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弃加油站向南，公路变得更加荒凉。
路两侧的椰枣林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沙地和偶尔一丛骆驼刺。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轮胎碾上去发出黏黏的声音。气温至少三十八度，热浪从地面升起，让远处的景物像在水里晃动。
我骑了大约四十公里，路上没有遇到一辆车。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一片安静的、滚烫的荒漠，和一条笔直的、没有尽头的公路。
然后我看到了前方的路障。
不是普通的临时路障——是军用的。水泥墩子横在路面上，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通道前面停着两辆军用皮卡，车上架着机枪。几个穿橄榄绿军装的士兵站在路障后面，手里拿着步枪。
我的心跳加速了。
革命卫队。
我减速，慢慢靠近。不能掉头，掉头就等于逃跑，逃跑就等于心虚。我只能继续骑，停下来，接受检查。
一个士兵走到路障前面，举起手示意我停车。我熄火，摘了头盔，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无害。
“下来，”他用英语说，语气很生硬。
我下了车，站在摩托车旁边。另一个士兵走过来，开始翻我的箱子。他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帐篷、睡袋、衣服、急救包、馕、果酱、日记本、护照。
他翻到那枚银戒指——伤员送的那枚——拿起来看了看，放在一边。他翻到以斯帖墓老人送的石头，看了看上面的希伯来文，皱了皱眉，也放在一边。
领头的士兵拿起我的护照，翻开，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的脸。
“中国人？”
“对。”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骑摩托车旅行。从中国来。”
“战争开始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就在阿瓦士郊外。爆炸的时候，我在椰枣林里。”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怀疑。“你为什么往南走？”
“往北是阿瓦士，在轰炸。往东是沙漠。往西是伊拉克。我只能往南。”
“往南是波斯湾。美军在那里。”
“我知道。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另一个士兵从箱子里翻出了那本日记本，翻开，一页一页地看。虽然他用的是波斯语，但我的日记是用中文写的，他看不懂。他看了几页，把日记本放在一边。
领头士兵拿着我的护照，走到皮卡旁边，用对讲机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在核对我的信息——也许在联系上级，也许在联系中国大使馆。
我站在太阳下，等着。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刺痛。我不敢擦，怕动作太大引起误会。
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把护照还给我。
“你可以走了。”
“谢谢。”
“但是——”他指了指我的摩托车，“你不能再往南。”
“为什么？”
“南边是军事区。外国人不能进。”
“那我往哪里走？”
“往东。有一条路，通往法尔斯省。你可以去设拉子。”
“设拉子在轰炸吗？”
“目前没有。但以后不知道。”
他把箱子里的东西装回去，帐篷、睡袋、衣服、急救包、馕、果酱、日记本、护照、石头、银戒指——一件一件塞回箱子。动作不算粗暴，但也不算温柔。
“你的日记，”他指了指日记本，“写了什么？”
“写我看到了什么。伊朗的人，伊朗的路，伊朗的风景。”
“没有政治？”
“没有。”
他看着我，似乎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话。然后他点了点头。
“走吧。往东。不要回头。”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路过路障的时候，那个翻我日记的士兵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没说。
我拧动油门，向东骑去。
从检查站向东的公路，是一条两车道的省道，不宽，但路面平整。两侧是荒漠，偶尔有山，山是光秃秃的，石头是灰色的，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我骑了大约一个小时，看到路边有一辆抛锚的皮卡。皮卡停在路肩上，引擎盖开着，冒着白烟。一个***在车旁边，手里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两个孩子蹲在路边的阴影里——一个男孩，大约七八岁，一个女孩，大约五六岁。
我减速，停下来。
“需要帮忙吗？”我用英语问。
男人转头看我，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外国人。
“Engine trouble,”他用英语说，指了指引擎盖，“过热。停了。”
