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比贾尔的晨礼声把我叫醒。
宣礼声从清真寺的扩音器里传出来，在清晨的冷空气中格外清晰。我睁开眼睛，看到窗户外面还是黑的，只有东方天际有一丝灰白。卡里姆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洗漱，水声哗哗的。
我起床，把被子叠好，走出房间。卡里姆看到我，点点头，指了指厨房的方向，意思是“自己去吃”。厨房的桌子上有馕、蜂蜜、酸奶和红茶。我吃了两块馕，喝了两杯茶，把剩下的装进箱子里——路上吃。
临走前，我给了卡里姆十万里亚尔，他摆手不要。我把钱塞进他手里，然后快步走出院子，跨上摩托车。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钱，看着我，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在说“太多了”。
我拧动油门，驶出比贾尔。
天还没亮透，公路是灰色的，两侧的田野是黑色的。空气很凉，大约十度，我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下巴。路上没有车，只有我一个人，一辆摩托车，和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田野染成了金色。小麦和油菜花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露珠挂在叶子上，像一颗颗透明的珠子。我骑得不快，时速六十，一边骑一边看。这条路我走过——不，没走过。但风景似曾相识。田野、村庄、清真寺、土坯房、柏树、骆驼刺。伊朗的风景有一种重复的美，不是单调，是韵律。
上午九点，我到了阿拉克。
阿拉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以钢铁厂和石化厂闻名。城市不大，但比我想象的干净。街道宽阔，路两边种着梧桐树，树下是商店和咖啡馆。我把摩托车停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拿出手机看了看地图。从阿拉克到下一站——霍梅尼——大约六十公里。霍梅尼不是人名，是一个城市，以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祖籍地命名。
在阿拉克，我遇到了一个中国人。
不是主动遇到的，是在一家超市里。我正在买水，听到旁边有人用中文说：“这个牌子的水不好喝，买那个蓝色的。”我转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工装，手里拿着两瓶水。
“中国人？”我问。
他转头看我，愣了一下。“你也是？你怎么在这儿？”
“骑摩托车来的。”
“骑摩托车？”他瞪大了眼睛，“从哪儿骑？”
“邢台。”
“邢台？河北那个？”
“对。”
他叫老李，是邢台一家工厂的工程师，被派到阿拉克来安装设备的。他在这边已经待了半年了，还有半年才能回去。
“你是邢台哪儿的？”他问。
“桥东区。”
“我桥西的。老乡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去我那儿吃饭。”
他的宿舍在工厂区，一栋灰色的宿舍楼，四楼。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桌上放着一瓶老干妈、一袋挂面、几头蒜。
“条件简陋，凑合吃。”他烧了一锅水，下了两把挂面，打了两个鸡蛋，放了一勺老干妈。面条端上来，热气腾腾，红油浮在汤面上，鸡蛋是溏心的。我吃了一口，差点哭出来。
“好吃吗？”他问。
“好吃。三个月没吃过面条了。”
“三个月？你都吃啥？”
“馕。馕。还是馕。”
他笑了。“馕吃一天还行，吃三个月，谁也受不了。”
我们边吃边聊。老李告诉我，他在阿拉克过得还行，就是想家。想邢台，想老婆孩子，想驴肉火烧，想清风楼。
“你回去以后，替我去趟清风楼，”他说，“拍张照片发给我。”
“好。”
“你还要往南骑？”他问。
“对。设拉子，波斯波利斯。”
“那边危险吗？”
“不知道。还没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小心点。我在这边听工友说，局势很紧张。美国人真的要打。”
“我知道。”
“那你还不走？”
“走。但不是现在。等我骑完。”
他看着我，摇摇头。“你们骑车的，都是疯子。”
“很多人都这么说。”
吃完饭，他送我到楼下。他站在宿舍门口，看着我发动摩托车。
“保重，老乡。”
“保重。”
我拧动油门，驶出阿拉克。
从阿拉克向南，公路穿过一片平原。平原很开阔，种着小麦和向日葵。向日葵开着花，金黄色的，朝着太阳的方向。我停下车，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向日葵比人高，花盘很大，蜜蜂在上面爬来爬去。
我想起邢台。邢台的乡下也种向日葵。小时候，我妈带我去看向日葵，我站在花丛里，比我高出一大截。我妈说，向日葵一直朝着太阳，因为它知道太阳在哪里。
“人也要知道太阳在哪里，”她说。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也不完全懂。但我在找。
下午两点，我到了霍梅尼。
霍梅尼是一个小镇，不大，但有一座很著名的圣陵——霍梅尼的祖祠。我没有进去，只是在外面看了看。门口有很多人，有朝圣者，有游客，有商贩。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在叫卖，孩子们围着他，手里拿着钱。
