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法罕到德黑兰，四百公里。
我计划骑两天。第一天从伊斯法罕到库姆，一百五十公里；第二天从库姆到德黑兰，二百五十公里。库姆是伊朗最神圣的城市之一，拥有什叶派的圣陵，也是伊朗保守派的大本营。
清晨六点，我离开伊斯法罕。
出城之后，公路向北延伸，两侧是荒漠和农田交替。伊斯法罕以北的地区比南部肥沃一些，能看到更多的绿色。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大部分是开往德黑兰的卡车和客车。我的摩托车在车流中穿行，速度不快，但很自在。
上午九点，我在路边一个茶馆停下来休息。茶馆很简陋，几把塑料椅、几张折叠桌、一个烧水壶、一个茶壶。老板是个老人，牙齿掉了大半，但精神很好。他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加了两块方糖。
“去哪里？”他用波斯语问，同时用手比划。
“德黑兰，”我说。
他点点头，竖起大拇指，又指了指天空，做了一个下雨的手势。我不太懂，但大概在说“天气热”。
确实热。虽然才上午九点，气温已经三十度了。
喝完茶，我继续骑。
中午十二点，我到了库姆。
库姆是一座灰色的城市。不是说它的建筑是灰色的——事实上，库姆有伊朗最华丽的圣陵，金色的穹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是说它的气氛。街上的人穿着更保守，男人的袍子更长，女人的头巾更严实，黑色是主色调。街头的标语也比别的城市多，几乎每面墙上都写着波斯文的政治口号，配着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画像。
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单人间，十二美元一晚，比扎黑丹和克尔曼都贵。旅馆老板是个中年人，留着大胡子，英语不太好，但能蹦几个单词。
“你，中国人？”他问。
“对。”
“好。中国好。”他竖起大拇指，然后指了指窗外，“美国人，不好。”
我笑了笑，没接话。
下午，我去了法蒂玛圣陵。法蒂玛是什叶派第八位伊玛目的妹妹，她的圣陵是库姆最神圣的地方。非***不能进入圣陵的核心区域，但我可以在庭院里走走。
庭院的面积很大，地面铺着白色的大理石，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喷泉，水柱在阳光下形成一道彩虹。四周是拱廊，拱廊的墙面上贴满了蓝色的瓷砖，花纹精美复杂。
我站在庭院里，看着朝圣者进进出出。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带着孩子的妇女。他们表情肃穆，脚步缓慢，有的手里拿着念珠，有的手里捧着古兰经。
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用英语问：“你是***吗？”
“不是。”
“那你不能进去。”他指了指圣陵的金色穹顶。
“我知道。我只是看看。”
他点点头，走开了。
我在庭院的角落里坐了一会儿，看着朝圣者们亲吻圣陵的门框，抚摸门上的铜环，有人哭泣，有人微笑。我不懂他们的信仰，但我能感受到那种虔诚。那是一种超越了理性和逻辑的东西，一种让人心甘情愿跪下、流泪、祈祷的东西。
从圣陵出来，我在库姆的街头走了走。街上人不多，店铺大多关着门——下午是这个城市的午休时间，从下午一点到四点，大部分商店都关门，街上空空荡荡，像一座空城。
我找了一家开门的茶馆，进去坐了一会儿。茶馆里只有我一个人，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瞌睡。我喝了一杯茶，写了一会儿日记，然后回旅馆睡了一觉。
第二天清晨，我离开库姆，骑向德黑兰。
从库姆到德黑兰的高速公路很宽，车很多。我骑在应急车道上，时速不敢太快。路上的车开得都很猛，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带起的气流让我的车身晃动。我握紧车把，保持稳定。
上午十点，我看到了德黑兰。
德黑兰坐落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是一座巨大的、 sprawling的城市。从远处看，德黑兰是一片灰黄色的建筑群，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山顶覆盖着积雪，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城市和雪山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边是灰黄，一边是雪白。
我骑着摩托车进入德黑兰市区。
交通立刻变得拥堵。汽车、摩托车、公交车挤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尾气的味道，呛得我咳嗽。我跟着导航，在车流中缓慢穿行，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市中心。
德黑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混乱。
不是那种负面的混乱，而是那种“太多东西挤在一起”的混乱。老建筑和新建筑挨在一起，清真寺和商场挨在一起，黑袍和牛仔裤挨在一起。街上的人走路很快，表情很急，不像伊朗其他地方的人那样从容。
我把摩托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登记入住。旅馆在市中心，离前美国大使馆不远。房间很小，但干净，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
放下行李，我决定出去走走。
德黑兰的街头和伊朗其他城市不一样。这里的墙上有很多涂鸦，不是那种随意的 graffiti，而是有组织的、政治性的壁画。霍梅尼的画像、哈梅内伊的画像、两伊战争烈士的画像、反美反以的标语——它们占据了城市里最显眼的墙面。
我沿着一条主街走，边走边看。一幅巨大的壁画吸引了我——画面上是一面美国国旗，但星星被换成了骷髅头，条纹被换成了导弹。壁画下方写着一行波斯文，旁边有英文翻译：“Death to America”。
我站在那幅壁画前看了很久。
不是因为震撼——我在新闻里见过无数次——而是因为“真的在这里”。当你站在那幅画下面，看着那些被画成骷髅头的星星，你会意识到，这不是新闻里的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被人画在墙上的、每天被成千上万人看到的东西。
“你是中国人？”
我回头，一个年轻***在我身后。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戴着一副墨镜，看起来二十出头。
“对，”我说。
“你在这幅画前面站了很久。”他指了指壁画。
“我在想事情。”
“想什么？”
“想这幅画的意义。”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复杂，有点嘲讽，有点无奈。“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我们恨美国。”
“你恨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摘下墨镜，看着我。他的眼睛很黑，很深。
“我恨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说，“但我恨美国人吗？不。我没见过美国人。怎么恨？”
“那这幅画？”
“这幅画是给外面的人看的。”他压低声音，“外面的人来伊朗，看到这些画，会觉得伊朗人疯了。但我们自己知道，画是画，人是人。”
“你叫什么名字？”
“莫森。”
“我叫林远。从邢台来。”
“邢台？”他想了一下，“没听过。”
“一个小城市。三千多年了。”
“三千多年？”他笑了，“德黑兰才两百多年。和你的城市比，德黑兰是个婴儿。”
我们站在那幅反美壁画下面，聊了十几分钟。莫森是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学的是政治学。他告诉我，德黑兰的年轻人大部分不恨美国人，但他们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制裁让我们活得很累，”他说，“药买不到，工作找不到，钱不值钱。我们恨的是这个。”
“那这幅画呢？”我又指了指壁画。
“这幅画是政府的。不是我们的。”
他说完，戴上墨镜，和我道别。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如果你想去看看真正的德黑兰，不是这些画，你去北边。北边的山脚下。那里有咖啡馆，有书店，有年轻人。那里才是我们。”
他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幅壁画，又看了一会儿。
壁画上的骷髅头星星，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
我转身离开，走向莫森说的“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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