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的大巴扎，在城市的南边。
我骑着摩托车，从市中心向南穿行。街道渐渐变窄，建筑渐渐变旧，人也渐渐变多。南德黑兰是德黑兰的老城区，比北边拥挤、嘈杂、贫穷，但也更真实。北边有咖啡馆和书店，南边有巴扎和清真寺。北边是德黑兰想成为的样子，南边是德黑兰本来的样子。
大巴扎的入口是一座古老的砖拱门，门楣上刻着波斯文，我看不懂，但能感觉到那种历史感——这座拱门已经在这里站了几百年，看着无数商人、旅人、朝圣者从它下面走过。
我把摩托车停在入口附近的停车场，锁好。停车场的管理员是个老人，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串念珠。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指了指一个空位。
我走进巴扎。
德黑兰的大巴扎不是一条街，而是一座迷宫。几十条巷道纵横交错，头顶是砖砌的拱顶，拱顶上有一排排小圆窗，光线从圆窗里漏下来，在巷道里形成一道道光柱。巷道两侧是密密麻麻的小店，卖地毯、布料、香料、铜器、首饰、电子产品、玩具、文具、五金、食品。空气里混杂着藏红花、孜然、檀香、皮革、汽油、汗水的味道。
人很多。男人穿着长袍或西裤衬衫，女人穿着黑袍或彩色头巾，孩子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推着板车的搬运工在人群中穿行，喊着“看路、看路”，人群像水一样分开，然后又合拢。
我在巴扎里走了很久，没有目的，就是走。看商品，看人，看光柱里的尘埃。走到一个岔路口，我停下来，不知道该往哪边拐。
“需要帮忙吗？”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我转头，看到一个中年***在一家地毯店的门口。他大约五十岁，穿着深色西裤和白色衬衫，留着修剪整齐的短胡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看起来不像普通商贩，更像一个知识分子。
“我在逛，”我说，“随便看看。”
“你是游客？”
“对。从中国来。”
“中国！”他笑了，用英语说，“进来喝杯茶。”
他的店不大，但很深。门口的墙上挂着十几条地毯，有大的有小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几何图案的有花朵图案的。店里面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茶壶，几个玻璃杯。
他请我坐下，倒了两杯红茶，加了两块方糖。
“我叫礼萨，”他说。
“林远。”
“林远，”他念了一遍，“你在中国做什么？”
“我在骑摩托车旅行。从邢台来，骑了三年。”
“三年！”他瞪大了眼睛，“三年在路上？”
“对。经过中亚，从巴基斯坦进伊朗。”
“疯了，”他摇摇头，但笑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旅行。去土耳其，去欧洲。但后来……”他摊开双手，“生意，家庭，这个店。走不了了。”
“这个店是你的？”
“我父亲的。他去世后，我来接手。三十年了。”
他指了指墙上的一条地毯，说那是他父亲从马什哈德进的货，手工编织的，用了两年时间才织完。那条地毯是深红色的，花纹复杂，中央是一棵树的图案，树上有鸟，树下有花。
“这是波斯地毯的精髓，”他说，“一棵树。树代表生命，鸟代表灵魂，花代表短暂的美。”
“多少钱？”
“这条？”他看了看地毯，“三千美元。不贵。在中国，同样的地毯要一万美元。”
“我买不起。”
“我知道。你不像买地毯的人。你像看地毯的人。”
他笑了，我也笑了。
喝了两杯茶，我起身告辞。礼萨送我到门口，握住我的手说：“如果你在德黑兰遇到麻烦，来这里找我。”
“谢谢。”
我继续在巴扎里走。穿过铜器区，听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穿过香料区，闻到刺鼻的藏红花和豆蔻；穿过布料区，看到成堆的丝绸和棉布。
然后我到了大巴扎的心脏——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四条巷道在这里交汇。头顶的拱顶在这里升高，形成一个八角形的穹顶，穹顶上有一幅壁画，画的是波斯波利斯的浮雕。十字路口的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水池，水很浅，但很清澈，倒映着穹顶的壁画。
水池周围摆着几把长椅，一些老人坐在椅子上聊天、喝茶、下棋。我买了一杯石榴汁，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来。
旁边坐着一个老人，大约七十岁，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袍子，头上戴着一顶小帽。他的脸很瘦，皱纹很深，眼睛是浅褐色的，很亮。他在吃一块馕，蘸着奶酪，慢慢地嚼。
他看了我一眼，用波斯语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
“English？”我问。
他摇摇头。但他指了指我的石榴汁，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做了一个“好喝”的表情。
我点点头。
他继续吃馕。我继续喝石榴汁。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坐在老人旁边。他穿着西裤和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像个商人。他用波斯语和老人聊了几句，然后转向我。
