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春生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她站在巷子口，看着他背着包袱上了黄包车。车夫吆喝一声，卖力地拉动车子。车轮轧过青石板，咯噔咯噔地响。春生回头看了一眼，挥了挥手，喊了句什么，但是被车轱辘的声音盖住了。她没听清，但她记住了那个手势——右手举起来，在空中停了停，然后往下一压，像是说“等着我”。
她信了，这一等，便是一辈子。
……
王婶将这盏铜灯送来的时候，我正给阿旧梳毛。
那肥猫四仰八叉地躺工作台上，白花花的肚皮朝上，呼噜打得跟拖拉机似的。我一手按着它脑袋，一手拿着旧梳子，从下巴梳到胸口，梳到它后腿开始不自觉地蹬空气。
“舒服了？”我低声问。
阿旧眯着眼，尾巴尖儿晃了晃。
王婶就是这时候来的。她站在门口，拎着个布袋子，半个身子探了进来：“小林啊，忙着呢？”
我抬起头，把梳子放下。阿旧不满地哼了一声，翻了个身把肚皮藏起来，改成趴着。
“王婶来了。”我拍了拍手上的猫毛，从工作台后面绕出来，“您坐，我给您倒杯水。”
王婶摆摆手：“不坐不坐，就送个东西。”她把布袋子搁在工作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老街东头周阿婆记得不？去年脑梗走的那个。”
我点点头。周阿婆我记得，印象中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以前总拄着拐杖从铺子门口过，有时候停下来，往铺子里头张望两眼，也不说话，看一会儿就走了。
“她家那房子，现在要被她那不争气的儿子卖啦！”王婶说着，解开布袋口，“这是他那混小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来的，旧得不成样子了。本来想扔，我说别扔，拿来给小林看看，说不定还能修修。”
我伸手把灯拿出来，放在工作台上。
这是一盏老式铜灯。底座巴掌大，莲花形的，铜锈斑斑。灯柱细细的，上头托着个油盏，盏边已经锈得发绿。灯柱中间刻着一圈缠枝莲纹，刻得浅，已经被磨得快看不清了。
我把它翻过来看底座。底座上刻着两个字，字很小，笔画都磨浅了，但还能认出来——春生。
“这灯坏在哪儿？”我问。
王婶挠头想了想，“周阿婆生前老说这灯点不着了，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她儿子也不知道这灯对她娘有啥用，反正就觉得是个破烂。”
我没急着回答，把灯举起来对着光看。灯盏里没有油，灯芯也早烂没了。但底座有一处凹进去了，就在字印的旁边，凹得有点深，把灯身都带歪了。可能是摔的，也可能是收拾东西的时候砸的。
我手指沿着底座摸了一圈，能感觉到铜皮的变形程度。
“只是些外观上的小问题。”我说，“底座磕凹了，得敲回来。另外灯芯要换，油盏要清理。得费点工夫，但能修。”
王婶眼睛一亮：“那行！你慢慢修，修好了我再来取。”
我点点头，把她送到门口。王婶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这小玩意修好得多少钱啊？”
“修好再说。”我说，“修不好不收钱。”
王婶笑着走了。
铺子里安静下来。
我把灯放在工作台正中间，顺手拉了把凳子坐下。阿旧从台子上跳下来，走到角落那儿，转了两圈，趴下了。它趴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对着我，也不是对着门，是对着那堵墙。
墙是老房子的那种砖墙，灰扑扑的，挂着几把锈了的钳子、改锥。
我看了阿旧一眼，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工具，先把灯盏里烂掉的灯芯清理干净。用小镊子一点一点夹出来，碎屑落在台面上，黑乎乎的，带着一股陈年的油垢味。
清理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墙角那儿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我没抬头，手上的活没停。
“出来吧。”我说，声音不大，平平常常的，像跟熟人打招呼。
墙角那块儿原本阿旧趴着的地方，空气似乎动了起来。
先是淡淡的，像夏天柏油路面蒸腾的热气浪，隐隐约约有个人形。然后慢慢凝实，从脚到头，一点一点显出来。
这是一个老太太，瘦瘦小小的，穿着老式的斜襟褂子，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个髻。她站在那儿，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身前，微微佝偻着背，一会看着我，一会又看着我手里的灯。
