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钟离恒来了。
他换了一身很正式的衣服，浅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连皮鞋都擦得很亮。他的车后备箱里装满了东西，整箱的名酒，整条的名贵香烟，还有一些戚芳叫不出名字的人参礼盒，把戚芳家那一小块客厅挤得几乎没处落脚。
戈红娣和戚光荣坐在沙发上，表情从最开始的警惕，慢慢变成了惊讶，又从惊讶变成了不知所措。
钟离恒坐在那把老式的藤椅上，腰背挺得很直，说话的语气始终是温和的、克制的、有条理的。他先介绍自己的家庭——父亲是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去年中风走了，自己是独子并且接管了所有生意。
他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丝夸大的成分，但也没有任何谦虚的修饰。
戚光荣听完，低头抽了一根烟，没说话。
戈红娣沉默了半晌，终于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你今年多大？你结过婚？”
“结过。我前妻是病故的，不是我离的。”钟离恒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一些，“我们感情很好，她走了以后我找了三年，一直没碰到合适的人。这次来县城，没想到会遇到芳芳。”
戈红娣和戚光荣对视了一眼。
“我们家条件一般，”戈红娣的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听起来没那么理直气壮。”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戚芳站在卧室门口，背靠着门框，手心全是汗。她觉得自己应该冲出去说点什么，比如“我还没同意呢”，比如“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可是她发现自己竟然说不出口。
因为她心里比谁都清楚，从她追着那辆越野车跑到工地的那一刻起，有些事情就已经不是她能控制的了。
或者说，从她蹲在收银台后面，看着那个男人拧开矿泉水瓶盖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已经拐了一个弯。
那天下午，钟离恒离开戚家之前，跟戈红娣单独说了几句。
戚芳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她后来听戈红娣转述，钟离恒说了一句让她记了很久的话。
他说：“阿姨，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说好听的话，但我做事的原则就一条——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做到。昨天我答应了芳芳等她，我没等到，她追着我跑了半个县城把零钱送来。从那天起我就想好了，她拿九十八块钱教会我的道理，我想拿一辈子还给她。”
戈红娣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一边说一边骂戚芳：“你个死丫头，你才十八岁，你知道嫁过去要受多少罪吗？后妈是好当的？你一个县城出来的丫头，你拿什么跟人家平起平坐？”
骂完以后她又说：“但他这个人，看着不像是会亏待你的那种人。”
戈红娣想起，十七岁那年她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才配得到那样一场梦。
她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些人的爱是赏赐，给的时候漫不经心，收的时候理所当然。苏，就是那样的人。她连他完整的姓名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苏”字名字，像一枚温润的玉扣，轻轻压在她十七岁的胸口上。他们那样的家族，把子孙保护得像博物馆里的珍本，连风都吹不到他们身上。
可她偏偏被那样一只手抚过了额头。
那年初夏，栀子花开得疯，白花花一片压着枝头，香气浓得化不开，像某种预告。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香气里带着一点腐熟的热气，甜得发腻，甜得让人心慌。苏那时候大概也不过三十出头，穿一件深色的衣服，领口敞着，下面有一小片被阳光晒过的皮肤，颜色很有征服者的意味。他靠在廊柱上看她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孩子气的专注，好像全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还捏着一朵刚摘下来的栀子花。
他说，你的手很好看。
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更复杂的铺垫，没有更华丽的修辞，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就像在说他喜欢喝清咖。可戈红娣那时候十七岁，十七岁的心是一块刚被犁开的土地，任何一粒种子落下去，都会拼命地生根。她不知道苏这样的人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筛选的，他们从小就被训练着在恰当的场合说恰当的话，那些看似随意散漫的只言片语，其实早已被人用尺子量过了分寸。
可她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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