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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of the Furious Horse

Chapter 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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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The Legend of the Furious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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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马病衔秋草白,乡兵泣对野花黄。”

——丁朱(宋·释行海)

都说人们有了幸福生活就会忘了光阴,其实是忘了光阴似箭的速度,一晃眼几年过去了。

汪世龙一家已经有了四口人,女儿一岁多,儿子刚出生,他差不多已经把自己那些“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日子丢在了脑后,这些天总是一下班就急着回家。

小邵会嘲笑他:“我生个女儿时,怎么没有看见你这般积极地赶回来?现在有了儿子,加班加点在家里了。”

“我得算家里的帐了呀。”汪世龙满心欢喜地说:“以前我们两个人才一元六角,用一个手指头就能算得过来,现在不一样了,小鬼头比我们有钱。一个孩子每月十七元奶粉钱,凭你的算账,三下五除二就用完了。现在,我们家钱多了,就得筹划筹划。”

“我知道你的算盘铁,家里也要一分不差呀?”小邵打趣说:“现在我们有两个孩子,公家给请两个保姆,她们把家务都做了,我也有时间会算那一个月34块钱的帐。”

“有了孩子,着想的还有更多,要省一点钱买家具,我们现在家里的一切用具都是借的。马上还要买孩子的衣服、玩具,以后读书……,所以也要建个家庭帐户了。”

“还有,”汪世龙说:“我已经接到通知,要调去另一家银行工作。那个行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捕入狱了,半年多来这家银行一直没有人接手,银行账务混乱,人事复杂,派去几批人查帐,总是查不清楚。”

“那要你去干什么?那些乱帐怎么理得清?”小邵有点着急,看来汪世龙清闲了没有多少时间又要被账务淹没了。

“说是去做总会计师,等一切可以理顺就留在那里当副行长了。”

小邵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担心,自己的丈夫以后做一个银行行长也不错,可自己的家看来又要成为他的旅馆了,以前不在意,现在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好是好,就怕……”

“不用怕,一是你有保姆,二是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半个小时的车程,再晚也会赶回家来的。”

接着,真有二十多天,汪世龙披星戴月地忙碌,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一顿饭好好吃过,只有在看看孩子时会漏出一点疲惫的笑脸。小邵也只有在半夜起来给儿子喂奶的时候,才得着机会与他简单交流几句。

“账查清了吗?”

“快了,他们的帐漏洞百出,好像有许多问题,不单单是行长有贪污。”

“那怎么办?”

“先把帐查出来,交给上级部门,然后彻底整顿,再立新账,亏空与漏洞还要处理,工作非常多……明天再说……”常常还没有说完他就鼾声大作了。

第二天的晚上,汪世龙没有回家。下半夜小邵睡不着了,盼到天亮就赶到那家银行去找他。

一个穿着一身军装、五大三粗的汉子坐在银行的办公室里,他怒目倒竖,用一声喝骂来接待小邵:“这个银行全部贪污,从银行行长到小职员,都他妈的被我通通扣押!”

小邵什么脾气,任性而又倔强,加上她骨子里天生有股龙的尊优,只服理,根本不畏惧什么吓唬人的“威势”,她大眼睛一瞪,口舌如箭,“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随便扣人!”

“我是三反五反时‘打虎队’的队长,去年就把这个银行的行长给打倒了。”

“我丈夫到这个银行还不到一个月,你凭什么也把他抓进去?”

“他是现在的银行行长,就得负责!”

“负什么责?别人贪污,他在审查,难道要他负贪污的责?亏你还是个队长,这点觉悟也没有!”

这个汉子被激怒了,满脸怒火,撑开大巴掌拍着桌子,乱骂起来。像他这种武夫似的人,那副凶相很可以镇住对方的,以前他就是用这种“煞呸腾头势”(粗鲁强悍的架势),做了“打虎队”的队长。

这次他碰到了“顶头风”,小邵一点也不示弱,两只大眼睛怒火直射,对着那个马上要拔出枪来的“打虎英雄”,一只小手也发狂地拍得桌板“砰砰”作响(虽然后来她的手肿了):“你怎么敢乱抓人,乱骂人,还有王法吗?!”

