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的青旅叫“伊朗青年之家”，在市中心的北部，一栋三层的灰色楼房，外墙刷着“Salam”的涂鸦。我在网上看到过这里的评价——便宜、干净、适合背包客。
我把摩托车停在门口，背着箱子走进去。
前台是一个年轻的伊朗女人，戴着头巾，但头巾松松垮垮地搭在脑后，露出染成棕色的头发。她用英语招呼我，帮我登记，然后把钥匙递给我。
“你住多人间，六个人，可以吗？”
“可以。”
“早餐七点半到九点。厨房可以用。热水二十四小时。”她看了看我的摩托车钥匙，“你是骑摩托车的？”
“对。”
“从哪里来？”
“中国。”
她点点头，没有表现出惊讶。在这个青旅里，大概什么样的旅行者她都见过。
多人间在二楼，房间不大，三张上下铺，靠墙排列。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街道上的尘土味。房间里已经有两个人——一个躺在下铺看手机，一个坐在窗边写日记。
看手机的是个白人小伙子，二十出头，金色短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T恤。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用英语说：“嘿。”
“嘿。”
“你睡哪个床？”
我指了指靠门的上铺。
“我睡你下面，”他说，“我叫卢卡斯。德国人。”
“林远。中国人。”
“中国人骑摩托车？”他坐起来，眼睛亮了，“什么车？”
“国产的，400cc。”
“从中国骑过来的？”
“对。三年了。”
“三年！”他吹了声口哨，“我骑自行车，一年，从柏林到这儿。”
“自行车？”
“对。两个轮子，脚蹬的那种。”
我笑了。“你比我疯。”
“我们都很疯，”他说，“疯子和疯子才能在路上相遇。”
窗边写日记的那个人抬起头。他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岁左右，亚洲面孔，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用中文说：“你是中国人？”
“对。你也是？”
“台湾。”
我愣了一下。在伊朗遇到台湾人，这有点敏感。但他接着说：“我从台北骑过来的。自行车。”
“台北？骑了多久？”
“一年半。经过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从俾路支进伊朗。”
我走过去，和他握了握手。“林远。邢台。”
“陈明德。台北。”他推了推眼镜，“邢台？郭守敬的故乡？”
“你知道郭守敬？”
“当然。每个学天文的都知道。”他笑了笑，“我以前是天文系的。”
“后来呢？”
“后来不搞天文了。做翻译。然后辞职骑车。”
“为什么骑车？”
“和你一样。想看世界。”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德国人卢卡斯、台湾人陈明德、我——坐在青旅的天台上聊天。天台不大，摆着几张塑料椅和一张折叠桌，桌上有一壶茶和几块饼干。德黑兰的夜空不黑，是深紫色的，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了一种浑浊的颜色。厄尔布尔士山脉的黑影横亘在北边，山顶的积雪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白光。
卢卡斯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手。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
“你们知道波斯湾的事吗？”他问。
“知道，”陈明德说，“新闻都在报。”
“我在设拉子的时候就听说了。美国第六舰队进了波斯湾。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演习。一个当地人告诉我，可能会打。”
“你觉得呢？”我问。
“我不知道，”卢卡斯吐了口烟，“但我打算离开伊朗了。明天往西走，去土耳其。”
“这么快？”
“我不想被炸死在这里。”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好像在说“我不想被雨淋湿”。但我知道他不是不在乎，他是用轻松掩盖紧张。
“你呢？”陈明德问我。
“我继续骑。按原计划。”
“你不怕？”
“怕。但我还没骑完伊朗。”
陈明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也不走。我计划去伊斯法罕，然后去亚兹德。看完那些地方再说。”
“你比我更疯，”卢卡斯说，“你们两个都是fengzi。”
“我们说过了，fengzi才能在路上相遇。”
卢卡斯把烟头掐灭在易拉罐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不管怎样，你们小心。如果真打起来，别指望任何人救你们。大赦国际不会来，联合国不会来，你们的大使馆——抱歉——可能也来不及。”
他走了。天台上只剩下我和陈明德。
“你怎么看？”我问。
“什么？”
“战争。”
