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传来的。
我正在档案室里整理那些发黄的旧卷宗，手机震了一下。方记者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吴建国被带走了。”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停在一份1998年的未结卷宗上。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桌面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放下卷宗，拿起手机，把那句话看了三遍。然后回了一条：“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调查组直接去的他办公室，当着他下属的面，把人带走了。他什么都没说，连外套都没拿。”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子里浮现出那个画面——吴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批着文件，门被推开，几个人走进来，出示证件。他抬起头，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平静。他放下笔，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领，跟着走了。没有挣扎，没有辩解，没有打电话。就像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我把消息删了，把手机揣进口袋。然后继续整理卷宗。手在抖，但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
吴建国被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当天下午就传遍了整个系统。
赵凯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林队，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是你干的？”
“不是。是他自己干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林队，周建明今天下午请假了，说身体不舒服。我打他电话关机。”
周建明慌了。吴建国是他的上线，他的保护伞，他的靠山。靠山倒了，他还能站多久？我挂了电话，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蝴蝶形状，翅膀张开，像要飞起来。但它飞不起来，它只是霉斑，从墙皮里面长出来的，擦不掉，遮不住。
吴建国被抓的第二天，省厅来人。不是调查组，是工作组。组长姓方，不是方记者，是另一个方——方卫国。
他在会议室里等着我。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睛不大，但很亮。他坐在长桌一头，面前放着一个文件夹，没有打开。
“林峰，坐。”
我坐下来。他把文件夹推到一边，看着我。
“你从柬埔寨带回来的东西，我看了。赵明远的材料，我也看了。吴建国的事，已经立案。但是——”
他顿了一下。
“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吴建国在部里干了三十多年，他的关系网比他的人脉还密。你知道他进去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
“‘你们抓我，我认。但我身后的人，你们抓不了。’”
身后的人。又是身后的人。刘志远说过，赵明远说过，现在吴建国也说了。他身后还有人，比他级别更高，藏得更深。
“方组长，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他没有说。但我们的线索指向一个人——姓沈，滨州的。”
沈泽之。
“沈泽之还在国内吗？”
“不在了。吴建国被抓之前，他就走了。去了柬埔寨，西港。”
我想起了那艘货船，那个码头，那个装美金的黑色手提箱。沈泽之早就知道吴建国要出事，他提前跑了。吴建国是他的人，但不是他身后的人。他身后还有人——比吴建国更高，比赵明远更高，比刘志远更高。那个人的名字，还没有浮出水面。
“方组长，我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不用做。”方卫国看着我。“你已经被停职了，现在还在审查期间。你不能参与任何调查工作。我今天来，不是让你帮忙，是告诉你——案子已经有人查了。你不用再冒险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轻视，没有敷衍，只有一种很真诚的、不带任何修饰的认真。
“方组长，我不是要查案。我是想知道，张磊、陈阳、林晓、王强，他们能不能等到一个交代。”
“能的。”他说。“我保证。”
方卫国走后，我在档案室里坐了很久。
天黑了，我没开灯。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来，把屋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暗黄。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值班室的灯亮着，有人在里面吃泡面。一切如常。
我的手机响了。赵凯打来的。
“林队，周建明回来了。”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他直接去了办公室，待了半个小时，然后走了。有人看到他拿走了几份文件。”
“什么文件？”
“不知道。他锁了门，没人进去。”
周建明在销毁证据。吴建国被抓了，他知道下一个就是他。他要把和自己有关的东西全部清干净。
“赵凯，你盯紧他。他如果有什么异常举动，马上告诉我。”
“好。”
吴建国被抓的第五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陌生，归属地北京。我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声音——很沉，很稳，不带任何感情。
“林峰，我是吴建国的律师。”
我的手指收紧了一些。“什么事？”
“吴先生想见你。”
“见我？我被停职了，不在办案岗位。”
“他说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见你，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我沉默了很久。“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两点。滨州市看守所。我会安排。”
滨州市看守所，在城北，灰色的高墙，铁丝网，岗楼。我穿着便装去的，在门口等了十几分钟，律师出来接我。
吴建国坐在会见室里，隔着玻璃，穿着橘黄色的号服。他比照片上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嘴唇干裂，但脊背还是直的。
我拿起电话，他也拿起来。
“你找我？”我说。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玻璃上的倒影把他的脸和我的脸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林峰，我对不起你。”他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张磊、陈阳、林晓、王强。你是对不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他低下了头。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
“我今天叫你来，不是求你原谅。”他抬起头，眼眶红了。“是告诉你一件事。我身后的人，姓沈。不是沈泽之，是另一个。”
“谁？”
“沈泽之的父亲。沈万年。”
沈万年。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他是谁？”
