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郑明远的电话，马青松在窗前站了很久。
晨光一寸一寸地漫进屋子，先是照亮了桌上那半杯隔夜茶的杯沿，然后爬上墙上的楚城市行政区划图，最后落在那行“唯愿麻雀变凤凰”的小字上。麻雀乡的清晨安静得像一潭死水，但马青松知道，这潭死水底下已经有什么东西开始翻涌了。
他忽然想抽一根烟。
这个念头来得毫无道理。马青松不抽烟，从来都不抽。武大读书的时候同宿舍的哥们儿递烟给他，他摆摆手说不会。刚到麻雀乡的时候，周明义书记递给他一根黄鹤楼，说“小马，基层工作不抽烟不喝酒，有些话你是听不到的”，他接了，夹在耳朵上，一整天都没点，最后那根烟不知道掉到了哪里。后来他也试着抽过几回，每次都被呛得眼泪直流，索性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可现在，他无比想抽一根。
他不知道是烟能让他冷静，还是烟能让他看起来像个正常的、会为这种事发愁的人。又或者，他只是想做点什么，让自己的手和嘴忙起来，不去想那个即将从天而降的荒唐消息。
他弯下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子。那是他从楚城带到麻雀乡的行李之一，一直没怎么打开过。箱子里塞着几本大学时的教材、一件从来没穿过的羽绒服、一个坏掉的台灯，还有——他在箱子最底层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长方形盒子。
一包烟。
红塔山，经典100。他甚至不记得这包烟是什么时候放进来的。也许是哪次过年回家，他爹塞给他的？他爹抽了一辈子旱烟，对这种过滤嘴香烟看不上眼，但逢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总得递烟，所以家里常备着几包。也许是他顺手揣进行李里的，然后就忘了。
烟盒的塑封还没拆，包装纸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灰。马青松用拇指指甲划开塑封，打开盒盖，抽出一根。烟卷捏在手指间，有一种陌生的、不属于他的触感。他把烟叼在嘴里，然后开始找打火机。
这才是真正的难题。
他先翻了床头柜的抽屉。抽屉里塞着几份文件、一板感冒胶囊、半管快挤空了的牙膏、两节五号电池和一把生了锈的指甲刀。没有打火机。
他又翻了桌上的笔筒。笔筒里插着三支黑色中性笔、一支红色中性笔、一支铅笔、一把直尺和一卷透明胶带。没有打火机。
他蹲下来翻床头的背包。背包是乡里发的****会议纪念品，灰色帆布面上印着“楚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几个烫金字。包里装着一个保温杯、一把折叠伞、一个充电宝和一本《治国理政》第四卷。他把书拿出来抖了抖，又把手伸进夹层里摸了摸。没有打火机。
他开始翻衣柜。衣柜是乡政府统一配的铁皮柜，灰白色的漆面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铁锈。柜子里挂着两件外套、三条裤子和一件他从来不穿的西服。他把外套口袋挨个摸了一遍，又在柜子底下的鞋盒里翻了翻。鞋盒里装着一双布鞋和一双解放鞋，鞋垫底下也没有。
他连枕头底下都翻了。枕头底下除了手机，什么都没有。
马青松站在屋子中间，两手空空，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忽然觉得这个场景荒谬到了极点。一个三十一岁的乡长，凌晨四点因为被人说成是潘金莲的后人而失眠，此刻正翻箱倒柜地找一个不存在于这个房间里的打火机。这件事的荒诞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蔡金福那个荒唐的族谱。
他把烟从嘴里取下来，看了看，又叼了回去。没点着，但叼着的感觉多少让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虽然没什么用，但好歹手里有个东西。
他走出宿舍，进了走廊。
麻雀乡政府的办公楼是一栋三层小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墙刷了一层米黄色的涂料，远远看去像个发霉的蛋糕。乡政府的宿舍在办公楼后面的院子里，是一排红砖平房，一共八间，住着乡里几个家在外地的干部。马青松住的是最东头那间，隔壁住的是副乡长花建明。
他在花建明门前站定，抬手敲了三下。
笃笃笃。
没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这次用了点力气，指关节砸在木门上发出闷闷的响声。
“花乡长？花乡长？”
走廊里安安静静的，连回声都没有。花建明的那扇门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福字，是去年春节乡里统一贴的，红纸已经变成了粉红色，墨迹也洇开了，“福”字看起来像个认不出来的符号。
