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慢慢在清水村扎下了根。
每天早上鸡叫头遍就起来，下地干活——浇水、拔草、松土、除虫。中午回来吃点东西，喝口凉水，下午接着干。晚上太阳落山就收工，回来煮点杂粮糊糊，吃完就睡。日子很规律，也很单调。但我喜欢。这种日子踏实，每一锄头下去都知道是为了什么，每一粒粮食都是自己挣来的，吃着安心。不用看老板脸色，不用写周报，不用半夜被钉钉消息吵醒——哪怕穷得只剩一床破草席，也比前世加班加到猝死强一万倍。
地里的庄稼长势不错。豆子已经蹿到膝盖那么高了，叶子肥嘟嘟的，绿得发黑，风一吹哗啦啦响。黍子也抽了穗，沉甸甸地弯着腰，穗子在太阳底下泛着微微的黄色，看着喜人。再过两三个月就能收了。到那时候，就不用光靠着帮人打短工过日子了——自己地里收的粮，吃着更踏实。
我每天都去地里看。早上看一遍，中午看一遍，傍晚收工前再看一遍。看庄稼长多高了，看叶子有没有发黄，看有没有虫眼，看土干不干、要不要浇水。村里有个老汉笑我，说你把那几棵豆子当儿子看了，一天看八遍，它能给你养老送终？我笑笑没说话。他不懂。这些庄稼就是我的命。豆子长得好，我冬天就不挨饿；豆子长不好，我就得饿肚子。我把它们当命看，有什么不对。
那天下午，我正在地里蹲着拔草。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快，拔完一茬又冒一茬，像永远拔不完似的。一个中年人走过来，站到田埂上，双手抱在胸前看着我干活。我抬头一看，是老周——村里一个种地的老把式，四十来岁，脸被太阳晒得跟树皮一样，话不多，但人实在，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他第一个愿意跟我搭话的。
“陈小子。”他蹲下来，随手抓了一把土在手指间捻，土从指缝里簌簌往下掉。
“周叔。”
他看了看我的地，目光从豆子扫到黍子，又从黍子扫回豆子，好像在检查什么。然后点了点头：“不错。伺候得挺好。豆子该打顶了，再不掐头光长秧子不长荚，到时候收一把豆叶子。”
“凑合。”我说。其实心里挺高兴的——老周这人不轻易夸人，他说“不错”就是真的不错。
老周又看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问了我一句：“你来了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了。”
“三个月。”他把手里那把土拍干净，站起来，“不错——来了三个月，屋子有了，地也有了，庄稼种上了。比那些来了两三年还吊儿郎当什么也干不成的强。”
我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其实我心里清楚，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本事。不会手艺，不懂诗书，更不会做生意。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两样——肯干，能吃苦。别的都没有。但在这个世道里，肯干能吃苦，好像比什么都强。
老周又絮叨了几句，问我家里的情况，爹娘还在不在，有没有兄弟姐妹。我一五一十地答了——没爹没娘，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来的。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从他的鼻子里慢慢吐出来，在山风里散了。
“你这孩子，命苦。”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粗糙得像块砂石，打在我肩膀上啪的一声，“但命硬。能活下来，不容易。”
“嗯。”我低着头，手指还在拔草，“活着就行。”
老周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沿着田埂越走越远，走几步揪一片路边的草叶子放在嘴里嚼——村里的老农都爱这样，图个嘴里有东西。远处的山在太阳底下罩着一层灰蓝色的雾，有几只鸟从山腰的树林里飞起来，在天上绕了两圈又落回去。
低下头，我继续拔草。一把一把往出揪，草根带出来的泥土溅在手指上，凉丝丝的。
好好干。日子会好的。这句话是老周说的，也是我自己信了大半年的东西。从流民变成百姓，从饿倒在破庙里到有屋子有地有存粮——我不是已经好起来了吗？
晚上回到屋里，我点起油灯。昏黄的灯焰只有豆子那么大，一跳一跳的，照在土墙上，把我的影子投成一个晃动的黑团。我坐在草席上，把今天挣的两块粗粮饼收好，又把钱袋掏出来，把今天领到的几文铜钱塞进去。铜钱碰到一起，发出丁零一声脆响。声音不大，但好听。
躺下来，我盯着屋顶回想这三个月。刚穿过来的时候，饿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走路都扶墙，差点死在路边。是王大娘给了我一块粗粮饼，救了我一命。后来去镇上干活，被抢过粮，见过饿死的、打死的、病死的，差点被衙役抓去修河。再后来瘟疫来了，王大娘走了，村里少了十几口人。
可我活下来了。不仅活着，还有了身份，有了屋子，有了地——哪怕只有三分地。地里的豆子正在灌浆，黍子在抽穗，过两个月就能收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我看着灯火，火苗在油盏里微微晃动，照得屋顶的茅草影子轻轻摇摆。我想起王大娘最后一晚，烧得糊涂了，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叫了一声“陈家小子”，说——活着。她那时候已经不太能认人了，但她说的是活着。
我活下来了。我做到了。
闭上眼睛，我睡了。
明天还要干活。地里的草还没拔完，豆子该打顶了，黍子得追一趟肥——隔壁老赵家沤的粪肥答应分我两筐。还有好多事要做。
但没关系。我不怕。
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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