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了。
第一场雪来得毫无预兆。那天早上我推开门,外头一片白茫茫,什么都看不清了。雪片子不算大,但密密匝匝地往下落,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知不觉就把地面铺满了。野草埋了,小路埋了,远处的屋顶上也积了厚厚一层白。
我蹲在屋里烤火。火堆很小,就几根细柴,冒出来的烟比火苗还多,熏得眼睛直淌泪。但好歹有点热乎气。我把破衣服裹紧,整个人缩成一团,两只手抄在袖子里。外面冷,屋里也冷,冷是从墙缝里、门板缝里、屋顶的瓦片底下渗进来的,躲都躲不掉。
搓搓手,哈口气,一团白雾。
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我听村里人说过,冬天来得早的年头,日子最难熬。没活干,没进项,只能缩在屋里干耗着。我把目光转向墙角——粮食堆在那里,我数过,一共三十来斤,省着吃能撑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不知道。懒得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想太远也没用。
正发着呆,外头有人敲门。
“砰砰砰。”很轻,像是没什么力气。
我愣了一下。大冷天的,刮着风下着雪,谁会来敲我这破屋的门?
站起来走到门口,问了声:“谁?”
“我。”
声音弱得几乎听不见,像蚊子叫。但那个调子我记得——是王大娘。
我拉开门。冷风呼地灌进来,顺着领口直往身子里钻,我打了个哆嗦。王大娘站在门口,裹着一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头巾,脸色蜡黄,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
“大娘——”话还没说完,她整个人就往前倒了。
我赶紧伸手去接,差点没接住。她倒在我胳膊上,浑身都在抖,那种抖不是冷得抖,是身体里头在打摆子,抖得连牙齿都在格格响。我托住她后背,隔着那层补丁摞补丁的衣裳,一股不正常的烫热传过来。
发烧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把她扶进屋,放在草席上,把仅有的两件破衣服全盖在她身上。我去摸她的额头——手刚碰上去就弹回来了。烫手。不是普通发烧的烫,是烫得吓人的那种,像冬天里烧红了的铁锅沿,碰一下就觉得手疼。
我退后两步,脑子里嗡嗡响。
这症状——高热、寒战、浑身发抖——让我想起前世在网上看到过的那些科普文章。瘟疫。传染病。每一篇都在说,这种来势汹汹的高热伴随寒战,大概率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是能要命的疫病。
我扯了块破布蒙在脸上,在后脑勺打了个结,退到门口,离她远一点。前世那些知识碎片涌上来,拼成一幅不算完整但足够清晰的图:隔离、遮盖口鼻、减少接触、开水煮沸消毒。可我的理智告诉我该跑,我的脚却钉在地上动不了。看着她蜷在草席上缩成一团的样子,抖得身下的稻草都在窸窣作响——
走了,她怎么办?没人管了。
我去厨房翻了翻。还有水,还有几块干姜,皱巴巴的,也不知道放了多久。我把姜切成片,丢进瓦罐里,加水,搁在火上煮。火很小,煮了好一阵水才咕嘟起来,姜味慢慢散出来,那股辛辣的气味在破屋里弥漫开,把霉味都压下去了一点。
端过去的时候,王大娘睁开眼看了看我。她的眼白是浑浊的,瞳孔涣散,好像已经不太能看清东西了。
嘴唇动了动:“我……可能不行了。”
“别瞎说。”我把姜汤凑到她嘴边,“喝完就好了。”
她没喝。她把脸偏过去,用尽力气说了一句:“不是普通的病。你走,别被我传了。”
我蹲在那儿,端着碗,犹豫了一下。说实话,我怕。谁不怕?我才刚活下来没几天,刚攒了几十斤粮,刚把这破屋修到不漏风,刚觉得自己能撑过这个冬天。现在又来一个瘟疫——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那条路上我已经见过饿死的,见过冻死的,现在又要见病死的。我怕自己也变成路边那些用破席子随便一盖、等着野狗来拖的尸体。
但我没走。
我重新把碗端起来,一勺一勺地喂,喂到她嘴里。她嘴唇干得裂了口子,姜汤顺着嘴角淌下来,我用袖子给她擦了。喂完一碗,又去煮了一碗。除了姜汤,还煮了些野菜糊糊——荠菜和车前草剁碎了,加水和粗粮面搅在一起煮烂。她吃不下多少,每次只能喂进去几口,半碗糊糊有半碗都洒了。但能喂进去一点是一点。