旁边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敢这么与“煞呸”队长互拍桌子的,这次却有人根本不怕他那一套,而且还是个女的。他们惊呆了,一会儿后,就有两个人上来拉着愣大胆的女犟牛就往外走,把小邵关在门外了。

小邵只是呆了一会儿,马上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市政府去了。

她是去找“眼门前”的最高领导,他们的三野司令员陈毅同志,他留在上海做了上海市的市长。小邵满肚子的委屈,只有去他那儿告状了。

是陈毅市长的秘书接待了她。秘书很尽职,马上向陈毅市长汇报。陈毅正在开会,但是他还是特地回办公室,倾听了小邵委托秘书陈述的事情,并马上抓起毛笔批写了四个字:“见条放人!”下面签了陈毅的名字,还很郑重地让秘书代他跑一次。

秘书告诉小邵,不是陈毅同志还要会上发言,他会亲自陪你去的。

小邵刚才与“打虎队”队长情绪激愤地拍桌子都没有流泪,这个时候她热泪滚滚。

她对着刚放出来的汪世龙说:“有这么一个好领导,谁都会愿意为他出生入死!”这件事是后来的老邵一直挂在嘴边的她的“英雄事迹”。

汪世龙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从他的小木箱里翻出来十几本账本,对小邵说:“这是最重要的,明天交到组织上去。幸亏我注意到了那一群人的复杂性,另外抄备了一份材料。那些“打虎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提前行动,把人一股脑儿都关进去,旋即就有人趁机把我们辛辛苦苦查出来的帐全撕了。”

只过了两天,汪世龙就接到了调令,要他马上去无锡大箕山的华东疗养院报到,担任那儿的主任会计,这次是一家人都调去,小邵还是做护士。

小邵不愿意去,有点不情不愿地说:“你一个月的辛苦就送给了别人?还要把我们调得远远的?”

“不是,领导是有策略的,或许还是对我的保护。我们服从指挥吧,这是当兵的天职。本来算账就是我的工作,只要国家资产不缺一分,谁还在乎什么功劳?”汪世龙除了算账依旧是算账,可要他算算自己划得来划不来,不会算了。

无锡的华东军区疗养院是刚成立不久的,正规的财务账目也需要从无到有一一建立。汪世龙只要一投入他的算账工作,就什么都忘了。

半年很快过去,他们也逐渐习惯了这个还在建设中的疗养院的生活。不料,又有事情发生。

小邵的保姆吴家姆妈来了。她在无锡住了一段日子,与家里的两个保姆也混熟了。一个领女儿的保姆叫郑芳,一个领儿子的叫李泽凤。三个女人成了一台戏,天南海北家长里短说得忘乎所以。

想不到有一天的下午,小邵提前下班回家,半岁多的儿子还在床上,一个两岁才出头的女儿不见了!她们三个保姆都惊吓得一身冷汗,与焦急的慌了神的小邵一起到处去找,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从床上爬下来,又走出了房间,走出了大院……然后走到哪里去了呢?一个小女孩做出这么大的动静,三个保姆居然都没有关注到?!她们四个人是流着眼泪在四处跑,嘶哑着嗓音拼命呼唤……

傍晚汪世龙回家,他请了疗养院的好几个战友一起出去找,才在太湖旁边的一群孩子里找到了。女儿已经滚了一身的沙土,眼睛有点“定泱泱”(呆滞)的,听那边的居民说这个小囡自己一个人来的,一开始还玩得很开心,后来被一只大狗撞了一下,哭闹了好一会儿,就有点傻傻的了。

当天半夜里,女儿高烧了。他们两个人把儿子托给了三个保姆,带着女儿去疗养院找医生。可疗养院刚开办,没有好医生。女儿浑身抽搐起来,小儿惊厥了。只好由疗养院派了救护车直奔上海他们自己的保健院。一路上,女儿抽搐得厉害,刚长出来的乳牙互相咬着磨着,流出血来。小邵吓软了,只会哭,汪世龙把自己的大拇指塞进了女儿的嘴里,任凭孩子的牙乱磨着,手指被咬得青紫淤血,他自己紧紧咬着假牙,手硬是不抽出来……一个多小时后,到了保健院。医生护士来了好几个,他们说这个小囡是看着她生出来的,一定要救她。

她救回来了,汪世龙与小邵也从无锡调回了上海。因为小邵再也不肯去那儿了。好在汪世龙为院里建立的新的会计账目已经运作正常。

只是,小邵的保姆吴家姆妈自责得太厉害,这一走居然再也没有来过。小邵都去过好几封信,与她再三说不是你的错,现在家里都好了,等着你来。可是她没有再踏进门来。

一九五四年,供给制改成了薪给制,汪世龙与小邵也转业成了地方干部。汪世龙十七级,薪金每月一百多元,小邵五十多元,两个人都被安排进了上海的一个医学院。医学院给他们安排了宿舍:底楼,三室一卫一灶间还有两个天井。不过他们这代人却并不喜欢薪给制,常常说供给制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人,这么每月发工资,好像自己与公家隔开了。

