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时间，我们五个人把周明海的底，摸得门儿清。
周老棍拉着黄包车，把周明海从租界公寓到东洋洋行总部、伪政府办公点的路线跑了二十多趟，把护卫的换班时间、沿途值守点位，甚至他坐车习惯坐的方位，都摸得一清二楚。他带回来的消息很明确：周明海出门，身边最少跟着四个带枪的随行护卫，车前车后各有一辆摩托护着，黄包车离得稍近点，都会被人厉声喝止驱赶，根本没机会近身。公寓门口更是设了双人值守，进出的人都要仔细盘查，连送菜的小贩都要翻遍菜篮子，半分空子都钻不了。
小豆子背着烟箱，天天泡在东洋洋行总部附近的茶馆、舞厅，装作卖烟的小童混在底层人群里，把周明海的脾气喜好、日常习惯听了个遍。这人三十出头，苏州人，留过洋，东洋话说得比本地人还溜，是洋行大班山本跟前最红的翻译官，伪政府的人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喊一声周先生。他看着斯文，性子却极孤僻，不抽烟不喝酒不逛窑子，除了上班基本就待在公寓里，很少跟人应酬，唯一的软肋，是住在南市老弄堂里的老母亲。
“刘哥，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小豆子蹲在铺子后院的门槛上，声音压得极低，“老太太身体不好，受不了租界的吵闹，死活不肯搬去公寓住。周明海每周三下午，都会推掉所有应酬，只带一个司机穿便装去看她，不敢带护卫，生怕被人知道，惹来祸事。”
王憨子借着去南市采买杂货的功夫，把周老太太住的弄堂摸了个遍。他跟弄堂口杂货铺的伙计、扫街的阿婆混熟了，两天唠嗑下来，把老太太的情况摸得明明白白。老太太信佛心善，平日里就待在家里念经，很少出门，身边只有一个老家带来的张妈伺候。家里的收音机坏了快半个月，老太太天天听不了苏州评弹，急得不行，张妈找了两个修机子的师傅，全被弄堂里蹲守的伪政府便衣拦在了外面。
“那俩便衣天天在墙根蹲着，明着是保护老太太，实则是伪政府的人盯着她，防着周明海生二心。”王憨子瓮声瓮气地补充，“老太太家的门锁也坏了，拧不开，张妈不敢随便找人修，就等着周明海过去处理。”
阿秀挎着针线筐，连着两天去南市的弄堂里，装作缝穷的妇人，跟张妈搭上了话。俩人都是苏州同乡，坐在弄堂口的石墩上缝了一下午衣服，就把租界公寓里的情况全摸透了：公寓里除了周明海，只有张妈的侄女当佣人负责打扫做饭，四个随行护卫轮班守在门口和客厅，书房从来都是周明海自己锁着，不让任何人进，连打扫卫生都不许。书房里有个保险柜，钥匙周明海从来都贴身带着，从不离身。最近他心事很重，天天跟山本起争执，回来就摔东西，夜里在书房待到后半夜，疑神疑鬼，连家里的佣人都防着。
傍晚时分，五个人聚在修理铺后院，煤油灯昏黄的光把我们的影子映在斑驳的墙上。我把几个人查到的线索一一捋顺，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硬闯租界公寓，根本不可能。四个护卫守着，伪政府的便衣在附近盯着，就算我们能闯进去，也拿不到清单，还得把命搭进去。半路拦人更不行，护卫太严，一旦有动静，洋行的巡逻队十分钟就能赶到，我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唯一的机会，在南市，在周老太太身上。
周明海是出了名的孝子，老太太是他唯一的软肋。我们想进他的公寓，想拿到清单，就得先从老太太这里打开口子，先混个脸熟，让他放下戒心，才有机会。
“刘哥，你不会是想打老太太的主意吧？”周老棍皱着眉闷声说，“老太太是无辜的，咱们不能动她。再说弄堂里还有便衣盯着，咱们一靠近就会被盯上。”
“不动她。”我摇了摇头，随手拿起旁边坏了的门锁摆弄着，动作平平常常，“咱们是修机子的，不是惹事的。老太太的收音机坏了，门锁也坏了，张妈正愁找不到靠谱的师傅，咱们正好送上门去。”
小豆子眼睛瞬间亮了：“你的意思是，咱们装作修机子的师傅，去给老太太修东西混个脸熟，让老太太跟周明海说咱们手艺好、靠谱，再让他叫咱们去租界公寓修东西？”
“就是这个理。”我点了点头，“周明海再谨慎多疑，也不会怀疑自己老母亲推荐的修机子师傅。更何况咱们就是弄堂里的普通修理匠，满身油污，怂头怂脑，看着就没威胁，他根本不会把咱们跟别的事联系到一起。”
几个人都点了点头，眼里的愁云散了大半。我们最擅长的从来都不是硬碰硬，是借着最不起眼的市井营生，钻进别人防不住的缝隙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已经跟张妈说好了。”阿秀轻声补充，“我跟她说，我男人是弄堂里修机子的师傅，手艺好，收费便宜，人也老实，修不好不收钱。张妈已经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让咱们明天上午过去，给她修收音机和门锁。”
我愣了愣，随即笑了。阿秀总是这样，话不多，却总能把事情提前办得妥妥帖帖。
当晚我就把分工安排得明明白白：我跟阿秀进去修东西，周老棍拉着黄包车在弄堂口盯梢，小豆子背着烟箱在弄堂里放风，王憨子在弄堂外的杂货铺接应，万一出事，按之前定好的路线撤。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跟在阿秀身边往南市走。我一身油污，穿着打补丁的旧布衫，阿秀挎着针线筐，像个普通的乡下妇人，俩人混在早市的人流里，半分不扎眼。
刚走到弄堂口，蹲在墙根的两个伪政府便衣就喊住了我们。我立马堆起一脸憨笑，点头哈腰地说明来意，俩人上下打量了我们半天，看我们实在没半点威胁，才骂骂咧咧地放我们进去，警告我们修完赶紧滚，不该看的别看。
进了老太太家，张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捻着佛珠，看着格外和善。我放下工具包，拿起收音机拆开检查，就是线圈烧了、电容坏了，不是什么大毛病。我一边手里的活没停，一边陪着笑顺着老太太的话唠嗑，半句不提周明海，半句不问多余的事，活脱脱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
半个钟头不到，收音机就修好了，插上电就传出了软糯的苏州评弹，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我手艺好。我又顺手给她换了门锁的新锁芯，拧起来顺滑得很。老太太非要多给我钱，我死活不肯要，只收了说好的两个铜板，憨笑着说以后有东西坏了，随时让人找我，随叫随到。
老太太更是高兴，拉着我的手说，她儿子租界的公寓里，也有个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回头就让儿子找我过去修。
我心里一喜，面上却依旧不动声色，只陪着笑应着，没再多说半句。
修完东西我们没多待，跟老太太和张妈告了别就离开了。坐上周老棍的黄包车往回走时，阿秀轻声说，老太太已经答应，周三周明海过来的时候，一定会跟他提这事。
我靠在车座上松了口气，第一步，成了。
可就在车子拐过街角的瞬间，我无意间瞥见，路边茶馆的二楼，伪政府行动队的吴老四正坐在窗边，手里端着茶杯，眼睛死死盯着老太太住的弄堂口。
他也在盯着周明海。
我们这趟浑水，比想象的还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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