜吃完，身上暖和了些。
“周哥，”陆文舟放下碗，犹豫了一下，“你说，杨厂长会借给咱们多少钱？”
“不知道。”周镇山说，“十万，是咱们的底线。少了不够，多了……估计也借不到。”
“十万……”陆文舟算了算，“码头仓库一年租金八万，押金两万，刚好十万。但货运站那边，刘大膀子他们的工资，这个月得发，一万五。修车，五千。日常开销，伙食费，杂费，一个月少说也得两三千。就算借到十万，也只够撑两个月。”
“两个月够了。”周镇山说，“有了码头仓库，咱们就能接大宗的货。建材，钢材，机械设备，一单就是几万十几万的运费。两个月，足够周转开。”
“可要是接不到大单呢？”
“那就接小单，一单一单地攒。”周镇山看着他，“文舟，咱们走到今天，不是靠等来的机会，是靠一双手，一双脚，一单一单干出来的。省城再大，滨港再小，道理都一样。肯干，就有活。有活，就能活。”
陆文舟沉默了一会儿，点头：“明白了。”
吃完饭，继续上路。
下午的路，车多了起来。货车、客车、小轿车，挤在路上，尘土飞扬。周镇山开得很小心，一直保持在六十码左右。遇到坑洼，提前减速。遇到超车的，就让。
稳，是父亲教他的第一课。
“开车，不是开快，是开稳。稳了，才能到地方。快了，容易翻。”父亲说这话时，他才十六岁，刚学开车。
现在，他二十六了，懂了。
下午四点，车进了省城。
省城比滨港大得多，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路很宽，很平，但很堵。周镇山跟着路牌，慢慢往机械厂方向开。
省城机械厂在城西，是个老厂区。红砖墙，铁栅栏门，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但厂区里很安静，没什么人，只有几个退休工人在门口下棋。
“师傅，问一下，杨厂长在吗？”周镇山停下车，探出头。
下棋的老头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杨厂长？早调走了。”
“调走了？调哪儿去了？”
“去市工业局了，当副局长。去年的事儿了。”
周镇山心里一沉。
“那……工业局在哪儿？”
“在市中心，人民路那边，具体地址不知道，你到那儿再问吧。”
“谢谢师傅。”
车重新发动，朝市中心开。
陆文舟看着窗外，低声说：“周哥，副局长的门槛，更高了。”
“高也得进。”周镇山说。
工业局在人民路一栋五层楼里。楼是新的，贴白色瓷砖，门口有武警站岗。周镇山把车停在路边，和陆文舟下车，走到门口。
“同志，找谁？”武警拦住他们。
“我找杨局长，杨建国副局长。”周镇山说。
“有预约吗？”
“没有，但我是他老朋友的儿子，从滨港来的，有急事。”
武警看了他们一眼，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了几句，挂断，摇头：“杨局长在开会，没时间见你们。你们预约再来吧。”
“同志，麻烦您再帮我问问，就说滨港机械厂周建国的儿子找他，有急事。”周镇山说得很急。
武警皱了皱眉，又拿起电话，这次说了很长时间。挂了电话，他脸色缓和了些。
“杨局长说，让你们在门口等着，他开完会出来见你们。”
“谢谢，谢谢。”
两人退到门口的花坛边，等着。
天渐渐暗了，路灯亮起来。下班的人流从楼里涌出来，骑自行车的，走路的，说说笑笑。周镇山和陆文舟站在路边，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人，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旧工装，帆布鞋，像两个误入城市的农民。
“周哥，”陆文舟低声说，“一会儿见了杨局长，我来说吧。我懂怎么跟领导打交道。”
“不，”周镇山摇头，“我来说。人情是我爸的，债是我背的。话，得我自己说。”
陆文舟看了他一眼，没再坚持。
等了快一个小时，天彻底黑了。
楼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就在周镇山以为今天见不到了的时候，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楼里走出来。
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眼镜，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疤，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巴。走路时，背挺得很直。
是杨建国。
周镇山一眼就认出来了。小时候，杨建国去他家，总会给他带糖。他脸上的疤，就是当年那次事故留下的。
“杨叔。”周镇山上前一步。
杨建国停住脚步，看着他，看了很久，才不确定地问：“你是……山子？”
“是，杨叔，我是周镇山。”
杨建国走过来，仔细打量着他，眼神很复杂：“三年没见，长大了，黑了，瘦了。你爸……走的时候，我正好在外地学习，没赶上。后来写信给你，信退回来了，说地址不对。”
“我搬家了。”周镇山说。
“搬家？”杨建国看着他，“你爸那房子……”
“拆了。”
杨建国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你爸一辈子老实，最后……唉。不说了，你来找我，有事？”
“是，有事想求您帮忙。”周镇山说。
杨建国看了看周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去我办公室。”
两人跟着杨建国上了三楼，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柜、办公桌、沙发，都是旧的，但擦得很亮。墙上挂着几张合影，是杨建国和各级领导的。
“坐。”杨建国自己坐在办公桌后，看着周镇山，“说吧，什么事。”
周镇山没坐，站在桌前，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份货运站的合同，还有账本，放在桌上。
“杨叔，我现在在滨港，开了个货运站。想接点活，挣点钱，养活跟着我的人。但现在遇到点难处，想跟您借点钱周转。”
杨建国拿起合同，翻了翻，又看了看账本，眉头皱起来。
“货运站？滨港第三货运站……这地方，以前是马振东的吧？”
“是，现在是我的了。”