又一个新年伊始,他们的小儿子来到了世上。小儿子大大的眼睛与小邵一个模样,汪世龙笑着说:“总算有一个像你了。再生个弟弟妹妹的,就会都像你了。”

“别糊弄我,已经是第三个了,我在医院妇产科的同事都笑我了,做妈妈的全都一个样,说得斩钉截铁再也不愿意生了,结果第二年又来了。”接着,小邵提出了她的第二条意愿:“我的会计水平已经很好了,医学院财务科招人,我去报考。”

“我又要忙了,已接到了通知,调去医学院附属‘ZL医院’,做财务科科长,那所医院是在解放前的一家老医院的基础上组建的,并已经获批在东安路一块空地上,新建一座医院大楼。你可要计算好,保姆郑芳出嫁了,只剩了李泽凤。我估计自己马上就一点顾家的时候也分不出来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呀,做护士很忙,还要值夜班。而会计是日常白班,顾及得到家。”

说着小邵拿出两份表格,他们都需要填写,可要填的项目,他们研究了很久,

籍贯怎么填?小邵苏州人,而汪世龙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小邵说:“现在,你说的南腔北调的部队话已经改成上海口音了,而苏州口音还是听得出,就选苏州吧。”

“好!”汪世龙一口答应,但是有个条件,让孩子们叫他“嗲嗲”,就完全像苏州籍人士了。

学历怎么填?小邵说她自己本来就是高中毕业去读“生生助产士学校”,就填高中,而会计是汪世龙教的。不过孤儿院毕业算是什么学历?两人商量了好一会儿,决定也填成高中学历,实际情况是汪世龙的会计水平居然比那些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人的水平还要好。后来,小邵公派去上海财金学院进修一年,有了正式的资格,但是,碰到难题,还都是汪世龙教她的。

家庭出身怎么填?小邵说不能欺瞒组织,她的家就是资本家的家庭,但是破落了,填“破落资本家”合适。汪世龙孤儿出身,可没有这一栏,他就选填了“城市贫民”。他笑着调侃起来:“我什么都跟着你,苏州呀,高中呀,这个就跟不上了。”

他们一提到“破落资本家”,小邵想起来了,她的母亲在苏州刚去世,弟弟考入北航,去了北方。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参军去了贵州,当电报兵。她家在上海的那套一上一下的楼房要退租被收回了,家里母亲留下的东西都要变卖。小邵也有自己的一只小白皮箱子还在家里,二姐通知她去收拾她的东西。

于是抓紧时间,立时三刻,小邵就要汪世龙陪同她一起去她的家。

汪世龙从来不去她家的,哪怕那个丈母娘在苏州。这次去,就是依着小邵的想法:从她家的最后一点“垃圾”里耙拉出一点她娘家准备丢弃,而自己家需要的东西。不过,去了他才知道,就是所剩无几的“垃圾”也让孤儿出身军伍为生的他,大开了眼界:总算明白了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富贵人家,只是汪世龙“笨钝耿”,他对不浪费有准则,而对“富贵”却还是无动于衷。

小邵的大姐二姐已经在那里变卖家产好几天了,看到他们来了就说:这里有一口双门印度红木大橱,因有一扇门错换了,双门互相扣不上就卖不掉,加上一张红木条桌、一只红木床,一个摇摇椅,还有一个被柜都给你们,一共算你们一百元。

汪世龙看得眼花缭乱的,觉得这些家具不错,家里都需要,马上摸出他口袋里的一叠钱。

小邵可不买帐,同样是姐妹,怎么你们说了算。她不客气地说:“姆妈那么多东西,你们都卖了?连我也要收钱?这些钱用到哪里去?”

“给弟弟上大学用。”

小邵还要问,被汪世龙扯住了,他轻轻摇头,对小邵说:“我们用钱买的,就是证明了我们与资本家的家庭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时,汪世龙看到了一只红木大圆桌,桌面彩瓷漂亮,四周雕花玲珑,配上了同样雕花的红木四张靠椅,四只圆凳,他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世上有那么好看的东西,就忍不住问:“买这一套多少钱?”

“再拿一百元出来!”

汪世龙赶快摸口袋,里面只有一点儿运费了。但是他还是说:“你们先不要出售,我去借钱。”

“借钱?你们哪里配得上这样的桌子,我看算了吧。”

这话没有激怒汪世龙,却把小邵激怒了:“我就是嫁了个无产阶级了,什么叫配不上?……”话还没有说完,被汪世龙拉到了一边,“不伤和气,活在世上不是只为了那些东西的,有兄弟姊妹的亲情才是最可贵。”

“我回去就去借钱,你们等三天吧?”汪世龙还是心平气和,对着两个资本堆里出来的人说。

小邵搬出了自己的小白皮箱,突然又很不高兴地发飙:“资本家的东西我不要,但是要我自己的东西总可以吧?我有一盒大颗粒珍珠,是外婆给我的,到哪里去了?姆妈给了我一对‘敞丹青’戒指”,到哪里去了?我的箱子谁打开的?还有,家里三对汝窑大花瓶,说好我们三个女儿一人一对的,到哪里去了?”

