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队以时速六十公里的速度在乡间公路上飞驰。
我跟在领头车的后面，保持大约二十米的距离。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头盔里灌满了风声。天色已经大亮，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东边的天际是橙红色的——不是火光，是晨光。阿瓦士方向的浓烟还在上升，在天边形成一道黑色的幕布。
车队没有往南走，而是往东南方向拐进了一条土路。土路坑坑洼洼，摩托车颠簸得厉害，我的箱子在货架上跳动，发出哐哐的声音。我放慢速度，保持平衡，尽量不让箱子飞出去。
土路两侧是椰枣林。不是我在巴姆城外看到的那种小树林，是大片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椰枣林。椰枣树很高，树干笔直，树冠像一把把打开的伞，在晨光中形成一片片深绿色的阴影。树林里有小路，纵横交错，像一张网。
车队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小路，椰枣树的枝叶从头顶掠过，打在头盔上，发出啪啪的声音。我压低身体，躲开那些枝条。
十分钟后，车队在一处空地停下来。
空地不大，大约半个篮球场，四周被椰枣树包围，像一个天然的密室。空地中央有一间小屋——不是住人的房子，是农用的工具房，土坯墙，铁皮顶，门口堆着几袋化肥和几个空油桶。
领头的人摘下头盔，回头看我。
“下来，”他说。
我下了车，摘了头盔。腿有点软，不是累，是肾上腺素退去后的虚脱。我靠在摩托车上，深呼吸了几次。
“这里是哪里？”我问。
“椰枣林。农场。”他指了指小屋，“暂时安全。空袭不会炸这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工厂，没有军营，没有政府大楼。”他看着我，“美国人炸的是那些东西。不是椰枣树。”
他叫哈米德，是这片椰枣林的主人。其他几个人是他的兄弟和侄子——阿米尔、马苏德、礼萨（又一个礼萨）、侯赛因。他们是阿拉伯人，伊朗的阿拉伯人，住在胡齐斯坦省，说阿拉伯语，也说波斯语。
“你是中国人，”哈米德说，“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骑摩托车旅行。从中国来。”
“战争开始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就在阿瓦士郊外。爆炸的时候，我在椰枣林里。”
哈米德看着我，沉默了几秒。“你运气好。阿瓦士死了很多人。”
“你怎么知道？”
“手机。有消息传出来。”他掏出手机，打开一个Telegram频道给我看。上面全是波斯文，我看不懂，但图片我看得懂——倒塌的建筑、燃烧的汽车、抬着担架的人、裹着白布的尸体。
我把手机还给他。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不知道。继续往南。”
“往南是波斯湾。美军在那里。”
“那往东？”
“往东是沙漠。你会死。”
“那往北？”
“往北是阿瓦士。在轰炸。”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留在这里，”他说，“今天。明天再说。”
“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看着我，好像在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开玩笑。“你是客人。客人需要帮助。”
又是这句话。
在伊朗，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这一次，在战争中，在逃亡的路上，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这句话的重量不一样了。
“谢谢，”我说。
哈米德的小屋不大，但够用。一间房，地上铺着地毯，墙角堆着被褥和枕头。屋外有一个简易的灶台，旁边放着锅碗瓢盆和几个水桶。屋后有一棵很大的无花果树，树冠遮住了半个屋顶。
阿米尔——哈米德的侄子，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给我端来了一碗茶和一块馕。茶是热的，馕是软的，像是刚烤的。
“吃，”他说。
“谢谢。”
我坐在无花果树下，吃着馕，喝着茶。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一只猫从屋顶上跳下来，蹲在我旁边，看着我。我掰了一小块馕给它，它闻了闻，吃了。
哈米德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你是做什么的？”他问。
“我说了，骑摩托车的。”
“骑摩托车的人，从中国骑到伊朗，为了什么？”
“为了看世界。”
“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伊朗。”
“看到战争了吗？”
“今天看到了。”
他点点头。“我也看到了。但我看到过很多次。”
“以前也打过？”