我下车，走到皮卡旁边。引擎盖下面，冷却液的管子裂了，绿色的冷却液正在滴答滴答地漏。我不懂修车，但在路上跑了三年，基本的机械常识还是有的。
“有备用冷却液吗？”我问。
“没有。”
“水呢？”
“有。水壶里有水。”
“加水。先开到下一个镇子，再修。”
他从车里拿出两瓶水，倒进冷却液壶里。水是凉的，倒进去的时候，引擎发出滋滋的声音，冒出一阵白烟。等了五分钟，我让他发动引擎。引擎响了，声音有点抖，但能开。
“开到最近的镇子，找修车铺。别开太快。水温高了就停。”
“谢谢你，”他说。
“不用谢。”
女人走过来，从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她没说话，但她的眼睛说了。
我接过巧克力，掰了一半，递给她身边的小男孩。他看了看妈妈，妈妈点点头，他接过去，咬了一口，笑了。
我跨上摩托车，继续向东。
下午四点，我到了一个小镇。名字不知道，地图上没有标。小镇很小，一条主街，几家商店，一座清真寺，一个加油站。街上的人不多，但比我之前路过的村子热闹一些——几个老人在茶馆门口坐着喝茶，一个妇女在买菜，几个孩子在踢足球。
我把摩托车停在茶馆门口，走进去。茶馆里只有两桌客人，都是老人。老板是个年轻人，留着胡子，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
“茶，”我说。
他端来一杯红茶，两块方糖。
“你是游客？”他用英语问。
“对。”
“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他点点头，“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很多高楼。”
“很多高楼。”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骑车。往东走。”
“往东是山。扎格罗斯山。”
“我知道。”
“路不好走。你要小心。”
“谢谢。”
喝完茶，我坐在茶馆门口，掏出手机看了看信号。两格。我打开新闻，加载了很久，看到了一条消息：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美军尚未回应。空袭仍在继续，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设拉子。我还没到设拉子。爆炸已经到设拉子了。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站起来。老板走过来，递给我一袋饼干。
“路上吃，”他说。
“多少钱？”
“不要钱。你是客人。”
我看着那袋饼干，想说“谢谢”，但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了。
“我会记住你的，”我说。
“记住伊朗。不要记住我。”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西边斜射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在小镇的主街上骑了一段，然后拐上向东的公路。
公路开始爬升。两侧的荒漠渐渐变成了丘陵，丘陵渐渐变成了山。扎格罗斯山。伊朗最大的山脉，从西北到东南，绵延一千五百公里。翻过这座山，就是法尔斯省，就是设拉子，就是波斯波利斯。
山路很陡，弯道很多。我挂低档，转速拉到五千，时速保持在四十。路边的风景开始变化——不再是灰黄色的荒漠，而是灰绿色的山坡，山坡上有一些矮树和灌木，偶尔能看到溪水从山沟里流出来，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天黑了。我打开车灯，在黑暗中慢慢骑。弯道一个接一个，每一个弯道后面都是同样的黑暗和同样的山影。
晚上八点，我看到路边有一个村庄。村庄很小，几栋土坯房，一座小清真寺。村子后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几棵松树，树下是平整的草地。
我骑过去，停下车。决定在这里过夜。
搭好帐篷，吃了点饼干和馕。水壶里的水还剩半壶，我喝了几口，把剩下的留着明天喝。坐在帐篷门口，看着天上的星星。扎格罗斯山的星空比平原上更亮，银河清晰可见，像一条银色的河流从天顶倾泻而下。
我掏出日记本，写道：
“第1121天。扎格罗斯山，一个小村庄旁的山坡。
今天过了三个检查站。第一个是革命卫队，他们查了我的护照，翻了箱子，看了日记。他们让我往东走，不要往南。
第二个检查站是当地民兵，两个年轻人，拿着猎枪。他们看了我的护照，笑了，说‘中国人，朋友’。没翻箱子，没问问题，直接放行。
第三个检查站是一个路障，没人。我自己搬开，骑过去，又搬回来。
在第二个检查站，一个民兵问我：‘你怕不怕？’我说怕。他说：‘我也怕。’然后他笑了。在战争中，两个怕的人，互相笑了笑。
邢台的先民们也怕过吗？商王祖乙迁都的时候，路上也遇到过检查站吗？也有民兵拿着戈和矛，问他‘你去哪里’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但路在。路不会断。”
合上日记本，我抬头看天。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很短，很快，消失在银河的光带里。
我闭上眼睛。
明天，翻过扎格罗斯山，去设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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