我没说话，继续清理灯盏。镊子夹着最后一块碎灯芯，轻轻抽出来。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努力挤出一点声音，又可能是长时间不说话的原因，结果发出的却是像风吹过干树叶子的沙沙声。她略微尴尬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抬头，又张嘴。
“小师傅...他……”声音出来了，又细又轻，像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他说让我等着他。”
我放下镊子，看着她，轻轻点头。做好了一个倾听者该有的样子。
“我就等着。”她手指攥了攥，攥住褂子的边儿，“可是等着等着，就忘了自己等了多久了。”
阿旧打了个哈欠，换了个姿势，继续趴着。
“是春生吗？”我想起底座上刻着的两个字，“他是你什么人？”
周阿婆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提起这个名字。她嘴角泛起一丝笑容，脸上皱纹挤在一起，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是我男人。那时候还没过门呢，刚定亲他就走了。说去当兵，打完仗就回来。我说行，我等你。”
“后来呢？”
“后来？”她仔细回忆了一下，“后来仗打完了，他没回来。再后来，解放了，土改了，公社了，改革开放了……我一直在等着他。”
我看着她的眼睛。提到春生时，她的眼睛里有光，亮亮的，不是灵体的虚光，是真的亮。
“你等了他多少年？”我眨眨眼，好奇地问道。
周阿婆摇摇头：“不知道，一开始还会数，可后来年纪大了，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我就只能每天晚上把灯点着，放在窗台上。因为他走的时候说过，只要我晚上点灯，他就能远远地看见，知道我还在等他。”
我低头看那盏铜灯。底座上那两个字，春生。环绕着底座的边缘有一圈浅浅的痕迹，不是刻的花纹，是手指磨出来的。长年累月拿着灯，擦着灯，摸着灯，磨出来的。
“灯坏了。”她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点不着了，试了好多次，都点不着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你能不能帮我点着？我想让他看见，我想让他知道我还在等他。”
我没立即回答，灯的核心部件其实并没有坏，她说点不着了，其实是她也恍惚了。她知道自己即将去一个春生到不了的地方，又害怕春生真的回来了找不到她，怪罪她。于是在弥留之际，她让自己接受了“灯坏了”这个善意的谎言。
“能点”我把灯翻过来，底座朝上。从台子底下摸出一个小锤子和一块软木垫，垫在底座下面。“但得先把底座敲回来，灯里的核心部件也损坏了。您稍等，我这就帮你修！”
她点点头，站在那儿不动也不走，就看着我手上的动作。
我把锤子对准凹进去的地方，轻轻敲了一下。
“叮。”
很轻的一声，她的眼睛跟着锤子动。
“叮。”
又是一下。
阿旧站起来，走到我脚边，蹭了蹭我的裤腿，又走回墙角，趴下。
我敲了七八下，凹进去的地方慢慢平了。放下锤子，把灯翻正，拿修刀在灯柱和灯盏连接的地方轻轻刮了刮。一层绿锈粘在刀刃上，被我轻轻吹走。
“这灯您用了多少年？”我一边刮一边问。
“记不清了。”她说，“春生走后第二年，我开始点。每天天黑就点，天亮才灭，期间倒也坏过一次，是给一个年轻女人修好的，她说我这灯还能再管几十年嘞。再后来通电了，用不上了，我还是点。点到我老了，手抖了，点不着了。”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停，语气中带着一丝敬意，
“您点了一辈子。”
她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瓶菜籽油，倒了浅浅一点在灯盏里，又拿出一根新的棉线灯芯，一头浸进油里，一头搭在盏边上。
“火柴。”我边摆弄着铜灯边对她说。
她愣了一下，转头看了看两边，没人。这才确定这话是对她说的。
“放心，只要在我这间屋子里，你与活人并无区别。”我看着她又说了一遍：“火柴在抽屉里，帮我拿一下。”
她将信将疑，然后转身看了一圈，走到柜子前，拉开中间的抽屉。手指碰到火柴盒的那一刻，她的手顿了顿。
真实的触感让她内心震惊不已。
她把火柴递给我。她的手碰到我的手，一丝温热的触感传来。
她看着自己的手，又看着我，嘴张了张，惊讶地没说出话。