我买了一支冰淇淋，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吃。冰淇淋是藏红花味的，金黄色，有一点淡淡的苦味。一个男孩走过来，看着我吃，眼睛盯着冰淇淋。
“你要吃吗？”我用英语问。
他点点头。
我去买了一支给他。他接过去，舔了一口，笑了。牙齿很白，缺了一颗门牙。
“谢谢，”他用英语说。
“不客气。”
他跑了。我坐在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个老人牵着一头驴，驴背上驮着两袋面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手里牵着一个孩子。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车铃叮叮响。一个乞丐坐在墙角，手里拿着一个纸杯，嘴里念着什么。
太阳开始西斜，光线变软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看了看地图，下一个目标是加兹温——不，加兹温已经去过了。我应该往南，直接去伊斯法罕？但伊斯法罕也去过了。按照原计划，我应该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比如阿瓦士、波斯波利斯、设拉子。但从霍梅尼往南，是扎格罗斯山脉，翻过山就是胡齐斯坦省，那里有阿瓦士、有波斯湾。
我决定翻越扎格罗斯山。
傍晚时分，我骑进了一条山路。路很窄，很陡，弯道很多。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山上全是石头，几乎没有树。太阳挂在西边，光线从山的缝隙里射过来，把路面染成了红色。
我骑了一个小时，天黑了。我打开车灯，灯光在黑暗中切出一条光柱，照亮前方的路面。弯道一个接一个，我减速，挂低档，小心翼翼地骑。
晚上八点，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建筑。
是一个废弃的古驿站。
石头的墙，已经塌了一半，但剩下的部分还能挡风。院子的地上长满了野草，杂草丛生，中间有一棵枯死的树。我把摩托车停在墙边，支起帐篷。帐篷的地钉扎不进石头地面，我用绳子和石头把帐篷固定住。
搭好帐篷，我坐在门口吃馕。馕已经干了，有点硬，但还能吃。我掰了一小块，蘸着果酱，慢慢嚼。水壶里的水不多了，我喝了两口，把剩下的留着明天喝。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不是风声，不是虫声，是脚步声。很轻，但很近。
我抬起头，手电筒照过去。
两双绿色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柱中闪亮。
野狗。
两只。黑色的，瘦的，肋骨清晰可见。它们站在废墟的入口，看着我，嘴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不是友好的呜呜，是警告。
我慢慢站起来。手电筒握在左手，右手摸向驮箱——里面有一把多功能刀，还有一支登山杖。但我知道，刀和杖对付不了两只野狗。尤其是饥饿的野狗。
我需要的是火。
我蹲下来，从驮箱里翻出打火机和一包纸巾。纸巾是路上买的，还剩下大半包。我抽出一张，点燃，火光在黑暗中跳动。野狗后退了一步，但没有走。
我又抽出一张，点燃，举在手里。火光比手电筒更有威慑力。野狗又退了一步，呜呜声变小了。
但我不能一直烧纸巾。纸巾很快会烧完。
我看了看周围。枯树。地上有枯枝。
我慢慢挪到枯树旁，捡起一根手臂粗的枯枝。纸巾的火引燃了枯枝的一端，枯枝烧起来，发出噼啪的声音。火光照亮了整个废墟，野狗终于转身跑了。它们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
我没有熄灭枯枝，把它插在帐篷旁边的石头缝里，让它慢慢烧。我坐回帐篷门口，心跳还没恢复正常。
枯枝烧了大约二十分钟，熄了。野狗没有回来。
我钻进帐篷，拉好拉链。躺在睡袋里，眼睛睁着，看着帐篷顶。手电筒还开着，放在枕头边，随时可以拿起来。
我想起邢台。想起小时候，家里养过一条狗，黄颜色的，叫大黄。大黄很温顺，从不咬人。它陪我长大，我上小学的时候，它每天送我到家门口。我上中学的时候，它老了，走不动了。有一天，它不见了。我妈说，狗知道自己要死了，会离开家，找个没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走。
大黄没有咬过我。但今晚这两只野狗，会咬我。
因为它们是野的。没有家。
我没有家在这里。我也是野的。
但我有帐篷，有睡袋，有打火机，有馕。我有路。
路就是我的家。
我闭上眼睛。
“第1119天。扎格罗斯山，废弃的古驿站。
两只野狗，绿色的眼睛，瘦的，饿的。
我用火驱走了它们。
郭守敬在邢台看星星的时候，也遇到过野狗吗？他夜里观测天象，在野外，没有房子，没有墙。他应该遇到过。他应该也有火。
徐霞客在深山老林里行走，遇到过老虎吗？他写过。写过老虎的脚印，写过老虎的叫声。他没有火，但他有同伴，有刀，有胆量。
我没有同伴。但我有火。
明天翻过扎格罗斯山，去阿瓦士。那里是胡齐斯坦省，靠近波斯湾。战争的前线。
如果战争要来，那就来吧。
我准备好了。”
合上日记本，我关了手电筒。
帐篷外面，风吹过废墟，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野狗在远处叫。
但野狗已经走了。
我闭上眼睛，在呜呜的风声中，慢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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