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和他爱人胡艳珍从一家舞厅走出来，走过熙熙攘攘的大街后，进入一条稍显偏僻的小巷，小巷里零星的路灯昏暗不明，一行榆树在灯光下投下片片阴影。此时这里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因而他们两人的谈话虽放低了一些音量，却仍然清晰可辨。他们交谈着谁的舞步如何，谁老是踩到别人的脚之类的话。交谈中时时发出轻轻的笑声，可见他们对今天的舞会还是很满意的。
此时他们听到有人喊了声：“朱富强！”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向后看。身后的女人，手持一个小喷水瓶子，对着朱富强的面部喷了一下，又喷了一下，然后，转身跑开了。朱富强大叫着，用手捂住脸，蹲了下去。
“怎么了？”
“眼睛，疼得狠！”
“快找水冲冲。”
但这小巷子里两边都是铁栅栏，到哪里能找到水呢？朱富强用他的短袖衫盖在脸上，吸去一些液体。他爱人向前跑了几十米，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提着半桶水过来给他冲洗。那家人跟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又去巷口帮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让他们赶快去医院。
在医院里，确定是被喷了硫酸，并得到进一步清洗，但时间耽搁得太久，朱富强的左眼球严重腐蚀，无法保住。
他们报了警，警察来了后，询问情况，朱富强的爱人说了当时的情况，行凶者是一个个头很高的女人，他们回头看时，发现那个女人戴着面罩，胸部很丰满，个头比朱富强还略高一点，当然也可能是穿着高跟鞋的缘故。当时那女人穿着深色的长裙，因为灯光太暗，也可能当时没顾上，她不记得具体是什么颜色。那女人的头发到肩膀，当她转身跑开时，朱的爱人注意到这一点。
几天前，马万里由工友们送上了火车后，挤在硬坐上，车开了没多久，列车工作人员再一次查票。车到吐鲁番时，马万里扛着行李挤出列车，出站后又回到候车室，在候车的长椅上对付了一夜，于次日又回到乌鲁木齐。他在红山脚下找了家宾馆住了下来。
他知道，大多数星期六的晚上，朱富强和他爱人都会去一家舞厅去跳舞。那不仅是他们那个层次的人娱乐的场所，也是他们社交的场所。
马万里在宾馆里先穿上一双深色丝袜，将裤子包裹在里面，再戴上一付胸罩，又把一双运动鞋塞进前胸，然后再穿上黑色长裙，上身穿了件宽松的浅色长袖衫，领口有花边装饰着，再对着镜子将假发戴好，又戴上当地妇女常用的那种防晒防蚊虫面罩。然后又用假声轻轻喊了几声“朱富强，朱富强”让人听起来酷似女声。
这一切准备完毕后，他看看电子手表上的时间，将手表放到枕头底下，穿上高跟鞋便出门了。他在舞厅边的夜市上徘徊着，注意着舞厅是否散场。等到舞厅散场时，他便先行走到那个人际罕至的巷口处等候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借着路灯的一点光亮，他认准了走过来的两人就是朱富强。
于是他便完成了在内心演练过很多遍的报复行动，或者可以叫犯罪过程。
之后，他跑出巷子，庆幸今天没有遇到什么人，不过即使遇到他也不怕，反正目击者会说看见一个女人跑了出去。
从巷子里出来后，他便按正常的脚步穿过大街，再次进入夜市，从夜市走进一片居民小区，在一片密林里把那一整套伪装用品全部卸下来，连同那个小喷瓶一同装进一个软布袋里，拎着回到宾馆。
第二天中午，他乘坐了一趟公共汽车，到了郊区的一片山地，这里零星分布着一些用周围开采的片石搭建而成的临时房屋，住着一些被新疆人称这“盲盗”的内地过来的打零工的人家。在一座废弃的采石坑里，马万里把那包东西取出来，打开那个他曾经用来装硫酸的小瓶，现在里面装的是一点汽油。他把汽油倒进高跟鞋里，用打火机将其点燃，再把其他物品一个接一个地扔进火里，直到所有燃烧干净。燃烧产生的烟，和周围人家炊烟交织在一起，飞到天边，最后连灰都随风而去，只剩下两个铁片，那是高跟鞋里面的零件。马万里将那两片尚存一些温度的铁片拣起来，在回宾馆的路上丢进路边的垃圾箱里。晚上，他用早就准备好的火车票，便再次登上东去列车。这次，没有一个人送他。
探亲结束后，马万里如期回厂上班。他找了个机会去财务室将火车票拿去报销。出纳员让他填一张报销单，并把火车票贴到背面，并告诉他，把火车票正面那一层小心地撕下来贴上就可以了，硬壳部分就扔掉。他照着办了。出纳员看了他的火车票，见他来回都是坐得硬座，便对他说：“你买的硬座票啊？”