一片沉默!

两个姐姐马上都离开了。

小邵眼里噙满了泪花,只是摇头,“看看吧,这就是资本家家里的亲情!”

“不去管它了,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我们需要的拾一点零碎去。”

在“垃圾堆”里,小邵翻出来一条外国进口的全羊毛军毯,两只端砚,一把象牙筷子,四把银勺,两把外国进口的水果刀……

对于一个无产家庭来说,这些资本家庭准备丢弃的东西也很有用处。只是三天后,等汪世龙拿着借来的一百块钱,匆匆赶去买那一套红木圆桌时,小邵的姐姐已经打折卖出去了。

汪世龙这个“心结”后来结了一辈子,他总想在自己的余生中买那么一套圆桌椅,就是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意的了。

平淡的日子过得容易啰嗦,九十三岁与三十多岁的汪世龙,都是那么平静舒缓,以至于光阴使者不知道去了哪里?

一九五七年初,这所医学院的附属ZL医院的大楼拔地而起,那是需要多少人的付出呀!其中就有汪世龙奉献的极大的心血。他不光是算着纸上的帐,还要了解各种工与料的质量与价格,来不得半点虚假。他的“一分钱也不能差”的原则,常常让一些人头痛。

两年后,建院工程胜利完成了!医院的新领导班子也正式到场了。

在新医院的草坪上,所有领导与建院的有功人员,还特地邀请了家属们一起开了个庆贺联欢会。汪世龙已经六岁的女儿与四岁的儿子被几个财务科的科员们围着,一起大声说笑,孩子们脸上欢乐无比的幸福感,就是汪世龙巨大的收获。

汪世龙却被一个领导找去了,那个领导是与汪世龙一起从三野复员的。

“你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愿意跟我走?”这个领导部队出身,与汪世龙一个脾性,军人作风,率直真诚,没有半点遮遮掩掩的习惯。

“说吧,你要上哪儿?有什么任务?”汪世龙与他交换了一支烟。他抽的是“牡丹”,而汪世龙抽的是“自卷牌”。

“你怎么穷到连烟都买不起?”

“不但是为了节约,”汪世龙狡谲地一笑,“是因为找我投机的人太多。这是‘刹车’用的。”

“我就喜欢你的这个忠心耿耿、善于理财却一尘不染的秉性!”

“我么,‘笨钝耿’而已。”汪世龙淡然一笑,又问:“领导,你想带我去哪儿?”

“我的调令下来了,要去重庆,在那儿建‘重庆医学院’,我是全权负责主建的指挥,那么多工作不带几个自己人怎么行?到时候我如果升级个副院,你就升级个副处,总务处的副处长,怎么样?”

站在不远处的小邵顺风耳,早听见了“重庆”两个字。当天晚上就缠着汪世龙问:“刘海旺要调你去重庆?我可不同意。哪有刚完成了一处建设,又去另一处建设,这种清苦繁忙的日子还有没有个头?再则,我不愿意离开上海!你也不想想,‘瞎子婆婆’已经高龄了,你每个月要去看她,给她送十元钱的。这两年,你一忙得团团转,我就代你去,她没有看到你,马上眼泪嗦落落,我们走了她怎么办?她又会不断地说‘心粉粉碎’了!”

这个“杀手锏”把汪世龙留住了,虽然刘海旺是他最合得来的领导。

可是,汪世龙没有想到,他留是留在“ZL医院”当了财务科科长,但是,这里的领导却与他完全对不上路子。

新来乍到的院长尤某人,是个大领导的夫人,她喜欢在工作闲暇时开舞会派对,各处去参观访问,于是就有不少的报销批条递到了汪世龙的面前。汪世龙不是因为你是院长就见条办理,也与其他条子一样,要核实是否符合规章制度,什么都得合情合理,把这个尤院长气得干瞪眼。

那天,这个还算心宽体胖的院长在门口叫住了汪世龙:“汪科长,明天星期天是我生日,特别邀请你来我家做客。”

“不好意思,我有事要急办,不能参加,抱歉!”汪世龙不容置喙地答道,然后依然那股子当兵的神气,一二一地在她前面大步流星地走了。

这下子,尤某人的气就刻在心里了。

也就是那天晚上,汪世龙的家门被人轻轻拍响。门前站着他科室的一个成员汪某人。

这个汪某人,一脸的苦相,人本来不高却还要畏畏缩缩,低头顺脑的,见人就“呵呵”谄笑着让在一边,好像总是矮了别人一分,可这种卑微的恭敬之中总夹带几分的阴沉。

“汪科长,我,我……”他好像很犹豫不敢开口。

汪世龙马上很客气地让他进来,并且对他说:“我知道你家有困难,补助金上面也批下来了。你没有收到吗?”

