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萨的家在扎黑丹北边的一个居民区，一栋两层的小楼，灰色外墙，铁门刷了绿漆。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和一棵无花果树，树下有个小小的水池，养着几条金鱼。金鱼在水里慢悠悠地游，偶尔跃出水面，溅起一朵水花。
他带我上楼，指给我看我的房间——不大，但干净，有床、有桌、有窗，窗外能看到街对面的清真寺宣礼塔。
“你的，”他说，“想住多久住多久。”
我把行李放下，站在窗前，看着宣礼塔上亮起的灯。昏礼已经结束了，但清真寺的灯还亮着，在暮色中像一颗低垂的星星。
礼萨在楼下喊我吃饭。他的母亲做了一锅炖菜——羊肉、茄子、西红柿、土豆，炖得烂烂的，配米饭吃。伊朗的米饭和中国的不同，是长粒米，煮的时候加盐和油，焖出一层金黄色的锅巴，波斯语叫“塔迪格”。塔迪格是伊朗人的最爱，谁家饭桌上的塔迪格多，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厨艺好。
礼萨的母亲把一大块塔迪格铲到我碗里，金黄酥脆，带着米饭的焦香和油的醇厚。我咬了一口，脆得发出声响。
“好吃，”我说。
礼萨的母亲听不懂英语，但听懂了语气。她笑了，又给我铲了一块。
吃完饭，礼萨和我坐在院子里喝茶。石榴树的影子落在水面上，金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我掏出手机，给礼萨看邢台的照片——开元寺的塔、清风楼、郭守敬纪念馆、邢窑白瓷。
“郭守敬，”我说，“我们邢台人，七百年前的天文学家。他算出了一年有365.2425天，和现代测量只差26秒。”
礼萨瞪大了眼睛。“真的？”
“真的。他还设计了简仪、仰仪，比欧洲早了三百多年。”
“你们邢台出过这么厉害的人？”
“三千年的城，总得留点东西。”我翻到下一张照片——邢窑白瓷，“这是邢窑，隋唐时候烧白瓷的。‘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白瓷就卖到波斯来了。”
礼萨凑近看了看照片，然后起身回屋，拿了一个小碗出来。碗不大，白釉泛青，釉面开片如冰裂，底部有一圈细小的支烧痕迹。
“我们家传下来的，”他说，“我奶奶说是从丝绸之路来的。你看看，是不是你们中国的？”
我接过碗，翻过来看底部。圈足修得很精细，胎质坚致，釉色莹润。我用手指弹了一下，发出清越的声音。
“邢窑，”我说，声音有点发抖，“晚唐的。一千两百年左右。”
礼萨张大了嘴。
我把碗翻过来，指着底部一处淡淡的刻痕：“你看，这是‘盈’字款。唐代邢窑贡瓷才有这个款。”
“所以……这是你们邢台的东西？”
“从邢台到扎黑丹，走丝绸之路，大概要一年。一千二百年前，有人骑着骆驼，把它从我的家乡带到了你的家乡。”
礼萨沉默了很久。他把碗放在桌上，在月光下看了又看。
“林远，”他说，“你相信缘分吗？”
“以前不信。”
“现在呢？”
我看了看那个邢窑碗，又看了看礼萨。“现在有点信了。”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礼萨告诉我，他的祖父年轻时去过中国，在西安住过两年，做地毯生意。祖父回国时带了一幅中国画，画的是山水，现在挂在他父亲的房间里。
“我小时候看着那幅画长大，”礼萨说，“我一直以为中国到处都是那样的山——云雾缭绕，有瀑布，有松树。”
“伊朗也有山。”
“不一样。伊朗的山是干的山，秃的山。你们中国的山，看起来像仙境。”
我想了想，说：“邢台西边也有山，太行山。没有画里那么仙，但很硬气。八路军抗战的时候，太行山是根据地。”
“你去看过吗？”
“小时候去过。山顶有个碑，刻着‘太行浩气’四个字。我爷爷说，那是用命换来的。”
礼萨点点头。他起身去厨房，又端了一壶新茶出来。茶是红茶，加了肉桂和豆蔻，喝起来暖洋洋的。
“礼萨，”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
“你是***。你觉得伊朗和美国会打仗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不希望打仗。没人希望打仗。”
“如果打呢？”
“如果打……”他看着我，“如果打，我希望你不在伊朗。”
我笑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还要骑完整个伊朗。”
他摇了摇头，也笑了。“你真是个疯子。”
“很多人都这么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清真寺的灯被关掉的声音，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声，听着礼萨在隔壁房间翻书的声音。
我掏出日记本，在床头灯的灯光下写道：
“第1098天。扎黑丹。遇到了礼萨。一个英语老师，好人。他请我住在他家，就像阿里一家一样。伊朗人是我遇到过的最热情好客的人。不是那种商业化的热情，是真心的。他们会对一个陌生人敞开家门，就像对待家人。
在他家看到了一个邢窑碗，晚唐的，一千二百年了。从邢台到扎黑丹，走了一年。而我，从邢台骑摩托车到扎黑丹，用了三年。我比骆驼慢。
礼萨问我信不信缘分。我说有点信了。
也许是真的。也许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该遇到的人总会遇到。该回家的东西总会回家。
至于战争——我不知道。新闻说美国舰队进了波斯湾。但今晚的扎黑丹很安静，清真寺的灯很亮，石榴树下的金鱼还在游。
战争？也许不会发生吧。
希望不会。”
我合上日记本，关了灯。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
我闭上眼睛，听着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塔在夜风中发出的轻微嗡鸣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晨礼的宣礼声叫醒。
礼萨已经在院子里了。他穿着运动服，在石榴树下做拉伸，看到我下楼，笑了一下。
“早。睡得好吗？”
“很好。你的床比我的帐篷舒服一万倍。”
“那当然。帐篷不是用来睡觉的，是用来受罪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松，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他昨晚没睡好。
“你几点睡的？”我问。
“两点多。在改学生的作文。”
“教英语这么辛苦？”
“不是辛苦，”他摇摇头，“是伤心。我的学生写的作文，有一半都在写同一件事——想离开伊朗。”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但他们又爱这个国家。矛盾吧？”
我没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早餐是馕、蜂蜜、自制酸奶和一个煎蛋。礼萨的母亲把煎蛋煎得边缘焦脆，蛋黄还是溏心的，戳破了流在金黄色的馕上，我吃得差点咬到手指。
“今天有什么计划？”礼萨问。
“去你的学校看看？”
“你想来学校？”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介意。我的学生会很高兴见到一个活着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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