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上的签名，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姓孙，不是孙老，是另一个孙——省厅纪检组副组长，孙建国。调查结论是纪检组出的，不是某个人。签名的位置是“组长”，不是“经办人”。
我把手机放下，心脏还在狂跳。不是孙老，是孙建国。我不认识这个人，没打过交道，只在文件上见过他的名字。他是省厅的老人，干了三十年纪检，经手的案子数以百计，从没出过差错。他签的字，代表的是组织，不是个人。
但那份结论是发给谁的？谁拍的照？谁发给我？是方卫国的人，还是沈万年的人？还是——方卫国自己？
我把照片存进U盘，删了短信。然后坐在档案室的椅子上，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蝴蝶形状。翅膀张开，像要飞起来。
手机响了。赵凯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
“林队，方卫国回来了。”
“回来了？”
“对。今天下午，有人把他送回来的。他一个人，没穿警服，脸色很差。直接回家了。”
“谁送他回来的？”
“不知道。门口的人说是省厅的车，没看清车牌。”
我挂了电话，站起来，拿起外套。
方卫国家在省城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敲门。等了一会儿，门开了。方卫国穿着旧睡衣，头发乱着，眼睛红红的。他看到我，没惊讶，侧身让开。
屋里很乱。茶几上堆着外卖盒和啤酒罐，烟灰缸满了，烟头堆成小山。窗帘拉着，光线很暗。他坐到沙发上，拿起一罐啤酒，喝了一口。
“方组长，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被谈了几天话。”
“谈什么？”
“谈我手里的案子。谈我那笔钱。谈我和沈万年的关系。”
“你怎么说的？”
“实话。钱退了，案子查了，和沈万年没关系。”
“他们信吗？”
方卫国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信不信，不是他们说了算。是上面说了算。”
“上面是哪儿？”
“北京。”
又是北京。吴建国在北京，赵明远在北京，现在方卫国的事也到了北京。北京像一个黑洞，把所有的案子都吸进去，吐不出来。
“方组长，那份真名单还在吗？”
“在。”
“在哪儿？”
“一个安全的地方。”
“方卫国”三个字，他说得很快，像怕自己反悔。
“你疯了？”
“也许。”
“你给他，他会对付你。”
“他已经对付我了。”方卫国看着我。“停职、谈话、审查，这些都是他干的。我不给他，他会继续。我给他，他也许会停手。”
“你确定？”
“不确定。但我想试试。”
我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脸，想起他在火车站说的那句话——“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一份快递，里面是我的材料。你别看，直接烧掉。”他没说谁寄的，但我知道是他自己。他在给自己留后路。
“方组长，你打算怎么给他？”
“快递。匿名。”
“他不会收的。”
“他会。因为他想知道那份名单上还有谁。”
从方卫国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我站在楼下，点了一支烟。夜风很冷，吹得烟头忽明忽暗。
赵凯打来电话。“林队，见到方卫国了？”
“见到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要把名单寄给那个人。”
“谁？”
“孙建国。”
赵凯沉默了一会儿。“他疯了？”
“也许。”
方卫国的快递，是第二天寄出的。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东西已经寄了，收件人是省厅纪检组，收件人是孙建国。我问寄的什么，他说复印件，原件还在他手里。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窗外。天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云。楼下的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值班室的灯亮着，有人在里面吃泡面。一切如常。
快递寄出的第三天，方卫国又出事了。不是被带走，是被人打了。在他家楼下，两个蒙面人，用铁管砸了他的腿。邻居听到喊声出来，人已经跑了。方卫国被送进医院，右腿骨折，左臂挫伤。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腿上打着石膏，脸上有淤青。他看到我，笑了一下。
“没死。”
“谁干的？”
“不知道。他们没说话，没留痕迹。”
“你怀疑谁？”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孙建国。”
“你确定？”
“不确定。但我寄给他的快递，他没收。退回来了。”
“退回来了？”
“对。今天早上，快递员打电话说收件人拒收。我让他放在驿站，自己去拿的。”
“里面有什么？”
“空的。”
“空的？”
“我寄的时候，里面有一份名单。但退回来的时候，是空的。”方卫国看着我。“有人拆了包裹，拿走了名单，又重新封上了。”
“谁有这个权限？”
“邮政内部的人，或者——省厅的人。”
我沉默了。省厅的人能查到快递单号，能在中途拦截包裹，能拿走里面的东西再封好。他们做得到，也不会留下痕迹。
“方组长，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查。查到我被抓，或者被打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是不怕，是知道怕也没用。
方卫国住院的消息，传得很快。赵凯来电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
“林队，方卫国被人打了。你知道吗？”
“知道。我在医院。”
“谁干的？”
“不知道。”
