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中心的旅馆走到前美国大使馆，大约二十分钟。
我按照手机地图的指引，穿过几条街道，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巷子。巷子两侧是低矮的围墙，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安静——不是那种空旷的安静，而是那种“有很多人但没人说话”的安静。
然后我看到了那面墙。
墙很高，大约三米，灰色的水泥墙面，上面画满了涂鸦。不是德黑兰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政治壁画——那些壁画是精致的、官方的、经过审批的——而是真正的涂鸦，粗糙的、愤怒的、用喷漆罐直接喷上去的。
自由女神像的脸被画成了骷髅。她的火炬变成了一个骷髅头。她的王冠上写着“USA”。在她旁边，是美国国旗被画成了铁窗，星条旗变成了牢笼的栏杆。墙上还用英文写着大大的“Down with USA”，以及波斯文的标语，我看不懂，但猜得到意思。
这就是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一群激进的伊朗学生冲进这座大使馆，将五十二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长达四百四十四天。美伊两国因此断交，至今未恢复。这座大使馆从此废弃，成为伊朗反美情绪的一个象征。
我站在墙前，看着那些涂鸦。
没有震撼，没有愤怒，也没有感动。只有一种奇怪的空洞感。也许是因为我在新闻里看过太多次这些画面，当它们真实地出现在眼前时，反而失去了冲击力。也许是因为这些涂鸦太刻意了——它们不是愤怒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被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表达。
墙下有一个小小的空地，铺着灰色地砖。空地上有几个游客——两个欧洲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戴着头巾的伊朗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孩子们在空地上跑来跑去，对墙上的涂鸦毫无兴趣。
我在墙前站了大约十分钟，拍了些照片。然后我注意到墙的尽头有一扇铁门，门半开着，通向大使馆的院子。
我走过去，朝里面张望。
院子里很荒凉。主楼是一栋灰色的建筑，窗户破碎，墙面斑驳，藤蔓植物爬满了墙壁。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有几棵枯死的树，还有一辆生锈的汽车。整个场景像一部末日电影里的画面。
我正要走进去，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先生。”
我回头。一个穿橄榄绿制服的***在我身后。他大约三十多岁，留着浓密的胡子，腰上别着***枪。不是普通的警察——是革命卫队。
“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用英语问，语气不算凶，但也不算友好。
“我在参观，”我说，“我是游客。”
“游客？”他看了看我的衣服，又看了看我手里拿着的手机。“你从哪里来？”
“中国。”
“护照。”
我从口袋里掏出护照，递给他。他翻看着，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仔细。当他看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入境章时，停了一下。
“你从巴基斯坦进来？”
“对。骑摩托车。”
“摩托车？”
“我是骑行者。从中国骑摩托车旅行。经过中亚，从巴基斯坦进入伊朗。”
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怀疑，有好奇，还有一点——也许是我的错觉——尊重。
“你的摩托车在哪里？”
“停在旅馆。在市中心。”
“哪个旅馆？”
我告诉他旅馆的名字和地址。他拿出手机，好像在查什么。然后他把护照还给我。
“你不能进去，”他说，指了指大使馆的院子，“这里不对外开放。”
“我只是看看。”
“看完了？”
“看完了。”
他点点头，但没有走开。他站在我面前，双手叉腰，看着我。我意识到他在等我说什么，或者等我自己走开。
“我有个问题，”我说。
“什么？”
“这些涂鸦，”我指了指墙上的自由女神像，“是什么时候画的？”
他顺着我的手指看了一眼，然后说：“很久了。革命之后就有了。后来不断有人加新的。”
“你每天在这里站岗？”
“轮班。”
“你看着这些画，会想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我想的是，美国人离开我们的国家。他们不应该在这里。他们在这里是为了控制我们。”
“你见过美国人吗？”
他看着我，没有回答。
“我没见过，”他自己说，“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说“你不知道”，但我没说。和一个持枪的革命卫队成员争论，不是明智的选择。
“祝你平安，”我说，用了一句***的告别语。
“祝你平安，”他回答。
我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他叫住我。
“先生。”
我回头。
“你骑摩托车旅行。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想看。我在中国学过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你的对手，不是因为你恨他，而是因为你不想输给他。”
他看着我，没有表情。然后他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继续走。走出那条巷子，回到主街上。德黑兰的喧嚣扑面而来——车喇叭、人声、音乐、烤肉摊的吆喝。
我找了一家茶馆坐下来，点了一杯红茶。
茶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伊朗传统音乐的画报。老板是个年轻人，戴着耳机，在柜台后面看书。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街景。
德黑兰的街道上，人们在正常地生活。妇女们在买菜，男人们在喝茶，孩子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卖气球的老人在街角站着，手里攥着一大把彩色气球，在风中轻轻飘动。
那面墙上的骷髅头自由女神像，和这些气球，在同一个城市里。
我掏出日记本，写道：
“第1106天。德黑兰，前美国大使馆。
墙上的涂鸦是愤怒的。但站岗的革命卫队成员，他的愤怒不是愤怒，是职责。他说他没见过美国人，但‘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起邢台。想起郭守敬。他也没见过欧洲人，但他算出了比欧洲更精确的历法。知识和偏见之间，差的不是信息，是心态。
1979年的人质危机，444天。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现在这座大使馆成了博物馆，或者反@@@美教育基地。
墙上的自由女神变成了kulou。但自由女神本身，还在纽约港站立着。
也许有一天，这座墙会被推倒。也许不会。
但站在墙前的人，会变。”
合上日记本，我喝完了茶。
茶馆老板走过来，收杯子的时候，看到了我的摩托车头盔放在桌上。
“你是骑摩托车的？”
“对。”
“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他笑了，“中国好。我吃过中餐，德黑兰有一家中餐馆，在……”
他告诉我地址，说那家的宫保鸡丁很好吃。
“我会去的，”我说。
走出茶馆，我站在街角，看了看手机地图。从德黑兰往北，是厄尔布尔士山脉。山的那边是里海。我计划在德黑兰待两天，然后继续向北骑行。
但在那之前，我还想去一个地方——德黑兰的大巴扎。
据说那里是德黑兰的心脏。商人们在私下议论战争的可能，油价即将暴涨，以色列可能在几个月内动手。
我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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