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塔卡卜只睡了三小时。
清晨七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直射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睛，看到天花板上的裂缝，像一张地图。我盯着那张“地图”看了几秒，然后坐起来。
头有点疼。可能是昨晚那支烟。
洗漱完，我把箱子绑上摩托车。拉希德已经在院子里了，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
“早餐，”他把袋子递给我，“路上吃。”
袋子里是两个馕、一盒果酱、一瓶水。
“谢谢。”
“你往南走？”他问。
“往南。去设拉子。”
“路很远。”
“我知道。”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发动摩托车。引擎响了，他点点头。
“祝你平安。”
“你也是。”
我拧动油门，驶出塔卡卜。
从塔卡卜向南的路，是伊朗西部的山区公路。路不宽，但很平整。两侧是连绵的山，山上覆盖着枯黄的草，偶尔有几棵松树，像哨兵一样站在山坡上。天空很蓝，没有云，阳光直射下来，把山的影子投在路面上。
我骑得不快。时速六十，风从耳边过，头盔里灌满了风声。路上车很少，偶尔有一辆卡车从对面驶来，带起一阵尘土。我减速，靠右，让卡车过去。
上午十点，我在路边一个村子停下来。
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全是土坯房。村口有一棵大核桃树，树冠遮天蔽日，树下有一口水井，井边有几个塑料桶。一个老人在树下坐着，手里拿着一根拐杖。
我把摩托车停在树下，摘下头盔。
“Salam，”我说。
老人抬头看我，点点头。他用波斯语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他指了指水井，又指了指我的水壶，做了一个“喝”的手势。
“谢谢，”我用波斯语说。
我从水井里打了一壶水。水很凉，喝起来有一点点甜味。井水的温度比空气低得多，壶壁上凝了一层水珠。
我坐在树下，吃了一个馕，抹上果酱。果酱是草莓味的，很甜，和馕的麦香味很配。老人坐在旁边，看着我吃，不说话。
吃完了，我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橘子——是在里海边买的，还剩最后一个——递给老人。他接过去，看了看，剥开，吃了一瓣。
他笑了。没有牙齿的笑容，在阳光下很温暖。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地图。从这里到设拉子，还有六百公里。按我的速度，要骑两天。今晚可以在阿拉克停一下，明天继续。
我发动摩托车，和老人道别。他挥了挥手，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在说“一路平安”。
下午两点，我到了萨南达季。
萨南达季是库尔德斯坦省的首府，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城市。楼房沿着山坡层层叠叠，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窗户，在阳光下像一幅画。城里的街道很窄，很陡，摩托车挂一档才能爬上去。
我在城中心的一个广场停下来，找了一家茶馆坐下。茶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库尔德族的传统乐器。老板是个年轻人，留着浓密的胡子，穿着一件格子衬衫。
“茶，”我说。
他端来一杯红茶，两块方糖。
“你是游客？”他用英语问。
“对。骑摩托车的。”
“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他笑了，“我看过中国电影。成龙的。”
“我也看成龙的。”
“你会功夫吗？”
“不会。只会骑车。”
他笑了，坐在我对面。“你去哪里？”
“设拉子。”
“很远。”
“很远。”
他告诉我，萨南达季很安全，但不要去东边的农村，那里有武装分子。我说我不去农村，只走大路。
“你怕吗？”他问。
“怕什么？”
“****。”
“怕。但更怕迷路。”
他笑了。“你是个奇怪的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喝完茶，我继续骑。出城后，公路向南延伸，进入了一片平原。平原很开阔，一望无际，种着小麦和油菜。油菜花开着，金黄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吹过，油菜花像波浪一样起伏。
我停下车，站在路边看那片油菜花。
我想起邢台。邢台西边的山区，春天也有油菜花。小时候，爷爷带我去看油菜花，我骑在他肩上，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爷爷说，油菜花开了，春天就来了。春天来了，冬天就过去了。
爷爷去世很多年了。油菜花还在。邢台还在。
我继续骑。
下午五点，我到了哈马丹——不，不是哈马丹，是另一个城市。我看了看地图，叫“马哈巴德”。一个库尔德人的城市，靠近伊拉克边境。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夜，只是路过。
马哈巴德的街头有很多库尔德人的旗帜，不是伊朗国旗。我听说过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运动，但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街上的人穿着和伊朗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男人的裤子更宽松，女人的头巾颜色更鲜艳。
我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旁边停着一辆皮卡。皮卡的司机是个中年男人，留着大胡子，戴着墨镜。他看到我的车牌，摇下车窗。
“中国？”他用英语问。
“对。”
“你去哪里？”
“设拉子。”
“走错了。设拉子在东边，你往西走。”
我看了看地图，他说得对。我走错了路口，正在往西，往伊拉克方向走。
“谢谢，”我说。
他笑了。“你是游客？”
“对。”
“第一次来伊朗？”
“对。”
“那你走错路很正常。伊朗的路很乱。”
绿灯亮了，他开车走了。我掉头，往回骑。
晚上七点，天黑了。我到了一个叫“比贾尔”的小镇，决定在这里过夜。
比贾尔很小，一条主街，几家商店，一座清真寺。我在主街上找到一家旅馆，不是正式的旅馆，是一个老人把自己的房子改成的民宿。老人叫卡里姆，六十多岁，英语只会几个单词。
他给我看了一间房。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窗户。窗户外面是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
“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五个手指——五万里亚尔，不到两美元。
我给了他十万里亚尔，他找了我五万，我不要，他坚持。他把钱塞进我手里，拍了拍我的手背。
“客人，”他用英语说，“朋友。”
吃完饭——馕、酸奶、炖豆子——我坐在院子里写日记。苹果树上的苹果还是青的，很小，不能吃。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天上有星星，但不多，被云遮住了。
“第1118天。比贾尔，库尔德斯坦的一个小镇。
今天骑了两百公里，走错了一段路，差点去了伊拉克。一个皮卡司机纠正了我。
在萨南达季的茶馆，老板问我怕不怕****。我说怕。但更怕迷路。他说我是个奇怪的人。
也许我是奇怪的人。一个从邢台来的人，骑着中国摩托车，在伊朗的库尔德地区，找路。
邢台的油菜花开了吗？现在是五月，邢台的春天已经过了。油菜花应该已经谢了。但没关系。明年还会开。
郭守敬在邢台看星星的时候，也会走错路吗？他研究天象，计算历法，一步都不能错。他不敢走错。因为走错了，整个国家的农时都会乱。
徐霞客走遍中国的时候，也会走错路吗？一定会。中国那么大，山路那么多，他不可能不走错。但他没有停下来。走错了，就回头，重新走。
我也是。
明天继续骑。目标——阿拉克。”
合上日记本，我抬头看天。云散了一些，露出几颗星星。不是很亮，但还在。
我站起来，走进屋里。卡里姆在客厅里看手机，看到我进来，点点头。
“晚安，”我用英语说。
“晚安，”他用波斯语说。
我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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