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半个月。
我还是天天去老李家干活。什么活累干什么——扛稻子，翻地，挑粪肥，搬石头。老李头对我印象越来越好，说他雇过那么多人，没一个像我这么实在的，不偷懒，不耍滑，给多少活就干多少活，从来不讨价还价。
我只是笑笑，不解释。
我心里清楚，不是我实在。是这个世道，底层人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卖力气，卖命，没有第二条。你偷一次懒，今天少挣半斤粮，到了冬天可能就差这半斤，人就没了。这笔账我算得很清。
那天下午收了工，我在镇上转悠，想找找有没有别的零活，多挣点。转到一条巷子，听见前面有动静——哭喊声，骂声，拳脚砸在肉上的闷响。
我停下脚步，探头看了看。
巷子尽头，围了一圈人。我挤进去。几个壮汉正在揍一个人，那人瘦小得像个半大孩子，蜷在地上抱着头，蜷得像只虾米。
“叫你偷东西！叫你偷！”一个壮汉边踢边骂，“打死你个狗东西！”
挨打的人哼了一声，不动了。
旁边有人在议论。
“偷什么了？”
“说是偷了半个馒头。”
“就半个馒头？”
“可不就半个馒头。”
“半个馒头就把人往死里打？”
打了一阵，那几个壮汉停了手。为首那个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记住了，下次再偷，打断你的腿。”
几个人走了。人群也散了。我还站在那儿，看着地上那个人。一动不动，不知道是死是活。
旁边有个摆摊卖菜的小贩踢了踢那个人：“还活着没？活着就滚。”
那人动了一下，哼了一声。慢慢爬起来，脸上全是血，鼻子歪着，眼眶青黑，肿得只剩一条缝。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往外走。
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愣住了。
这个人我认识——原主的记忆里有他。叫刘三，也是流民，比原主早来一年。前两年还在镇上见过面，那时候刘三还能笑，还能跟人打招呼，还能在码头扛包挣两斤粮。现在变成这样了。
刘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也没什么反应——两年前那点交情，他大概早不记得了。一瘸一拐地走远，消失在巷子口。
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
回过神来，继续往前走。走到主街上，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跪在路边，怀里抱着个孩子，三四岁的样子，脸蜡黄，瘦得不像话。女人面前铺着一块破布，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卖身葬父”。
女人跪在那儿，低着头，一动不动，像根木头。怀里的孩子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病倒了。旁边有人在看热闹，指指点点。
“卖身葬父？这年头谁家有余钱，葬都葬不起。”
“就是，买了她还得搭上一个小的，赔本的买卖。”
女人不吭声。
我看了几眼，走了。这种事太多了。管不过来。我自己都养不活，兜里连半两碎银子都没有，拿什么管别人。
走到城门口，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新贴的告示。我挤进去看。
朝廷征发徭役，修黄河大堤。每户出一丁，十五以上，五十以下，全要去。违者重罚。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
徭役。这个我知道。前世读书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写过，唐朝徭役繁重，修城、修路、修河，征发民夫动辄成千上万。书上一笔带过的话，放在这个时代就是活生生的命——去十个人，能活着回来三个就算运气好。而且我是什么？我是流民。没有户籍，不在册，按理说不用去。但如果被抓到，没人保，没人替我说话，那就不问你来历，直接拉走。去了就是个死。
不能再在镇上待了。我转身就走，加快脚步出了城。一路上心跳得砰砰的，几乎能从嗓子眼蹦出来。徭役，这两个字比什么都可怕。我见过饿死的，见过冻死的，见过被打死的，但好歹那是一个人的事。徭役是一批一批地死，死在外头，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我得想个办法躲过去。装病？衙门的人不是傻子，一眼就能看穿。逃跑？我一个流民，往哪儿跑都是流民，跑到洛阳跑到长安，没有户籍就是黑户，迟早被抓。
除非有个身份。有户籍，有保人，名字登记在册。那样就不会被随便拉走。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弄户籍？
我一边走一边想，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大娘还站在门口，看见我走近，问了句：“脸色怎么这么差？出什么事了？”
我把告示的事说了。
王大娘脸色变了：“徭役？修黄河那个？”
我点头。
她半天没说话。然后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长又重：“去年邻村被拉走了一批人，一个都没回来。全死在那儿了。二十多口人，出去的连个报丧的都没有。”
我心里更沉了，像压了块石头。
回到破屋，我躺在草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徭役的事。怎么躲？怎么活？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离开这里。去一个偏得没人管的地方，重新开始。但这得等，得攒够路上的盘缠，不能瞎跑。跑到半路钱花光了，还是死。
先忍着。先干活。先攒钱。等攒够了，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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