“会不会是名单上的人？”
“也许是。”
赵凯沉默了一会儿。“林队，你小心点。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方卫国住院的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坐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没削皮，啃得很慢。他看到我，放下苹果，擦了擦手。
“林峰，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
“那份真名单，我寄给孙建国之前，复印了一份。原件在我手里，复印件在一个人手里。”
“谁？”
“你。”
“我？”
“对。我复印了两份。一份寄给孙建国，一份放在你档案室的抽屉里。你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转身就走。
档案室，我的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锁着。钥匙在我身上。我打开抽屉，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旧的，边角磨损。信封上没写字，里面是一沓纸。我抽出来，是一份名单，手写的，字迹潦草。上面的人名，有一些我认识，有一些不认识。
我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中间的时候，手指停了。
方卫国的名字不在上面。但有一个名字，我看了一眼，心跳就加速了。
赵凯。
赵凯的名字在名单上，旁边写着“涉案金额待核实”。我盯着那两个字，手指慢慢收紧。
赵凯。我的搭档，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他在名单上。沈万年不会无缘无故写他的名字。他要么收了钱，要么帮了忙，要么——知道内情不说。
我把名单折好，装进口袋。
从档案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点了一支烟。手在抖，烟点了好几次才着。
赵凯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走过来。“林队，你怎么了？”
“没事。”
“你脸色不好。”
“昨晚没睡好。”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赵凯，你认识沈万年吗？”
他愣了一下。“不认识。”
“你确定？”
“确定。”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躲闪，没有心虚，只有一种很纯粹的疑惑。
“林队，你怎么了？”
“没事。随便问问。”
回到办公室，我把那份名单又看了一遍。赵凯的名字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字迹潦草，但能认出是“赵凯”两个字。沈万年不会写错名字，也不会写错人。他写赵凯，就是赵凯。但他没说赵凯拿了多少钱，帮了什么忙。只有五个字——“涉案金额待核实”。待核实，就是还没查清楚。也许查清楚了，就不是他的名字。
我拿起手机，拨了方卫国的号码。
“方组长，名单我看了。”
“看到赵凯了？”
“看到了。”
“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但沈万年不会无缘无故写他的名字。他一定是知道什么。”
“你查过吗？”
“查过。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为什么写他？”
“因为有人举报过。举报信是匿名的，内容是赵凯在滨州期间，收过沈万年的钱。我们查了，没有证据。”
又是匿名举报。和举报周建明一样，和举报刘志远一样。有人在暗处，用匿名信的方式，把线索递到该递的人手里。那个人知道赵凯的事，知道沈万年的事，知道所有人的事。但他不露面，不开口，只用信。
“方组长，你能查到那个匿名举报的人吗？”
“查不到。信是打印的，指纹没有，DNA没有，寄出的邮局没有监控。”
“这个人，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
方卫国住院的第五天，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手里拿着一本书，没看，盯着封面发呆。
“方组长，有件事我想问你。”
“问。”
“那份真名单，除了你和那个人，还有谁看过？”
“没有。”
“你确定？”
“确定。”
我沉默了。方卫国也沉默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苍白的脸上。
“林峰，你在怀疑赵凯？”
“我没有怀疑他。但名单上有他。”
“名单上有他，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沈万年故意写上去的，想让我们内斗。”
“也许。”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等。”
“等什么？”
“等他露出破绽。”
从医院出来，我站在门口，点了一支烟。天快黑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赵凯打来电话。
“林队，你在哪儿？”
“省城。”
“去看方卫国了？”
“嗯。”
“他怎么样了？”
“还好。”
“林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
“沈万年死了之后，有人给我打过电话。”
“谁？”
“不知道。号码是境外的，声音变了。他说他知道我的事，让我小心。”
“你什么事？”
赵凯沉默了一会儿。
“林队，我以前在滨州的时候，收过一个人的钱。不多，两万块。那个人姓沈。”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慢慢收紧。
“你收了他的钱？”