“收到了,可是,可是,……”他还是吞吞吐吐的。

“怎么了?”

“我的母亲又病了,需要住医院。”一边说一边就涕泪交流地哭了。

“三十元补助看来是不够了?”汪世龙明白了他的苦,就主动问道:“你还需要多少?”

他擦着眼泪说:“能不能补个双份?”

汪世龙沉默了,本来他手里捏着自己口袋的十块钱,这个月他又是都抽的“自卷烟”,刚省下来的,看来就是给他,他也是不够的,但是,院里别的科室有个人因故乡遭灾,父病母亡,要求补助五十,院里还是只批了三十。

汪某人又伤心地哭了……

汪世龙把十块钱拿出来给他,然后安慰他说:“我去找院长。”

“谢谢科长,我们一笔难写两个汪字呀!”汪某人的腰哈得更低了,一副恭维感谢的样子。

“不要这样,”汪世龙不喜欢他这个样子,汪某人在旧社会就是个会计,小职员的生涯确实让他的腰杆挺不直,但是,现在不是新社会了吗?大家平等了,“只要努力工作,组织上会考虑解决你的困难的。”

谁知,汪世龙与尤院长一谈话,就蹦出了火星。这个时候,汪世龙才想起来他回绝了院长的生日派对的邀请,回绝了院长的好几个批条……

“院里不是困难吗?院里不是有规定吗?一视同仁不是你说的吗?”一句句丢过来的“石头”把汪世龙给噎得半晌没有声音。

他只好把不断窜上来的火气压着,带点恳请的口气说:“这个汪会计家四个孩子,妻子有慢性病,母亲又病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十六,糊口都勉强……”

“不行!”尤院长干脆把门关死,“已经补助给他了,还想双补助,别的员工怎么办?”

汪世龙也跟一个“不行,他是一个特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行!没有余地!”

“不行!就是他,院里应该考虑!”

“不行”!两个人干脆吵架了,都是怒火冲天,对拍桌子,谁也不让谁!

为了汪某人,汪世龙与这个领导的一个死结就这么结下了。

接着,小邵却病倒了。

其实,小邵的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一直硬撑着。因为刚考入了医学院财务科,她又兴奋又紧张,也不想生病耽误了新工作。

然而,病可不饶人,你越不想它就越严重。小邵发高烧了。住进医院才知道,她是甲状腺亢进,发烧其实是危险的信号。但是,她不知道,只是把汪世龙急得焦心焦肺,整夜守在边上,人也憔悴了不少。

有一个正在援助中国的苏联医学专家主动提出,用同位素碘131来治疗。于是,小邵成了中国第一个吞下放射性同位素的病人。不曾想,一个奇迹出现,小邵康复了。

把她从隔离了一个月的病房里接出来,汪世龙高兴地直呼:“天可怜见!”

以后每一次上海医学展都会展出这个医学成果。小邵的两张照片放得大大的,一张是病中的,一张是治疗后的。她的一双大眼睛这个时候变成了金鱼的眼睛,大得出奇,完全的“弹眼六睛”。不过,那时候医学科学界还有担心,不知道小邵会活多久,放射性半衰期,可永远在半衰中呀。现在事实证明了,这个奇迹是成功的,小邵成了老邵,老邵又成了老老邵,现在她已经九十八岁了,半衰的同位素依然支撑着她!

这一年是1957,在中国历史的记忆中是一个不一样的节点。但是汪世龙忽略了,他心里只有甲状腺、同位素、一个起死回生的妻子,和那个苏联医生走了。

“你们财务科怎么没有一个右派分子?”尤院长责问。

汪世龙非常奇怪地回问:“什么派?我们科里只有算盘。”

“我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求进步,不看报不学习的落后分子!”

“只要‘一分钱不差’就不会有问题!”