马万里回答：“是的。”
“那报销的钱数你先不要填了，我给你查一下，看看卧铺票是多少钱，厂里可以给你补一半的差价。”
“还有这样的好事？”
“是的。”
出纳员查好的价后，让他如数填写报销金额。写好后，让他去找李副厂长签个字。马万里问：“找朱厂长签字也可以吧？”
出纳员叹了口气：“唉，朱厂长还住院呢。”
“什么病？”
“不是病。他让一个女人往脸上泼了硫酸。”
“严重吗？”
“听说很严重，好像是一只眼睛彻底瞎了。”
“抓住了吗？那个朝他泼硫酸的女人抓住了吗？”
“好像还没有。”
这天，马万里在车间维修班的小工房里休息时，又听到几个人在说起朱厂长被人泼硫酸之事。
“听说那个女人到现在还没有抓到，还说公安局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样的案件早晚都是要破的。”
“那不一定，现在无头案不知道有多少呢。”
“给你讲个故事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开小卖部的老人被人用刀杀给了，也是好多年没有破案。后来那个杀人犯和一群人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家就说起自己干过的最大胆的事是什么，每个人都讲自己所做过最厉害的事，结果他就说他在几年杀了个人。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他喝醉了，纯粹瞎吹。他就跟人家争辩，说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等等。当时在饭桌上大家哄堂一笑而已。可是有一个人回到家给家里一学，那家人以前正好听到过那件事，于是就报了案。结果就把那个杀人犯给抓住了。”
“看来喝酒真是误事啊。”
马万里听到他们的对话，很有感触，他觉得以后无论如何要把酒戒掉。
有一天他患了不很严重的感冒，便请了个假去医院化验了一下血，结果有一个叫丙谷转氨酶的指标异常地高。他就把这张化验单随身带着，遇到需要喝酒的时候，他就会说自己肝脏有问题，医生说是喝酒过多造成的伤害，要求他戒酒。如果有人不相信，他就把那张化验单拿出来予以证实。
过了几个月，朱富强终于回来上班了，他终日戴着一副墨镜，脸上留下了吓人的伤疤。当他召开干部会时，听完大家向他介绍厂里这段时间的工作后，问到马万里房子是否已经腾出来的时候，辛万财说还没有，朱厂长问为什么还没有腾，辛主任吱吱唔唔地说不所以然来，厂长很生气，责问他几个月前就安排的事为什么拖了那么久都没有办，“是不是以为我永远都不回来上班了？”
辛万财低头说：“不敢，不敢，我们天天都盼望着厂长早日康复。”
之后，辛万财又找到马万里，再次催他腾房子。马万里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就回到了集体宿舍。文冬青给了他一百块钱，把他的四把折叠椅子和一个书架还有一些锅碗盆桶之类的东西买了下来，其他物品体积太大，没有办法搬进宿舍，也就没有办法拿走了。
马万里将房子的钥匙交给辛万财，说以后不管是谁住，那些家具就给谁了。
又过了半个月，马万里告诉文冬青，说家乡从前的同学不少跑到山西去工作了，那边有不少私营煤矿在大量招工，也很短缺电工，听了他们的待遇，他觉得很不错，也打算把现在的工作辞掉去那里的煤矿工作。“在矿上一个月的工资，就是现在一年多的收入，趁现在还年轻，不如出去拼上几年。”
文冬青说：“看电视上说广东也有很多私营工厂在大量招工，你为何不去那里找找机会？在工厂工作总比在矿上要好一点吧。”
马万里说：“我在广东一点门路都没有，到山西至少还知道先去投奔谁。”
文冬青说：“矿上工作工资可能会很高，但那工作我觉得不可想象，每天从井下出来全身从里到外都是黑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哪里比得上这里这么体面啊。而且现在我们国家对私营业的管理还不规范，像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他们可能都不给交，最关键的一点，私营企业都不会给你分房子，以后你要是再结婚，买房子还不是要花一大笔钱。”