接下来三天,喂姜汤、煮野菜糊、给她换额头上敷着的湿布。夜里她有时候糊涂了,嘴里念念叨叨,喊的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有时候又清醒过来,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烧一直没退。我用破布浸了凉水敷在她额头上,换了一轮又一轮,那破布从冰凉变成滚烫,前后不过半盏茶的工夫。每换一次,我心里就往下沉一点。
第四天早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刚擦亮。屋子里很安静。那种安静不对头——之前几天,就算她睡着,也能听见她粗重的呼吸声,能听见草席底下稻草被翻动的窸窣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心里一沉,慢慢站起来,走过去。
她不抖了。安静地躺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我伸手去摸她的手背——凉的。不是冬天里那种凉,是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凉,像是身上所有的热乎气都跑光了,皮肤底下只剩下空虚的壳。
她走了。
我坐在草席旁边,坐了很久。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也哭不出来。眼泪好像在嗓子眼那里堵住了,上不来也下不去。
后来我站起来,弯腰把她背到背上。她很轻,轻得吓人——比活着的时候更轻。我背着她出了门,走到屋后的荒地,把她轻轻放在一边,拿起锄头开始挖坑。
冬天的地冻得硬邦邦的,像铁板。我一锄头下去,虎口震得发麻,锄头弹起来,地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再一锄头,还是一道白印。我咬着牙一锄头一锄头往下砸,土渣溅起来打在脸上,冰凉的。不知道挖了多久,两只手都磨破了,胳膊抖得握不住锄柄,才终于挖出一个能躺下人的坑。
我把她放进去。用破席子裹了裹,然后开始填土。一捧一捧往里填,泥土落在破席子上,声音闷闷的。
旁边没有人。没有棺材。没有纸钱。没有任何一个来送行的人。就我一个人站在雪地里,把土填平,又找了根笔直点的木棍插在上面。做记号。至少不能让她连个记号都没有。
我在那根木棍前面站了一会儿,风呼呼地从山那边刮过来,卷着碎雪粒子打在脸上。后来我转身走了。走回村子的路上,我看见好几户人家门口都放着东西。一开始没看清,走近了才发现——是人。用破席子随便盖着,露出来的手或者脚已经硬了,被雪覆上一层薄薄的白色。
瘟疫。这场瘟疫来得太猛了,不知道多少人没了。整个村子安静得像个坟场,除了风声,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回到自己的破屋。关上门,插上门闩,找了几块破布把所有缝隙都塞住——门缝、窗缝、墙缝,一条都不放过。把门窗全封死。不出去,不跟任何人接触。前世上大学的时候流行病学课上听过,瘟疫靠接触传播,得隔离,得戴口罩。找不到口罩,我只能用破布蒙着脸,里外裹了两层。出去打水也是天不亮就跑出去,打好水就往回跑,跟做贼一样,路上碰到人远远就绕开。不跟任何人说话,不跟任何人打照面。
就这样熬了十几天。每天煮野菜糊糊,数着粮食吃,听着外面的动静。后来,雪化了。我推开一条门缝往外看了看——有阳光了,太阳明晃晃地照在雪地上,反射的光刺得眼睛生疼。远处有几户人家开始往外搬东西,有人在走动,有烟囱里重新冒出了炊烟。
瘟疫过去了。
我走出破屋,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还带着雪后那种清冽的味道,但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沉闷的死寂。村里安静,但不是那种让人害怕的安静了——远处有人在说话,声音听不清,但传得过来,说明这个世界还在转。
活下来了。
我活着。王大娘没了。村里少了十几个人——后来听人说,光隔壁那条巷子就连着抬走了六家。但我活着。
这就够了。
我站在雪地里,仰头看了看太阳,眼眶有点红,不知道是被雪地反光刺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风从脸上刮过去,凉的,但我能感觉到它。能感觉到风,说明我还活着。
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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