马青松转身往前走，走了七八步，在第二扇门前停下。这扇门上没有福字，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三个黑体字：赖世明。赖世明是乡里的人大**，五十多岁，家在楚城市区，平时住在乡里的时间比花建明多。
笃笃笃。
“赖**？”
沉默。门缝里黑黢黢的，不像有人在里面。
他往前走了十几步，走到走廊尽头最后一扇门前。这扇门上的油漆已经起皮了，门框上方的墙壁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窗框。门上没有贴名字，但马青松知道这是副乡长应德厚以前住的房间。应德厚去年调到隔壁镇去了，这间屋子一直空着，乡里说等新分来的选调生到了再安排。
他还是敲了敲。
笃笃笃。
理所当然地，没人应。
马青松站在走廊尽头，回过头去看这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大约有三十米长，一头连着宿舍区，一头通向后院的铁门。走廊的顶上是石棉瓦搭的棚子，年久失修，好几处都漏了，地上留下一摊摊水渍。靠墙堆着一些杂物——两把缺了腿的椅子、一个坏了的水泵、几捆不知道哪年留下来的稻草。
走廊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今天是星期五。每个星期五下午，麻雀乡的在职干部们就会像归巢的鸟一样，开着各自的车，沿着新修的楚城高速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四十公里外的市区。然后周一早上再浩浩荡荡地开回来，像潮汐一样准时，比海边的潮汐还准。
这就是乡镇的“走读”现象。
前些年高速没通的时候，从麻雀乡到楚城市区要翻鹰嘴崖，山路弯弯绕绕，开车要两个多小时。那时候乡里的干部大多住在乡里，周末才回去一次，平时晚上还能凑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乡政府大院的灯亮到半夜是常事。后来高速通了，从麻雀乡上高速到楚城市区只要四十分钟，走读的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于是那些家在城里的干部们开始每天往返，早上七点多从家里出发，八点半之前赶到乡里上班，下午五点半准时走人，六点多就到家了。
能回家谁愿意住在这山沟沟里呢？
马青松能理解。他在麻雀乡住了四年，太知道这个地方的夜晚有多难熬了。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冬天冷得水龙头都能冻裂。没有超市，没有饭馆，没有电影院，连个像样的散步的地方都没有。乡政府后院倒是有一张乒乓球桌，但球拍的海绵早就磨平了，打起球来“梆梆”响，像在敲木鱼。
可理解归理解，当他在凌晨四点多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敲遍了所有人的门却得不到一声回应的时候，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还是涌了上来。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更像是某种类似于荒凉的东西，从走廊的这头灌进来，从另一头灌出去，把他整个人吹透了。
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过年时的一件事。那年他大概七八岁，大年三十晚上，村子里此起彼伏地响着鞭炮声，他跑出去看热闹，跑着跑着跑到了村口的大路上，忽然发现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鞭炮声也远了，四周安静得可怕。他站在那条空荡荡的大路上，头顶是满天星光，脚下是冻得硬邦邦的土路，风从田野上刮过来，吹得他的新衣服猎猎作响。他当时的感觉，跟现在一模一样。
马青松把嘴里那根烟取下来，看了看，又叼了回去。
他沿着走廊往回走，经过应德厚住过的空房间，经过赖世明的房间，经过花建明的房间，走回自己的宿舍门口。他没有进去，而是拐了个弯，从前面的月亮门穿过去，走到了乡政府办公楼的后面。
办公楼的三层小楼黑黢黢的，没有一盏灯亮着。二楼的党政办窗户开着，纱窗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一个在无声叹息的人。楼前的旗杆上，国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这是整个院子里唯一的声音。
马青松站在办公楼后面的台阶上，抬头看了看天。天已经大亮了，东边的山脊线上泛起一片橘红色的光，云层被染成了渐变的颜色，从橘红到粉紫再到灰蓝，好看得像一幅水彩画。麻雀乡的早晨其实是很美的，只是很少有人在凌晨四点多站在这里看它。