看着这个毫不在意,对自己并不低头顺脑的汪世龙又一二一地走了,尤院长的气不打一处来。

换了新日历后,报纸上全是“***”的字样,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些人在叽里咕噜,一些人在跟着喊更大胆的口号,也有些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本来只是纸上文语,可是不正常的情况正悄无声息地侵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来了。

首先就是要大炼钢铁,各家各户都得拿出铁制品去支援。小邵回家翻来翻去,把家里一口铁锅献出去了。

接着是办起了小食堂,居民们都得去食堂吃饭。汪世龙与小邵的女儿七岁了,上了小学,她得去小食堂吃饭。二个弟弟还在幼儿园,小邵给他们办了全托,就省心了。他们两夫妻也投入了***的速度,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一个晚上不回家。

不记得是哪一日,汪世龙给小邵打了个电话,说是医院要他写材料,可能要好几天不回家。

小邵有点迷惑,可也没有特别在心上。这个时候,全家就是苦了女儿,她常常一个人自己料理自己了。

女儿小华是个懦弱的有点内向的小女孩。她每天自己去上学,中午晚上去食堂吃饭,然后缩在暗幽幽的家里,一个人孤苦伶仃,可怜兮兮地等着爸妈深夜回来。

有一天,她去食堂买饭,明明交给打饭的阿姨二两饭票,那个阿姨还是小华有点认识的,记得在庆祝医院大楼落成典礼上,她对小华是那么的温柔,现在却看也不看她,与人扭头说笑,一手收了饭票,可一转头她就矢口否认,硬是说没有收到。于是小华饭也没吃,哭着回家,晚上也不敢再去打饭,一个人站在弄堂的路灯下嘤嘤哭泣。九点多了,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有回来?为什么那个阿姨变得如此可怕?

还好,对门善良的荣家的阿姨把她叫去,盛碗冷饭,热水泡泡给她吃了。

“姆妈!”看到过了十一点钟才回来的身心疲惫的妈妈,小华干脆大哭起来。

这不是一个小插曲,而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要降临的兆头。

在医院里写材料的汪世龙,其实是被“软禁”了。尤院长与组织科长找他谈话并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有谁可以证明他是孤儿,第二,为什么一个从孤儿院毕业的人有高中文化水平?第三,为什么他的政治面貌没有填……

汪世龙有点莫名其妙地在写着回答问题的材料。而同时,在他们的财务科里,尤院长召开了重要会议,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把众人还在迷惑犹豫的心路拨开,点亮了大家该怎么干的迷途:

“今年有一个指标,要补充去年反右的成绩,再加百分之一的人数。”尤院长开门见山,并接着说:

“我们医院要完成两个名额,我觉得应该在财务科落实一个。为什么财务部门就不会有呢?说这句话的人,本身就是应该批判,那是反动言论!”

她的话等于明说了在指谁,于是那些勾头缩颈害怕自己被点名的人就开始挺起身子活跃起来。

但是她对着那个东张西望的汪某人鄙夷地一笑说:“你也是个人选。”这下就像当头一棒,汪某人又缩成了一团。

尤院长开始动员大家都要检举揭发,不管他是谁,以前做了多少事,或对你有很大恩情,都不能手软,因为革命洪流在滚滚向前。

她还介绍了去年的斗争经验,凡是“刺头”都得拔除,才会有崭新的工作局面,开展任何活动都心情舒畅!

“大家不要有顾虑,这个派那个派都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有批判才有动力嘛!”

三天后,一场由院领导参加,财务科为主,全院各科室派代表参与的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大会召开了。

这个批判大会就是批判汪世龙的大会。

可是,善良的他,耿直忠厚的他,老实迟钝的他,一点自我预兆都没有。直到大幅标语挂出来,要他站到前面去时,他才突然震惊不已,接着一种久违的也是熟悉的孤独凄凉之感,剧然之间袭上心头。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幅标语上赫然给他戴上了两个“帽子”,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右派分子”,他昏昏然呆立了许久,才突然惨笑了一声说:“我一个孤儿出身的人,一个当兵出身的人,怎么会是个资产阶级?再说,“右派”是什么,我还一直没有弄明白。”

主持会议的人是尤院长带来的亲信,组织科的科长,姓“邬”,他一点不客气地说:“这由不得你,是我们说了算!” 马上,他翻动手上的一叠纸说:“我们动员了广大革命群众,已经整理出了足够的材料。”

“我先来说吧,”邬科声音高扬,“要说明你的问题,第一就是你的出身。你说你是孤儿,为什么你有高中文化水平?”

汪世龙有点不解也有点鄙夷地看看他,觉得这个面熟不熟的人,实在问得太奇怪,此时他并不感到事态严重,因为他手中端着一杯实事求是的清水,透明而又清澈见底。于是他坦然地回忆了他的过去,特别注重介绍了他的玛丽亚嬷嬷,还有孤儿院里的自费来做善事的每一位老师。

有一个人与邬科长耳语,他是被派去调查孤儿院的事情的,“瞎子婆婆”为汪世龙证实了这个出身问题。

一个大房间里,回荡起“嗡嗡嘤嘤”的议论声。邬科长是个灵活机警的人,他马上说:“我们这是指你在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然后,他翻了翻手中的材料,觉得翻出了一张“大牌”,厉声问:“为什么说你的思想问题严重呢?请你自己说说你当兵八年,是不是个兵痞子?”

