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子到镇上的诊所，十公里，我骑了二十分钟。
不是路不好走，是不敢骑快。伤员坐在后座，一只手抱着我的腰，另一只手垂着，不能用。每过一个坑，他都会闷哼一声。我从后视镜里看他的脸，苍白，嘴唇发紫，眼睛半闭着。
“快到了，”我用英语说。他听不懂，但声音本身也许能让他安心。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排房子。诊所在一栋两层楼的底层，门口已经停着几辆皮卡和摩托车。有人在门口站着，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血、消毒水、灰尘、恐惧。
我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熄火，转身扶伤员下车。他的腿发软，差点摔倒，我用肩膀顶住他，架着他走进诊所。
诊所的候诊室已经满了。不是坐满了，是躺满了。地上铺着毯子和床单，上面躺着人——有老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有人在**，有人在低声哭泣，有人一动不动，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神是空的。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跑过来，看了一眼伤员的胳膊，用波斯语说了几句，然后指了指里面的房间。我架着伤员走进去，扶他躺在一张床上。白大褂——应该是医生——用剪刀剪开伤员胳膊上的布，露出了伤口。
伤口很深，不是划伤，是撕裂伤，像是被飞溅的碎石击中。皮肉翻开，能看到里面的肌肉组织。血还在流，但比之前慢了。医生用波斯语对护士说了几句，护士拿来碘伏、纱布、缝针和麻药。
医生开始清创。伤员咬住嘴唇，额头上的青筋暴起，但没有叫出声。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看着。
医生缝了十几针，每缝一针，伤员的身体都会轻微颤抖。缝完后，医生用纱布包扎好，在伤员的胳膊上打了个结。然后他转头看我，用英语说：“你是他什么人？”
“我不认识他。他从废墟里被救出来，我送他来。”
医生看着我，眼神里有怀疑，也有好奇。“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骑摩托车旅行。战争爆发时，我在阿瓦士郊外。”
“你救了他？”
“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一起救的。我只是负责送他来。”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你是个好人。”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他重复了一遍，“很多人不做该做的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纱布递给我。“你的手，在流血。”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掌上有几道口子，指甲里塞满了泥土和碎石，有些地方还在渗血。我接过大纱布，简单地缠了几圈。
“谢谢，”我说。
“不用谢。你救了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谢谢你。”
他转身去照顾别的伤员了。我站在床边，看着那个伤员。他的脸色好了一些，嘴唇不再是紫色的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了句波斯语。我听不懂，但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泥土。他握得很紧，像在抓一根救命稻草。
“Salam，”我说。
“Salam，”他回。
就够了。
我在诊所里待了三个小时。
不是我想待，是走不了。外面的轰炸还在继续，虽然没有早上那么密集了，但每隔十几分钟就能听到一声爆炸，从阿瓦士的方向传来。每次爆炸声响起，诊所里的人都会安静一下——不是不害怕，是害怕到了极点，反而发不出声音。
三个小时里，我做了很多事情。不是医生让我做的，是我看到需要做的——搬药品、抬担架、递纱布、倒水、扶伤员去厕所、清理地上的血迹。有些事情我不会做，但有些事情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手和腿。
护士是个年轻的女人，戴着头巾，头巾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她跑过来跑过去，几乎没有停过。她看到我在帮忙，递给我一袋生理盐水，指了指一个老人——他躺在床上，嘴唇干裂，眼睛闭着。
“给他喝，”她用英语说。
我蹲在老人床边，把生理盐水倒进杯子里，扶起他的头，慢慢喂他。他喝了几口，咳嗽了一下，睁开眼睛。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很浑浊，但看到我的时候，亮了一下。
“你是谁？”他用波斯语问，我听不懂，但他的表情我能读懂——他在问“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中国人，”我说。
他好像听懂了“China”，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馕和奶酪。她把袋子递给我，用英语说：“你吃。你帮了我们，你要吃。”
