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里的呼噜声中醒来。
不是夸张。阿里的呼噜声穿透了两堵土墙，从院子另一头的房间传过来，低沉、有节奏，像一台老旧的柴油发电机。我躺在被窝里听了一会儿，觉得这声音意外地有安全感——一个会打呼噜的人，不太可能是坏人。
窗外天还没亮，但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已经传来了晨礼的召唤声。唱诵声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村子，音质粗糙，带着电流的杂音，但那个旋律——古老的、阿拉伯语的、带着一千四百年历史的旋律——在黑暗中听起来格外动人。
我坐起来，叠好被子。阿里的母亲已经醒了，在厨房里忙活。我穿上外套走出房间，清晨的空气冷得像刀片，吸一口，肺里凉飕飕的。院子的地上落了几片石榴树叶，湿漉漉的。
阿里的母亲端着一壶热茶走出来，看到我已经起了，点点头，递给我一杯。茶是甜的，加了很多糖。我学着她的样子把方糖含在嘴里，呷一口热茶，让茶水流过糖块。茶太烫，糖还没化，烫得我龇牙咧嘴。
她笑了。这次不是嘴角动一下，是真的笑了，露出两颗金牙。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我心里暖了一下。
吃完早餐——还是馕、奶酪、果酱，外加两个水煮蛋——我开始收拾行李。把箱子一个一个绑上货架，检查轮胎气压，链条上油，刹车测试。这一套流程我做过无数次，但每次都认真做，因为在路上，细节决定生死。
阿里起来了，揉着眼睛走过来，看我收拾行李。
“你要走了？”
“嗯，去扎黑丹。”
“扎黑丹很远。一百公里。”
“我骑过更远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屋，拿了一样东西出来——一条围巾。深红色的，羊毛的，边缘有流苏。
“送给你，”他说，“伊朗的冬天很冷。”
我看着那条围巾，想说“不用了”，但三年的骑行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时候拒绝等于冒犯。在中亚和中东的文化里，接受礼物是一种礼貌。
我接过围巾，围在脖子上。羊毛有点扎皮肤，但很暖和。
“谢谢。我也送你一样东西。”
我从箱子里翻出一枚中国结。红色的，不大，是出发前我妈塞进我包里的，说“带着这个，保平安”。我一路上带着它，从邢台到新疆到中亚，没舍得送人。但现在我觉得，送给阿里是对的。
“中国结，”我说，“好运。”
阿里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然后挂在摩托车的后视镜上。红色的中国结在灰扑扑的摩托车和土黄色的村子背景里，格外醒目。
“好运，”他重复了一遍。
阿里的父亲也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四个馕、一小袋椰枣、一瓶水。他把袋子挂在车把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波斯语。阿里翻译：“他说，路很远，慢慢骑。**保佑你。”
我说了声谢谢，跨上车，发动引擎。
村口的路边，阿里的母亲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擦碗的抹布。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我骑过她身边的时候，朝她挥了挥手。她举起抹布，也挥了挥。
骑出村子一公里后，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村子在晨光中像一堆土色的方块，清真寺的宣礼塔是最高的那个。炊烟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升起，笔直地伸向没有云的天空。
我拍了张照片。
然后继续骑。
从沙赫尔村到扎黑丹的路，大部分是荒漠公路。两侧是褐色的戈壁，偶尔有一丛骆驼刺，偶尔有一只蜥蜴横穿马路。天很蓝，蓝得不真实。
风很大，但不是逆风，是从左侧吹来的侧风。侧风对摩托车的威胁比逆风更大——逆风只是费油，侧风会把你连人带车掀翻。我压低身体，握紧车把，保持重心。
上午十点左右，我经过一个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就是几十间土坯房沿着公路两侧排开，有一家杂货店、一家茶馆、一座清真寺、一个加油站。我在杂货店门口停下，买了一瓶水、一包饼干。
杂货店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留着大胡子，肚子撑得衬衫扣子快崩了。他收钱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摩托车，又看了一眼我的脸。
“中国人？”
“对。”
“你在骑车？”
“对。”
“去哪里？”
“扎黑丹，然后克尔曼，然后亚兹德，然后伊斯法罕……”
“够了够了，”他笑了，“你是个疯子。”
“很多人都这么说。”
他哈哈笑起来，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根冰棍，递给我。“送你。天气热。”
那是一根伊朗本土品牌的冰棍，包装上印着波斯文，图案是一个草莓。我撕开包装，咬了一口，不是草莓味的，是玫瑰味的——伊朗人喜欢把玫瑰水加进一切食物里。
玫瑰味冰棍，在荒漠公路上吃，感觉很奇怪，但也不错。
下午两点，气温升到了三十五度。我找了个路边的涵洞休息，把防潮垫铺在水泥地上，躺了半小时，吃了一个馕、几颗椰枣。涵洞里很阴凉，偶尔有风吹过，带着沙漠的热浪，但至少没有太阳直射。
我用手机看了一下地图，离扎黑丹还有四十公里。
继续骑。
下午四点，我进了扎黑丹。
扎黑丹比我想象的大。作为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省会，它有大约六十万人口，是伊朗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但它的“大”不是那种高楼林立的大，而是那种摊大饼式的大——低矮的建筑向四面八方延伸。
市区的街道比公路拥挤得多，汽车、摩托车、行人、驴车混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有汽油味、尘土味、烤肉味、馕坑里飘出来的面香味。
我骑着摩托车在人流中穿行，寻找过夜的地方。出发前我在手机里存了几个扎黑丹青旅的地址，但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地图加载不出来。我决定先找个人问问。
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果汁的摊子，一个年轻人在榨石榴汁。我把车停好，走过去，用英语问：“Excuse me, do you know any hotel around here?”
他抬头看我，一脸茫然。显然不会英语。
我用手比划——双手合十放在脸侧，闭上眼睛，做出睡觉的姿势。
他看懂了，点点头，朝一个方向指了指，说了一串波斯语。我听不懂，但“hotel”这个词他重复了好几遍，发音是“霍太尔”。
我谢了他，骑着车朝他指的方向走。
走了大约十五分钟，我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英文：“Zahedan Tourist Guest House”。牌子歪歪扭扭地挂在墙上，箭头指向一条巷子。
我拐进巷子，尽头是一扇铁门，门铃旁边写着波斯文和英文的“按铃”。我按了，等了一分钟，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四十岁左右，瘦，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裤，看起来不像旅馆老板，更像一个大学教授。
“你好，”他用英语说，发音标准，“你需要房间？”
“是的。一晚多少钱？”
“十五美元。含早餐。”
不算便宜，但也不算贵。我点点头，他让我进去。
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橘子树，树下有几张塑料桌椅。旅馆只有六间房，围成一圈，中间是天井。我被安排在最里面的一间，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个卫生间。墙上有空调，但遥控器被收走了，老板说“用电紧张，晚上七点后才能开”。
我放下行李，洗了个澡。水不热，但也不冷，在三十五度的天气里正好。洗完澡，我坐在院子里的塑料椅上，拿出手机，终于加载出了地图。我定位了一下自己的位置，发现这家旅馆离扎黑丹市中心不远。
然后我注意到了一条新闻推送。
“美国第六舰队进入波斯湾，伊朗革命卫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我看了几秒钟，关掉。
不是不关心，是太远了。波斯湾在伊朗的另一端，离扎黑丹上千公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伊朗东南部，没必要为千里之外的舰队担心。
我决定出去走走，找点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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