我接过火柴，划着一根，凑到灯芯旁。想了想，又将火柴递给她。
她瞬间明白我的意思，接过我手里的火柴往灯芯再靠近了些。火苗跳了跳，稳住了，黄豆大的一点光，在午后的阳光里几乎看不见。
但她看见了。
她盯着那点火，眼睛一点一点地弯起来，脸上的皱纹也跟着弯。
“亮了！”
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惊喜，随后又对我说，“小师傅，你说他还能看到我为他点的灯吗？”
“他肯定看见了。”我语气坚定说道。
她点点头，又低头看了一眼灯。火苗映在她眼睛里，晃了晃。
“那我也该走了，谢谢你。”
她转过身，步履阑珊地朝着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回头，对着阿旧趴的墙角笑了笑。身形已经开始淡了。从脚开始，一点一点往上，像早晨的雾被太阳晒化。直到身形淡得只剩下一个轮廓，像水里的倒影被风吹散。
然后，没了。
阳光晃了一下。
阿旧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巷子那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转回身，跳上工作台，趴下了。
我把灯拿起来，放在台子靠里的位置。灯还亮着，黄豆大的火苗一动不动。我崇敬他的报国情怀，更被她的痴情所感动，我认为天下间最伟大的爱情莫过于此。
后来我从一个外地来的青年口中得知，春生早就死了，死在民国三十七年冬，参军的第二年。
临死前，他托一个战友的儿子带话回乡：告诉阿婆，别等了。那年轻人揣着话上了路，走到半道，一场大病倒在客栈里，高烧了七天七夜。等能下床时已是三个月后。他想，反正都晚了，不如办完事再去。
这一拖，就是一辈子。
后来他娶妻生子，偶尔想起那句没带到的话，总觉得还有机会。直到自己壮年病倒，走不动了，才又托自己的儿子去找。等儿子找到这里才发现人早没了。只有街坊说，以前东头有个老太太，一辈子点一盏灯，说是等人。这个“儿子”就是这位青年。
得知此事后，我内心更加震撼不已，这个对于“伟大爱情”的定义此刻更加根深蒂固的扎根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平息。
……
直到下午的阳光从铺子门口斜进来，照在工作台上，照在那盏铜灯上。灯还亮着。
我坐回椅子里，从抽屉里拿出奶奶的笔记本，翻开。扉页上，是奶奶写的一句话：“修物即修心。”
我随手翻开一页展开，上面记着一段话，字迹工工整整：
“民国三十七年冬，腊月初八。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子送来一盏铜灯，女子神色慌张，她恳求我能将此铜灯修好，因为这事关她与某个人的约定。我让她把铜灯留了下来，并告知三天后再来取。
我在第二天夜里才有空将铜灯里里外外检查了一番。外观保存的十分完好，油是我新换的，但那灯芯无论如何就是点不着。后来我用铜修刀探出此物附着一位男性灵体。我从他口中得知他就是“他”，他与我讲述了很多，从他们最初相识到相恋，再到他毅然从军，直到最后一刻他倒在战场上。他希望我能将这一切告诉女子，并转告女子从此以后不用再等他。
我不敢想象一位如此痴情的女子得知真相后会发生什么。
于是灯修好的那天，我试探性地问女子：“如果你要等的人已经不在，你会如何？”
她没回答，只是笑了笑。拿起铜灯转身便离去了。
我没追上去，因为我已经从她的举动里寻到了答案。”
我看着这段话，看了很久。
原来奶奶也见过这盏灯。
她见过年轻的周阿婆，见过这盏灯，还记了下来。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阿旧翻了个身，把肚皮露出来，四脚朝天。阳光照在它肚子上，橘黄色的毛亮得晃眼。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一个人影晃了进来。
“师傅，修东西吗？”这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我抬头，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在门口，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袋子里露出一截木头，旧旧的。
“修。”我平复心情，将自己从这段意难平的故事中抽离出来，“进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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