“你是中国人？”他用英语问。
“对。”
“我猜到了。你来巴扎买东西？”
“逛逛。”
“逛巴扎，”他笑了，“巴扎不是逛的。巴扎是听的。”
“听什么？”
“听消息。”
他压低声音，看了看四周，然后说：“你知道最近波斯湾的局势吗？”
“新闻上看到一些。”
“新闻？”他哼了一声，“新闻说的是一半。另一半，在巴扎里。”
他告诉我，他是做进口生意的，从中国和土耳其进货，在伊朗卖。最近几个月，里亚尔（伊朗货币）贬值了百分之三十，进口成本暴涨。但更让他担心的是战争。
“以色列人说要打我们，”他说，“美国人也在波斯湾。如果打起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运不出去，我们的经济就完了。”
“你觉得会打吗？”
他沉默了几秒。“我不知道。但我在做准备。”
“什么准备？”
“把钱转出去。把家人送到土耳其。把货存起来。”他苦笑了一下，“你知道，商人最怕的不是打仗。是打完了之后，什么都没了。”
旁边的老人一直在听，虽然听不懂英语，但他从我们的表情里读出了什么。他拍了拍商人的肩膀，说了一句波斯语。商人翻译给我听：“他说，**保佑。”
“**保佑，”我重复了一遍。
商人走了。老人继续吃馕。
我在水池边坐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从巷道里走出来，手里攥着几十个彩色气球，在穹顶下的光柱中，气球变得半透明，像一个个漂浮的彩色泡泡。孩子们追着他跑，喊着要买。
一个黑袍妇女带着三个孩子走过，最小的孩子骑在她肩上，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大一点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对着空气“砰砰砰”地开枪。
一个搬运工推着板车经过，板车上堆着几十个纸箱，纸箱上印着英文和中文。我凑近看了一眼——是中国产的电子产品，手机配件、充电宝、耳机。从深圳到德黑兰，万里迢迢，最后出现在这个古老的巴扎里。
我在巴扎里又转了一个小时，然后从另一个出口出来。
出口对面是一座清真寺，门口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树冠遮天蔽日，树下坐着一群人，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睡觉。一个摊贩在卖烤玉米，炭火上的玉米发出滋滋的声音，香气飘得很远。
我买了一个烤玉米，坐在树下吃。玉米是甜的，刷了一层黄油，撒了一点盐，很好吃。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他穿着牛仔裤和卫衣，戴着棒球帽，看起来像个大学生。
“你是游客？”他用英语问。
“对。”
“日本人？”
“中国人。”
“哦，”他点点头，“我猜错了。你的摩托车停在巴扎门口，我看到中国牌照。”
“你懂摩托车？”
“一点点。我有一辆本田。”他笑了笑，“但你骑了很远。”
“从中国。”
“中国哪里？”
“邢台。很小的城市。”
“为什么骑车？”
“因为我想看世界。不是从屏幕上看，是用眼睛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也想。但我出不去。签证，钱，还有……其他问题。”
“你是学生？”
“对。德黑兰大学，工程系。”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叫马赫迪，二十二岁，明年毕业。他想去德国读硕士，但签证被拒了两次。他还在申请第三次。
“如果我出不去，”他说，“我就留在伊朗。在伊朗也能活。”
“但你想出去。”
“想。但不是因为我不爱伊朗。是因为我想看看外面。看完再回来。”
“回来做什么？”
“建东西。桥、路、房子。伊朗需要建很多东西。”
他把烤玉米的棒子扔进垃圾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祝你平安，”他说。
“祝你平安。”
他走了。我坐在树下，把玉米吃完。
掏出日记本，写道：
“第1107天。德黑兰大巴扎。
商人在低声议论战争。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做进口生意的商人说，他在做准备——把钱转出去，把家人送走。
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想出国，签证被拒了两次。他说，想看看外面，看完再回来建东西。
卖气球的小贩，黑袍妇女，搬运工，烤玉米的摊贩。
他们在生活。战争是新闻里的词，不是他们嘴里的词。
但在巴扎的角落里，有人在低语。
低语比大喊更可怕。因为大喊是在说给别人听，低语是在说给自己听。”
合上日记本，我站起来，走向巴扎门口。
天色已近黄昏。阳光从拱门里斜斜地照进来，把巴扎的石板路照成了金色。停车场的管理员还在那把破椅子上坐着，念珠还在手里转。
我骑上摩托车，发动引擎，驶出停车场。
明天，我计划去德黑兰北边，厄尔布尔士山脚下。听说那里有德黑兰最好的咖啡馆和书店。
但在那之前，我还想去一个地方——德黑兰的一个中国餐馆。
茶馆老板说，那家的宫保鸡丁很好吃。
我想吃一顿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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