“滨州沈氏集团的创始人。沈泽之的父亲。三十年前，他从一个乡镇企业起家，做到了全省最大的物流企业。”吴建国顿了顿。“他不是一个人。他背后还有人。在省里，在北京。那些人，你动不了。”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儿子。他跟你女儿一样大。”他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林峰，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爸爸是这种人。”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坐在部委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的人。他穿着号服，坐在铁椅子上，头发白了，眼泪流了。但他不值得同情。他害死了那么多人，流几滴眼泪，什么都抵消不了。
“还有吗？”我说。
“周建明手里有一份名单。是沈万年这些年送出去的每一笔钱、每一个人的名单。你找到那份名单，就能找到沈万年背后的人。”
“名单在哪儿？”
“我不知道。周建明只跟我说过有这么个东西。”
我把电话挂了。
律师站起来，带我从后门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吴建国还坐在那里，握着电话，一动不动。玻璃上倒映着他孤独的身影，像一个被掏空了的壳。
从看守所出来，我给赵凯打了电话。
“周建明在哪儿？”
“在家。今天没去局里。”
“他家里有没有保险柜？”
“有。之前搜他家的时候见过，在书房。但当时没有搜查令，没打开。”
“你去盯着他。他如果出门，马上告诉我。”
“你要干嘛？”
“我要那份名单。”
名单的事，我不能等。
吴建国说周建明手里有一份名单，是沈万年这些年行贿的完整记录。只要拿到那份名单，沈万年跑不掉，他背后的人也跑不掉。但周建明不会乖乖交出来。他宁愿把名单毁掉，也不会让它落到我手里。
我在档案室里坐到半夜，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怎么拿到那份名单。
强闯？不行。他家有监控，还有邻居。万一惊动了他，他可能会当场销毁证据。偷？也不是办法。他家门锁我都打不开。唯一的办法，是让他自己交出来。
可他不交。
他怕沈万年，也怕我。
他怕沈万年杀他，也怕我抓他。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但能拖一天是一天。多拖一天，就多一天销毁证据的时间。
吴建国被抓的第七天，事情有了转机。
不是好消息。
赵凯打来电话，声音急促：“林队，周建明失踪了。”
“什么意思？”
“他今天没去局里，电话关机。我去他家看了，门锁着，车不在。邻居说昨晚听到有车来接他，然后就没人回来过。”
我站起来，拿起外套。“报警。”
“报了。派出所的人在查。”
挂了电话，我开车往周建明家赶。
他家在城西一个别墅区，独栋，带院子。门口停着几辆警车，派出所的民警正在询问邻居。我走到门口，门关着，锁着。从窗户往里看，屋里很整洁，不像被翻过。
赵凯从屋里出来，脸色很沉。
“林队，保险柜开了，空的。里面的东西全被拿走了。”
名单，没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栋空荡荡的别墅。周建明跑了，名单也跑了。他会去哪儿？去找沈万年？还是去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手里那份名单，是我找到沈万年背后那个人的唯一线索。没了那份名单，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我点了一支烟，站在院子里抽完。
赵凯走过来。“林队，你没事吧？”
“没事。”我把烟掐灭了。“赵凯，你帮我查一件事。”
“什么事？”
“沈万年。滨州沈氏集团的创始人。我要他所有的资料。”
周建明失踪的第三天，方卫国从省城来了滨州。
他直接到了档案室，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没喝，坐在那把旧椅子上，看着我。
“周建明找到了。”
“在哪儿？”
“省城。他在省厅门口等着，自己投案的。”
我愣住了。
“他投案了？”
“对。他带来了一份名单，说是沈万年的行贿记录。名单上的人，从省里到北京，三十多个。他说他愿意作证。”
“名单呢？”
“在我这儿。”方卫国拍了拍文件夹。“他投案之后，我们连夜核实了名单上的部分内容。属实。”
“他为什么要投案？”
“他说他怕。”方卫国看着我。“他说沈万年要杀他。他跑不掉了，不如争取宽大处理。还提到了你。”
“提到我？”
“他说，他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我没说话。
周建明投案的消息，传得很快。
赵凯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林队，周建明真的投案了。他把什么都交代了。沈万年、吴建国、赵明远、还有省城的好几个人，全交代了。”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
“林队，你听到没有？案子要结了！”
“听到了。”我说。“还没结。”
“怎么还没结？”
“沈万年跑了，名单上还有人没抓到。案子没结。”
赵凯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等。”
“等什么？”
“等沈万年落网。”
挂了电话，我坐在档案室里，看着窗外的天。天很蓝，云很白，阳光很好。这个秋天，和去年不一样。去年这时候，张磊还没死，陈阳还在加班，林晓还在买名牌包，王强还在加油站上班。今年，他们都死了。案子还没结，但快了。
方卫国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林峰，你的停职审查结束了。”
“什么时候？”
“今天。部里下的文件。你从明天起，恢复原职。”
我看着他，没说话。
“还有，省厅决定给你记二等功。表彰你在锦程加油站系列案件中的突出表现。”
“我不要功。”我说。“我要沈万年。”
“会抓到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但不是你抓。是法律抓。”
晚上，我一个人去了王强的墓地。
墓地在城东公墓，晚上很安静，风大，吹得松树哗哗响。我站在碑前，点了一支烟，放在碑座上。烟燃得很快，烟灰被风吹散了。
“王强，周建明投案了。他把什么都交代了。沈万年跑了，但跑不远。你等着，他会落网的。”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陌生号码，归属地境外。我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声音——很沉，很稳，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
“林峰，你好。我是沈万年。”
我站在车子旁边，握着手机的手指慢慢收紧。
“听说你在找我。”
“你在哪儿？”
“我在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你不用来找我，我会来找你的。”
“你找我干什么？”
“谈个交易。”
“什么交易？”
“我手里的东西，比周建明那份名单更值钱。是名单上没有的名字。你放我一马，我把那些名字给你。”
“我不跟你做交易。”
“你会做的。”他说。“因为那些名字里，有你认识的人。比你想象的更近。”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夜色里，浑身冰凉。
（第十一章完）
> 有些人投案，不是因为他们悔改了，是因为他们怕死。怕死比悔改更有力量。
> 你以为的胜利，只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吴建国抓了，周建明投案了，但沈万年跑了。
> 最危险的不是站在你面前的敌人，是站在你身后、你还不知道他是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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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语: **作者有话说：**
沈万年打电话来了，在境外，说手里有一份比周建明名单更值钱的东西。名单上没有的名字，包括林峰认识的人。他想做交易。林峰拒绝了。但他知道，沈万年不会善罢甘休。他手里还有牌，还能打。下一章，沈万年会打出那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