陈明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我在印度的时候，听一个老人说过一句话：‘战争就像季风。你知道它会来，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你能做的，就是准备好伞。’”
“你的伞是什么？”
“签证。我有土耳其的签证，有效期还有三个月。如果情况不对，我骑到边境，走过去。”
“我没有土耳其签证。”
“那你比我更需要一把伞。”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带着远处烤肉摊的烟味。
“陈明德，”我说，“你是taiwwan人，我是大陆人。在伊朗这个地方，我们算是……什么关系？”
他想了想。“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的关系。”
“够了吗？”
“够了。”
我点点头。
第二天早上，卢卡斯走了。他的自行车停在青旅院子里，是一辆蓝色的 touring bike，后座驮着四个驮包，车把上挂着一面德国国旗。他推着车走出院子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保重，”他说。
“你也是。”
他骑上车，踩下脚蹬，沿着街道向西骑去。我们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流中。
“他会安全到土耳其吗？”陈明德问。
“不知道。”
“希望会。”
上午，我去了陈明德说的那家中国餐馆。在德黑兰的北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门口挂着一对红灯笼，玻璃窗上贴着中文和波斯文的菜单。我推门进去，空气里弥漫着酱油和醋的味道。
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东北口音，姓王，来伊朗八年了。他看到我骑摩托车来的，很惊讶。
“你自己骑过来的？”
“对。”
“从哪儿？”
“邢台。”
“邢台？”他想了想，“我在邢台待过。桥东区。有个清风楼，对吧？”
“对。清风楼。”
“我在那儿吃过驴肉火烧。”
“好吃吗？”
“好吃。比德黑兰的烤肉好吃。”
他给我做了一份宫保鸡丁，一份酸辣汤，一碗米饭。宫保鸡丁是改良过的——没有干辣椒，用青椒代替，花生米换成了腰果。但味道还行，至少是中国的味道。
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问我伊朗怎么样。我说很好，人很好，风景很好，就是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波斯湾的事。”
他沉默了一下。“我在这儿八年了，经历过好几次紧张。每次都有人说要打，但每次都过去了。这次……”他顿了顿，“这次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以前是嘴仗。这次是真家伙。美国的航母，以色列的战机，都在往这儿调。”
“你怕吗？”
“怕。但我老婆是伊朗人，孩子在这儿。走不了。”他苦笑了一下，“走不了就不想了。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不会来。”
我吃完饭，付了钱。王老板送我到门口，递给我一袋打包的馒头。
“路上吃，”他说，“别饿着。”
“谢谢。”
我骑着摩托车回到青旅。陈明德已经走了，床铺空了，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他在床头柜上留了一张纸条，用中文写着：
“林远：我去伊斯法罕了。保重。如果战事起，往北走，别往南。陈明德。”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日记本里。
那天下午，我骑着摩托车在德黑兰的街头转了转。去了自由塔——一座白色的倒V形建筑，是德黑兰的地标。塔下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孩子在放风筝。风筝在紫色的天空中飘着，线很长，风筝很小，像一只鸟。
我站在塔下，看着那些风筝。一个男孩跑过来，手里攥着线轴，脸涨得通红。
“你要放吗？”他用英语问。
“可以吗？”
他把线轴递给我。我接过线轴，感觉到风筝在风中拉扯的力量。我松开一些线，风筝飞得更高了。
“你从哪里来？”男孩问。
“中国。”
“中国有风筝吗？”
“有。中国是风筝的故乡。两千多年前就有了。”
“两千多年！”他张大了嘴。
“对。两千多年。比你的城市老。”
他想了想，说：“我的城市也很老。德黑兰有两百多年了。”
“你的城市还是个婴儿。”
他笑了。
我把线轴还给他。他继续放风筝，风筝在紫色的天空中越飞越高，越飞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我站在塔下，看着那个点，发了很久的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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