“我不饿。”
“你吃。”她坚持。
我拿了一块馕，咬了一口。馕是凉的，有点硬，但很香。我嚼着馕，看着她走回候诊室，去照顾她的家人。
中午十二点，轰炸声渐渐少了。不是停了，是少了。间隔变长了，声音变远了。也许美军完成了第一轮打击，也许他们在换目标，也许只是暂时的平静。
医生走过来，递给我一杯茶。
“你可以走了，”他说，“这里暂时安全。”
“你呢？”
“我走不了。这里有病人。”
“你不怕？”
“怕。但病人比害怕重要。”
我喝完了茶，把杯子还给他。
“谢谢你，医生。”
“你叫什么名字？”
“林远。”
“林远，”他念了一遍，“我记住你了。”
我走到门口，看了看摩托车。箱子上全是灰，车身上也有，但车还能骑。我检查了轮胎和油量——油还剩大半箱，够骑两百公里。轮胎气压正常，链条没有松。
我正要上车，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先生。”
我回头。是那个伤员，胳膊上缠着纱布的那个。他站在诊所门口，旁边扶着他的是他的妻子——一个穿着黑袍的妇女，眼睛红红的。
他用没受伤的那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一个小袋子。布的，绣着花。
“这是什么？”我问。
他听不懂，但他的妻子用英语说：“礼物。送你的。谢谢你救了他。”
“我不能收——”
“你收下。”她的语气很坚定，“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不收，我们心里过不去。”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枚银戒指。不贵，但很精致，戒面上刻着波斯文的书法。
“谢谢，”我说。
“祝你平安，”她说。
“祝你平安。”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回头看了一眼诊所。医生站在门口，朝我挥了挥手。护士站在窗户后面，也挥了挥手。伤员和他的妻子站在路边，看着我。
我拧动油门，驶出了镇子。
向南。还是向南。
我不知道南边有什么，但北边是阿瓦士，东边是沙漠，西边是伊拉克。只有南边，还有路。
太阳已经升到了最高点，气温大约三十五度。我把头盔的镜片拉下来，挡住刺眼的阳光。公路两侧是椰枣林和农田，但田里没有人，椰枣林里也没有人。所有的门都关着，所有的路都空着。
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辆摩托车，和一条路。
我骑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没有路牌，没有标志，只有两条路交叉，和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加油站的遮阳棚还在，但加油机已经被拆走了，地上散落着碎玻璃和干涸的油渍。
我停下来，把摩托车停在遮阳棚下。从箱子里拿出馕和果酱，吃了一点。水壶里的水已经见底了，我把最后一口水喝掉，把水壶挂回车架上。
掏出手机，信号还有一格。我打开新闻，加载了很久，终于弹出了一条消息：
“美军空袭持续。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色列空军进入叙利亚领空。国际社会呼吁停火。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
“严重关切。”我念了一遍这四个字。在邢台的时候，我在新闻里看过无数次“严重关切”。那时候我觉得这只是外交辞令，空洞、无力、没有意义。但此刻，在伊朗的公路上，在空袭的间隙，在一座废弃的加油站里，这四个字突然有了重量。
有人在关切。在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关切。
我坐在遮阳棚下，看着天上的云。云很少，很薄，像被撕碎的棉花。太阳在云层后面，光线变得柔和了一些。一只鸟从头顶飞过，飞得很高，很快，像在逃命。
“第1120天（续）。阿瓦士以南，一个废弃的加油站。
我救了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我不会说他的语言的人。他送了我一枚银戒指。戒面上刻着波斯文，我看不懂。但我知道那是什么字。
平安。
诊所的医生说，‘病人比害怕重要。’伤员的老婆说，‘不收，我们心里过不去。’护士递给我一袋生理盐水，让我喂给一个老人。老人问我‘你是谁’，我说‘中国人’。他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也许他知道。也许他只听说过。但没关系。
他知道我是来帮忙的。
邢台也有过战争。三千五百年前，商王祖乙迁都于邢。那时候，邢台的先民也在躲避战争吗？他们也会在废墟里救人吗？也会有人送他们银戒指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路在。路不会断。”
合上日记本，我站起来，把馕的碎屑拍掉。加油站的遮阳棚投下一片阴影，我站在阴影的边缘，看着南边的天际线。
南边，是波斯湾。
南边，是美军。
南边，是战争。
但南边，也是路。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驶出了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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