汪世龙这下是真的好笑了,他立即怼了过去,“请问你怎么没有仔细读一读我的档案,我1944年参加浙东抗日游击队,立下一个集体三等功,并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就被派入军团枪支弹药库当了总会计,股长,又立了一次个人的三等功……”

尤院长立即把邬科叫过去耳语了几句。邬科这下抖擞精神了,立即打断汪世龙的话,怒骂道:“不要啰嗦!为什么你不解释一下在部队八年没有入党的问题呢?”

汪世龙怔了怔,很老实地说:“因为党救了我的命,我只是怀着朴实的感恩思想,不想……”

邬科大喝道:“这就够了,你不想入党,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这个逻辑不成立,”汪世龙振振有词,“党的宗旨是解放天下穷苦大众,但是,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是感恩在心,并没有入党。”

“你不同,你已经在部队了,却没有入党,是不是你对党不满……”

“瞎说!”汪世龙突然忍不住了,责问道“你这不是在罗织罪名吧?”

“难道你没有罪名吗?”邬科反问:“你美其名曰‘一分钱不差’,其实是不听领导的指示,领导有领导的工作需求,你有什么资格横在中间?这不就是Fan党Fan社的表现吗?”

汪世龙猛然惊醒了一半,似懂非懂地发现,他得罪了谁,于是,他沉默了。

这下邬科得意极了,转身对着财务科的那几个人说,“你们不是都准备好了吗?大胆揭发!”

于是那帮子人,有的躲到了一边,有的把头低得看不见脸了,也有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捏来捏去……

总算有个姓刘的女人站了起来,她检举说:“汪科长总是一把算盘,只专不红,他说为社会主义算好账就是好人!”

邬科立即接嘴:“这就是说他哪里是好人,他一直在向社会主义算账!”

另一个姓柳的人也站起来说,“他一直腐蚀革命群众,还为汪某人申请双补助,领导不批就与领导吵架!”

汪某人一听提到他,微微一震,再偷眼瞅见尤院长的严厉目光向他扫过来,他浑身打了个激灵,马上站起来,觉得要积极表现一下自己,就疙里疙瘩地述说起来:

那是前一个月,医院里一名患者死了,家属在院长门口大吵,要求赔款,汪科长不但不配合保卫科将他们赶出去,还为他们说话,使医患矛盾不得及时压制。后来我看见他拿出两百元钱给了死者家属,他用医院的钱来贿赂人……

他的这一番煽风点火,点起了激愤的人声了,乱糟糟的议论又从四面八方响起,

邬科更得意了,他冲到前面,对着汪世龙一字一句地谴责:“说,这是不是罪行!”

汪世龙皱着眉,叹着气,不无愤慨,不无忧虑,无可奈何,他解释起来:“因为每一个病人死去,医院都有责任帮助家属度过悲伤时刻,他们不理解要耐心解释才对,何况这个死去的病人是有误诊的可能。科学研究达不到,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也要可怜……”

“那你就可以乱用医院的钱!”

“那笔钱是我自己的,我天天抽‘自卷烟’省下来的!”

一下子整个房间安静了,只有呼吸声:汪世龙的气愤的喘息,邬科抽着冷气,和所有别的人想屏住呼吸又屏不住的颤音……

一个别的科的科长,猛地一拍椅子扶手,站起来丢出一句忍无可忍的话:“胡闹!”就带头走了。一呼噜,就此走了一大半,只剩下了尴尬的气氛。

大概这场半途而废的批判会,也是近代开创的奇迹吧?而且,再也没有举行过第二次批判会,因为,真的只会把算账当成第二生命的汪世龙,在他的“12345”里面,怎么找也找不到可以拿来做文章的反动言行。

汪世龙像掉了魂似的,昏昏沉沉地从批判会里走出来,本来是有意无意之间想回家,他的生命到了今日,不再是匹孤独的马了,家里还有他的亲人。正在他踽踽独行向那个可以为他避避风雨,可以尽情痛哭一场的港湾走去时,他突然梦醒:我怎么向小邵解说,一心一意就想给她带来幸福,看来却要带给她一场厄运了……还有三个孩子……,他痛苦万分,一步也难娜了……他本来就一无所有,如果他还是独自一个人,他毫无牵挂,生死不在心上,可是现在……这个家反而更加觉得是一个千斤重压,压在了他迷失方向的心头上了……

他突然转过身去,急急地向医学院走去,他要去找上级部门,去讨个说法!这么弄怂人,他不服!那个“笨钝耿”的脾性又冒出来了。

谁知他一踏进那个李书记的办公室,就已经觉得气氛不对了。

“你来干什么?”李书记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说:“一个刺头精,兵痞子,来告状?没有用的,这顶帽子就是为你准备的!”