“结婚买房子，那是以后的事了，先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的工作听上去体面些，可是体面不值钱啊，而且我现在在这里也不体面了，老婆疯了，我又离婚了，我还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了。哪里还有什么体面可谈。厂长体面，可他现在自己也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让人看见了都害怕，真是让人开心。”马万里说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来。
朱富强回来工作后，厂里堆积了大量的事等待着处理，而对于侦破伤害自己的案子似乎无暇顾及，他的爱人胡艳珍每次回家见到他那变了形的脸，心中对行凶者的恨意便增加一点。她不时去派出所打听案件进展的程度。因为案件的侦破没有什么进展，负责的刑警就让她问一问朱厂长是否得罪过什么人。
当朱夫人胡艳珍回家问朱富强：“我今天又去派出所了，去问了一下他们掌握什么线索没有，人家说还是没有线索，连个值得怀疑的对象都还没有。他们说让你想一想，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是否得罪过哪个女人。”
他说：“我在建材厂当厂长这段时间，直接处理的女人就两个，一个是顾彩珍，她因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直接调走了，调走之后，工作更舒服了，工资也更高了，她应该感谢我才对，估计不会对我下手。另一个是尹小花，她更不可能了，因为她现在还在精神病院呆着。这两个人都比我低很多，特别是那个尹小花，她就像那个厨柜一样高。以前在党校的时候，有几个女学员，只是有点瓜葛，估计也不可能吧……我看以后就不要过问这事了，能破案就破案，破不了就算了，看他们公安局的本事就是了。我除了瞎了一只眼之外，又不影响我吃饭，又不影响我睡觉，又不影响我工作，何必盯住不放呢。”
“你说得好听，不影响工作才怪，你在厂里干出成绩的话，有可能升个副局长什么的，现在这个样子，让人看着都害怕，要想更上一层楼恐怕很难了。”
有一天，两个民警去朱富强曾经工作的党校去了解情况，想打听一下朱富强当时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特别是妇女。
朱富强被人伤害的事在他的原单位早已被传得家喻户晓，有人觉得痛心，但多数怀着兴灾乐祸的心理。
因为迟迟没有破案，人们在私下里常常讨论究竟是什么人会对曾经的朱校长下此黑手。
当警察来此调查时，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提供线索者称，他曾听到有个女学员对朱校长说：“你堂堂党校校长竟然这么无耻，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对你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然后，他说自己从厕所的窗口向下看，走出去的是第三建筑公司的董疆红，过了一分多钟才见到朱校长走出去。因为每届来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中，女干部寥寥无几，所以会给带课老师留下很深的印象。
于是，警察顺藤摸瓜去三建找到董疆红，她在公司担任工会副**。
董疆红相貌平平，不美也不丑，齐耳短发，看上去很精干，目测身高有一米七，这倒是和朱富强胡艳珍所描述的嫌疑人身高相当。再就是她手臂上的肌肉很明显，一看就是很注重锻炼的人。这样的女人真是具备作案的条件啊。
当警察问到董疆红为什么曾经威胁朱富强时，董疆红说出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董疆红有一个大学同学，名叫孙秀琴，毕业时被分配到本系统的阿克苏市一家大型建材公司工作。那一年孙秀琴被单位选送到局党校培训，来到了乌鲁木齐市，住在党校提供的学员宿舍里。因为孙秀琴身材娇小、长相甜美可爱，老师同学都对她照顾有加，经常有人请她要不同的场合吃饭，校长朱富强也不例外。只是孙秀琴学习成绩很一般，偏偏又在朱富强所带的课程考核中很难达到及格线。
朱富强批改了孙秀琴的考卷后，没有直接写上成绩，而是找到孙秀琴，带她去了一家饭店，点上酒菜，然后才对她说：“你的考试成绩很不理想，给你个及格都很难。来这里培训的学员，都是基层单位重点培养的对象，大多数都是优秀成绩，你要是拿个不及格，怎么给你们单位交待？派你来的时候是你们单位是不是有很多人不同意？”