他忽然想起了导师郑明远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农村的事情，看起来是风，实际上往往是浪。”
风在面上，浪在底下。
他现在站在这座空荡荡的大楼前，感觉自己就像那个站在浪尖上的人，脚下是翻涌的暗流，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水面，而四周一个人都没有。那些本该和他一起站在船上的水手们，此刻正安安稳稳地睡在四十公里外的家里，在他们的妻子儿女身边，在他们温暖的被窝里。
马青松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对着晨光看了看烟卷上的商标，然后把它夹在了耳朵上，就像四年前周明义递给他第一根烟时那样。
他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这个乡政府大楼之所以空荡荡的，不只是因为干部们都走读了。而是因为，在这座大楼里，他马青松本来就是一个人的。
他是麻雀乡唯一一个家在外地的干部吗？不是。副乡长花建明是襄阳人，比他来得还晚一年，但花建明去年就在楚城市区租了房子，每个周末回去住两天，平时也尽量往城里跑。人大**赖世明本身就是楚城人，家在市区。党政办主任胡晓燕是麻雀乡本地人，不用住乡里。其他几个年轻干部，有的家在黄州，有的在武汉，都是能走就走，实在走不了的也想办法借调到城里去了。
只有马青松，来了四年，一直住在乡里，一天都没搬走过。
不是他不想搬，是他觉得不该搬。一个乡长，住在乡里，老百姓有什么事随时能找到他，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但有一句话他从小就记在心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虽然算不上什么官，但既然组织上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他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可是现在，当他需要有人在身边的时候，当他面对一场荒诞的、不可理喻的、却又可能毁掉他前程的风波的时候，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走廊空空荡荡，大楼空空荡荡，整个麻雀乡政府空空荡荡。
只有他一个人。
马青松忽然觉得耳朵上夹着的那根烟像个笑话。他不会抽烟，他翻箱倒柜找打火机找了半天，他把所有能敲的门都敲了一遍，最后他站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耳朵上夹着一根永远不会被点燃的烟。
他伸手把烟取下来，攥在手心里，烟卷被捏得变了形，烟丝从裂开的纸缝里漏出来，落在他的手心里，细碎的、褐色的，像一堆被碾碎了的、毫无用处的东西。
他转身走回宿舍。
推开门，屋子里还是那副样子——翻开的抽屉、打开的衣柜、从床底下拖出来的纸箱子、摊在桌上的笔记本。节能灯还亮着，在晨光中显得昏黄而多余。他走过去关了灯，屋子里一下子被天光照亮了，那些在灯光下显得暧昧不清的角落，此刻全都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桌上那个笔记本上还写着他凌晨记下的那些字：蔡金福、潘银莲、族谱、郑明远的三点建议。字迹潦草得像鸡爪子在雪地上刨的，有几处因为用力过猛把纸划破了。
马青松坐下来，把那根被捏扁的烟扔进桌上的笔筒里，然后拿起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找火机——其实找的不是火机。”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钟，忽然觉得这句话有点哲学意味，不像是一个乡长该写的东西。他把这一页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桌下的纸篓里。纸团落在纸篓里，发出轻轻的“噗”的一声，像一声叹息。
他又拿起笔，在新的一页上写：
“周一例会，全体干部必须到岗。在此之前——”
笔尖停住了。
在此之前，他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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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语: 可是现在，当他需要有人在身边的时候，当他面对一场荒诞的、不可理喻的、却又可能毁掉他前程的风波的时候，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