汪世龙一着急,又忘了要“圆润”两个字了,说实话,“刺头”脾气谁也是很难改的,历朝历代的“刀”第一就是要“削”了他们的皮。

“尤院长他们胡说八道,难道你也与他们一样!我要告到上级去,告到最高部门去!”

“你有本事呀!告诉你,华东地区最大的官就是我老头子,除非你告到中央去!”

汪世龙见她如此说,知道无望了,于是像泄了气的皮球,失神地坐在椅子上,惊心动魄地听着这个书记在继续说:“去重庆的刘海旺也戴了一顶帽子了,更不要说你!”。

李书记把里屋的两个人叫出来,“你们好生带他回去,让他签字画押!”

原来一个邬科,一个柳某人早已赶来汇报了。

汪世龙知道天罗地网罩住了他,已经无处伸冤了,就绝望地站起身来,默默地跟着那两个人回医院了。

三天三夜的僵持,汪世龙拒不签字,他们也没有办法!虽然他们几个轮流睡觉,而汪世龙一直坐在桌子前,谁也不能撬动他的倔脾气。

汪世龙在南征北战时就练出来的一个本事现在用上了,那时候三餐只吃几口凉水与几个窝头,睡觉是边走边睡的,只是以前他是为了革命吃苦耐劳,而现在是那些人想革他的命。

那个汪某人悄悄地挨近他,踌躇了半天说:“你就认了吧,我听说如果你不肯签字,他们就会把小邵调去外地,把你关进监狱,你的三个孩子就会被送进孤儿院……”

他还没有说完,汪世龙就像被电击似地跳起来,两只全是血丝的眼睛瞪得老大,那个“孤儿院”三个字犹如一把把的尖刀直插心脏!他自己吃了多少苦都不怕,他最怕他的孩子吃苦。

那个汪某人实际上是触到了汪世龙的软肋,但是,也被汪世龙激烈的反应吓了一跳,这个人别看他会弯腰曲背,极尽谗言,可厉害的是他在关键时候却一点也没有退缩,他立即把要签字的纸笔推了推……

汪世龙愤怒的火直冲脑门,愤然把笔一丢,就向窗口转身……

“你想死吗?死了你也已经戴上了帽子了!”汪某人真不愧是一笔难写两个“汪”字的人,他马上又狠狠地抓住汪世龙的软肋说:“你的孩子也就真的成了孤儿了!”

这句话“轰隆”一声,把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汪世龙彻底炸醒了,他像被闷头袭来的狂风暴雪裹住,成了一个在北极被冰冻住的人,从头顶心冰到脚底心。他知道了,彻底知道了,他死不得!可也活不成呀,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为了孩子们,他必须忍辱受屈地苟活着!谁知道,他熬了三十多年,以为熬出头了,原来命运还要他熬下去……

他一把夺过汪某人递过来的笔,几笔就签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上面写的话,字字都要剜出他的心、割碎他的肺!

他突然头一斜晕过去了……。旁边那个汪某人却轻轻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刚才被尤院长怒责:“如果你不想自己戴那顶帽子的话,你就去想办法!”

像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光阴使者,这时又突然来了,因为九十三岁的汪世龙,在猛烈地摇着床把,又把双手颤抖着伸向空中,喉咙里呼噜噜地作响,好像在发疯似的喊着“娘,娘!” 因为他又一次被“娘”抛弃了!他的灵魂惊恐无助,托不起这个太失重的感觉了,于是他在拼命挣扎,在拼命呐喊……

医院里“呜呜”响起了急救的警示声,一群医生护士扑向老爷爷汪世龙。一张“病危通知书”也紧急地发给了老邵与三个孩子。

这次光阴没有带他走,他们也被汪世龙的悲伤和愤怒盖住了!从来光阴的激流是只有一个方向的,可怎么光阴好像在倒流?逆转向那一头几万年前了?怎么从光阴的波折里———“莫须有”的泥浆里伸出了无数双与汪世龙一样颤抖而又悲摧、但又渴望着什么的手,每一双手都仿佛在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娘,娘!” 光阴流泪了,他们的眼泪漫溢到了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他们本来就无所不在,可怜的泥土褶皱里也都伸出了密密麻麻的手,“娘!娘!” 声声悲号纵横交错,此起彼伏回荡在飘渺的虚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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