“你怎么从他手里拿到的？”
“我帮他处理了一批泡水的水泥，他拿货运站抵的。”
杨建国放下合同，看着周镇山，眼神锐利：“山子，你爸教过你，做人要诚实。说实话，这货运站，你怎么拿到的？”
周镇山沉默了几秒，抬起头，看着杨建国。
“杨叔，我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但我没偷，没抢，没害人。我只是想活下去，想让跟着我的人活下去。滨港现在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马振东那种人，靠关系，靠手段，垄断市场，欺压工人。我父亲，就是被他害死的。我出来，不只是为报仇，是想做点事，让那些像我父亲一样的老实人，有口饭吃。”
杨建国盯着他，看了很久。
办公室里很静，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
“你要借多少？”杨建国终于开口。
“十万。”
“十万……”杨建国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山子，你知道十万是什么概念吗？我一个月工资，四百二。十万，是我二十年的工资。”
“我知道。”周镇山说，“但货运站现在缺这笔钱。有了这笔钱，我就能拿下码头仓库，就能接大单，就能周转开。杨叔，这钱，我借。一年内，连本带利还清。利息，按银行最高利率算。我可以写借条，可以拿货运站抵押。如果我还不上了，货运站归您。”
“我要你货运站干什么？”杨建国苦笑，“山子，我不是不信你。但你爸就你一个儿子，我不希望你走错路。货运这行，水很深。马振东那种人，你惹不起。听叔一句劝，回滨港，找个正经工作，安安稳稳过日子。钱，我可以借你一点，但十万……不行。”
周镇山站着，没说话。
他知道，杨建国是为他好。
但他回不去了。
“杨叔，”他开口，声音很哑，“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在里面。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我妈现在住在窝棚里，靠缝补衣服过活。货运站里，五十多个工人，等着我发工资吃饭。如果我倒了，他们就得重新回去，给马振东那种人干活，被拖欠工资，被欺负，被踩在脚底下。”
他看着杨建国，眼睛很红，但没流泪。
“我爸教过我，做人，要顶天立地。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我想试试。我想试试，能不能带着这些人，走出一条路。哪怕这条路上全是石头，我也得走。因为我不走，就没人走了。”
办公室里，又静下来。
杨建国看着这个年轻人，看着他眼里的倔强和决绝，像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那时候，他刚从车间主任提拔为副厂长，想改革，想创新，想带着厂子走出困境。所有人都劝他，别折腾，安稳点。他不听，非要干。结果，得罪了人，被调到了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他学会了圆滑，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现在，看着周镇山，他好像看到了那个年轻时的自己。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但眼里有光的自己。
杨建国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
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存折，放在桌上。
“这里面，是我攒了半辈子的钱，一共十二万。本来是给你妹妹准备的嫁妆。”他说，“十万，你拿去。两万，留给你妈，让她搬出窝棚，租个好点的房子。借条，不用写。利息，我不要。一年后，你能还就还，还不上，就算了。”
周镇山愣住了。
“杨叔，这……”
“拿着。”杨建国把存折推过来，“但有个条件。”
“您说。”
“这钱，是干净的。你用它做的事，也得干净。”杨建国盯着他，“货运站，可以开。生意，可以做。但违法的事，别碰。不该挣的钱，别挣。你爸一辈子清清白白，你别给他脸上抹黑。”
周镇山接过存折，很薄，很轻，但很沉。
“杨叔，我答应您。”
“去吧。”杨建国挥挥手，“我还有会，不留你们吃饭了。”
“谢谢杨叔。”
“等等。”杨建国叫住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信封，“这里面，是我的名片，还有工业局几个处长的电话。以后在省城遇到麻烦，可以找他们。但记住，人情只能用一次，别乱用。”
“谢谢杨叔。”
周镇山接过信封，和陆文舟一起，退出了办公室。
门关上。
杨建国重新坐回椅子上，看着窗外，很久没动。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
“喂，老刘，是我。滨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个叫周镇山的年轻人，在开货运站？对，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你帮我看着点，别让人欺负他。但别让他知道，年轻人，得自己摔打才能长大。”
挂了电话，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脸上那些疤，在灯光下，像一条条沟壑。
很深，很老。
但眼睛里的光，好像，又亮了一点。
楼下，周镇山和陆文舟上了车。
“周哥，咱们……真的借到了？”陆文舟还有点不敢相信。
“借到了。”周镇山握着方向盘，手在抖。
不是害怕，是激动。
“那现在去哪儿？”
“回滨港。”周镇山发动车，“明天一早，去码头，签合同。”
车开上回程的路。
夜很深，但路很亮。
车灯劈开黑暗，一直往前。
像一条，刚刚撕开的口子。
很小，但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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