“是啊，我们经理就不同意，是书记给争取来的。”
“你这样的成绩，岂不是让书记很没有面子。”
“那朱校长，这可咋办？”
“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在每个扣分项上松一点，就可以及格了。你回单位后也就有个交待了。”
为了这句话，孙秀琴又倒满一杯红酒和朱富强碰杯后一饮而尽。
甜甜的红葡萄酒，喝起来很顺口，不知不觉中，孙秀琴便抬不起头来了。朱富强便将她搀扶到一家宾馆里。
当一阵疼痛让孙秀琴醒来时，她发现压在自己身上的正是朱富强。他环抱着她的胴体，还握着她的两条小臂，并用充满烟味的嘴，堵在她的嘴上。房间里电灯亮着，电视机也打开着，而且声音挺大。她想推开他，还想抓挠他，但周身都被他控制着，根本做不到。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忍受，朱富强发泄完之后，还在她身上压了很长时间才下来。
“琴啊，你太美妙了。”朱富强说了句从前让她感到挺暖心的话，但现在她觉得倍感羞耻。
“你就不怕我告你？”
“我明天就把你的成绩从不及格改到良好，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何必要搞得咱俩都不好过呢？你知道我和局里书记的关系很好，把你从副科转到正科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只要给你们单位领导打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办到。要知道有多少人到了退休都没有摘掉科长前面那个副字。”
“滚！”孙秀琴将右手从脸前抡过去，手腕撞到朱的口鼻一带。剧烈的疼痛如同爆炸一般从手腕放射到全身，她觉得自己的手腕都要断了，下意识地用左手握住右手腕揉了揉，还好，没有折断。
朱富强牙缝里流出血来，他赤身裸体地走进卫生间去洗漱一番，出来后，见孙秀琴用被子把自己蒙了个严实。
他轻轻推了推被子下面的她，说：“那我先走了，房间的押金票我放到台灯下面，你明天去退掉就行了。”
董疆红说以上内容都是孙秀琴离开乌鲁木齐前来她家住了一宿时哭着告诉她的。当时董疆红问孙秀琴到底去没去告朱，孙秀琴说她想告但又不敢告。
她当时说：“以前朱也单独请我吃过好几次饭，也经常很晚才回到党校宿舍，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不一定有把握告倒他。再说，就算告赢了，我自己也完了，我无法面对别人的冷眼和口水。最关键的，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等他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被人玷污过，他会怎么样？”
董疆红说：“一年后，我也被单位选送到局里的党校参加培训。到了党校，看见朱校长，想到他对孙秀琴所干的事，就恨得咬牙，所以在一个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他的无耻行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让他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我让他小心点，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没想到他真的遭到报应了。”
说到这里董疆红显出了一点微微的笑容，这点笑容让办案警察确信她与此事无关。后来费了很大劲把事发当天的董疆红的行程找了出来，当时她在内地出差，有财务室报销的单据为证。
警察再次来到建材厂，找朱富强以核实董疆红所说的事。
第二天，人们发现，朱富强在自己办公室的里间自杀身亡。
他将一个带着两根电线的电插头插进办公桌上的插线里，再将一根电线捆在自己的脚腕上，另一根电线捆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按开插线板上开关按钮，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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