“不是这种打。以前是两伊战争。那时候我还是孩子。伊拉克人打过来，我们逃到山里去。我父亲死在山里。不是被炸死的，是病死的。没有药。”
“你恨伊拉克人吗？”
“不恨。恨萨达姆。”
“现在呢？美国人来了。你恨美国人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恨有用吗？”
“没用。”
“那就活着。活着比恨重要。”
一个少年从椰枣林里跑过来，气喘吁吁，用阿拉伯语对哈米德说了几句。哈米德的脸色变了。
“怎么了？”我问。
“村子被炸了。”
“哪个村子？”
“我们的村子。离这里三公里。”
“有人伤亡吗？”
“不知道。”
哈米德站起来，对阿米尔说了几句，然后跨上一辆摩托车。我站起来，跟过去。
“我跟你去。”
“你不能去。你是外国人。太危险。”
“我有急救包。药品。绷带。”
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跟上。”
我们又骑上了摩托车。这次没有车队，只有我和哈米德。他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后面。椰枣林里的小路很窄，两旁的枝条打在头盔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们骑了大约十分钟，穿出了椰枣林，看到了村子。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村口的一栋房子被炸了——不，不是被炸，是被导弹击中了。房子已经塌了，碎成一堆土块和瓦砾。旁边的几栋房子也受损了，墙上有裂缝，窗户碎了，门歪了。
人们在废墟前站着，有的在哭，有的在喊，有的在搬碎石。一个女人坐在废墟旁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脸上全是灰，眼睛闭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
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跑过去。
“你，过来！”一个男人朝我喊，用波斯语，我听不懂，但他的手势我看懂了——搬石头。
我和他一起搬碎石。石头很重，有的需要两个人抬。我的手被划破了，流血了，但顾不上。我们搬了大约二十分钟，从碎石下面拉出了一个人——一个老人，满头白发，脸上全是灰，眼睛闭着。
“活着吗？”我用英语问。
没人回答。
一个年轻人蹲下来，把手指放在老人的鼻子下面。然后他摇了摇头。
我们继续搬。又搬了十分钟，从碎石下面拉出了一个小女孩。她还在动，还在哭。有人把她抱走了，送上了皮卡，应该是送去医院。
太阳升高了，气温开始上升。汗水从额头滴下来，流进眼睛里，刺痛。我的手已经全是伤口，指甲里塞满了泥土和碎石。膝盖也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
哈米德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够了，”他说。
“还有人压在下面。”
“我知道。但你不能在这里太久。你是外国人。会有人问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那又怎样？”
“他们会怀疑你是间谍。”
“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
“在中国，他们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是外国人，你就是可疑的。”
我看着他。他的眼神很认真，不是开玩笑。
“我走，”我说，“但我要带一个人走。”
“谁？”
“伤者。你们这里有伤员需要送到医院吗？”
哈米德看了看四周，指了指路边坐着的一个男人。他的胳膊在流血，用一块布缠着，布已经染红了。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白。
“他需要去医院，”哈米德说。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那个男人的胳膊。布不是止血带，只是普通的布，缠得很松，血还在流。我从箱子里拿出急救包——这是出发前在邢台买的，一直没用过——取出止血带，在他的上臂扎紧。
“疼吗？”我问。
他摇头。
“你坐我的车。我送你去医院。”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恐惧，也有信任。他点了点头。
哈米德帮我把他扶上摩托车后座。他一只手抱着我的腰，另一只手垂着，不敢动。
“最近的医院在哪里？”我问。
“往北，十公里。有一个镇，有诊所。”
“阿瓦士呢？”
“阿瓦士在轰炸。不要去。”
我发动摩托车，对哈米德说：“谢谢你。”
“不用谢。”他看着我的眼睛，“你要小心。如果遇到革命卫队，别说你是从中国来的。说你是……阿富汗人。”
“为什么？”
“因为阿富汗人不会说波斯语，很正常。中国人会说英语，他们会怀疑你。”
“好。”
我拧动油门，载着伤员，驶出了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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