“收了。但我退了。退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沈万年的人。”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怕你怀疑我，怕组织查我，怕丢了工作。”
“你现在为什么说？”
“因为名单上有我。方卫国给我看了。”
方卫国给赵凯看了名单。他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但他给了赵凯。为什么？他想试探赵凯，还是想试探我？
“赵凯，你现在在哪儿？”
“滨州。局里。”
“你别走。我回来找你。”
回滨州的路上，我想了一路。赵凯收过沈万年的钱，退了。名单上有他，但查无实据。他是内鬼，还是被冤枉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到滨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赵凯在办公室等我，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已经凉了。
“林队，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坐下来，看着他。
“那笔钱，你什么时候收的？”
“三年前。那时候我刚调到刑侦大队，工资低，孩子要上学，家里要用钱。一个人找到我，说给我两万块，不要我办事，只交个朋友。我收了。后来知道他是沈万年的人，我退了。”
“你退给谁了？”
“退给他了。现金，当面给的。”
“有人证吗？”
“没有。他一个人来的，我一个人去的。”
“收据呢？”
“没有。”
我沉默了。没有证据证明他收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退了。他说退了，只能信他。但在这个案子里，谁都不能信。
“赵凯，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没有了。就这一件。”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躲闪，没有心虚，只有一种很深的、很疲惫的坦诚。
“我信你。”我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从现在起，你查的所有东西，都要告诉我。不能瞒我，不能骗我。”
“我答应。”
方卫国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来。司机把车开到门口，他上了车，我坐在副驾驶。
“方组长，赵凯的事，你怎么看？”
“他说退了，也许真退了。但名单上有他，就有人信他没退。”
“那个人是谁？”
“匿名举报的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方组长，你觉得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他帮了我们很多。”
“但他也害了人。王强死了，沈万年死了，方卫国差点死了。”
“不是他害的。是沈万年和方卫国自己。”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但我没再问。
方卫国出院后，没有回省城，留在滨州养伤。他说在滨州方便，离案子近。我知道他不是为了案子，是为了安全。在省城，他一个人住，没人照顾，也没人保护。在滨州，有我，有赵凯，有老刘。
但老刘退休了，回了老家。赵凯被怀疑了，不能信。只剩我。我一个人，能保护他吗？不知道。但我会尽力。
那天晚上，我在方卫国家里坐到很晚。他坐在沙发上，腿上打着石膏，手里拿着一本书，没看，盯着天花板。
“林峰，你说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能结？”
“不知道。”
“会不会结不了？”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死了太多人了。他们不会白死。”
方卫国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他苍白的脸上。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一条短信，陌生号码，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片。我点开，是一份文件的扫描件，抬头写着“关于赵凯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的调查结论”。结论是：建议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
我把图片放大，看到最后一页的签名。孙建国。
我把手机递给方卫国。他看完，脸色白了。
“赵凯的事，不是我报的。”
“我知道。”
“那是谁？”
“匿名举报的人。”
（第十六章完）
> 有时候，信任是最大的冒险。你信了，可能万劫不复。你不信，可能孤独终老。
> 名单上的人，有些是清白的，有些是肮脏的。但你分不清，因为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 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太强大，是你永远不知道站在你身边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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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语: **作者有话说：**
赵凯承认收过沈万年的钱，说退了。名单上有他，调查结论也来了，建议双开。林峰不知道该信他还是不信。那份调查结论是谁报的？匿名举报的人？还是方卫国？孙建国签的字，但材料是谁提供的？下一章，林峰将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去见孙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