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知道他喜欢她。他确凿无疑地喜欢过她，至少在某个夏天的某个夜晚，他确实把她当成了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他会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那外套上有一种她后来再也没闻到过的气味，不是香水，更像是衣服被某种名贵的皂液洗过之后留下的余韵，干净的、冷淡的、拒人千里的气味。他会在送她回去的路上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看她，月光落在他肩膀上，像一层薄薄的银箔。他会伸手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拨到耳后，动作很慢，慢到她能感觉到他指腹上细小的纹路。
她那时候就想，这辈子就这样了。跟他在一起，生儿育女，老去，死掉，葬在同一块墓地里，墓碑上刻着同一个姓氏。她甚至连那个姓氏都不知道，却已经在心里把它描摹了无数遍。那是一个她永远够不着的姓氏，是她一生中离“显赫”这个词最近的时刻。
然后梦就醒了。
醒得很安静，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场面。苏从某一天起就不再出现了，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里，没有留下任何解释，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来宣告这段关系的终结。他甚至不需要说“我们结束吧”，因为在他眼里，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开始”这个事实。那不过是他漫长人生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插曲，短暂到他日后回忆起来，可能都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甚至不能怪他。这才是最荒谬的地方。她没有资格去怪一个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承诺的人。苏什么都没说过，没说“我爱你”，没说“我会娶你”，没说“我们永远在一起”。他只是用他的存在让她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她的十七岁和她的整个人生都会因为他而变得不同。错觉就是错觉，法律不保护，道德不谴责，连她自己都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去怨怼。
然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一瞬间的心情她现在不愿意去回忆，像是站在悬崖边上，身后是追兵，身前是深渊，往前往后都是死路，可她偏偏又觉得悬崖下面的风吹在脸上，比身后的刀枪要温柔一些。她去找他，当然是去找了，与其说是去找，不如说是在他之前来找她的地方等，可等不到，没有电话。没有口信。什么都没有。或许苏去了别的国家，或许定居到了某个美丽的城市，或许他不再来到这个已经被他被遗忘的地方。
她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双胞胎。一男一女。
她还没来得及看清那个男孩的脸，还没来得及把他抱在怀里数一数他的手指和脚趾，孩子就被抱走了。她的父母已经做了决定。他们甚至没有和她商量，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不需要商量。一个未婚生子的年轻女人，拖着两个孩子，这辈子就完了。如果只留一个女儿，将来好歹还能嫁人，总归有一口饭吃。至于那个男孩——送走，送得远远的，送得越远越好，最好这辈子都不要再见面。
她没有怪父母。不是因为她豁达，而是因为怪他们没有用。她的父母是那种一辈子都在底层挣扎的人，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活下去，哪怕活得很狼狈，哪怕活得很不堪，但活下去这三个字对他们来说，就是最高指导原则。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保护了她，用一种残忍的、粗暴的、完全没有顾及她感受的方式，替她做了一个她永远无法反悔的决定。
很多年以后她偶尔会在深夜里想，那个被送走的男孩现在在哪里，他长什么样，他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从来没有抱过他的妈妈，和一个他从来不知道存在的姐姐。她会想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被人欺负，有没有在某个瞬间感到一种来路不明的孤独。她还会想，他会不会在某个夏天，在栀子花开的季节里，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心疼，那种心疼没有来由，没有指向，只是身体里某个很深很深的地方忽然疼了一下，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她不敢往下想。
她把那些念头被压到最深最深的地方，然后在上面种花种草，装作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她告诉自己，那是不对的，那是过去了的事，那是她无法改变的事，想得再多也只是给自己添堵。她甚至学会了用一种近乎哲学的方式来自我宽慰：一个人能得到的福分是有限的，她没能得到的那些福分，或许会落在戚芳身上。女儿替她承担了一部分命运，也应该替她享有一部分她没能享到的福。
戚芳就那样站在七月的巷口，风吹过来，带着柏油路面被晒化的味道。那辆黑色的越野车已经开远了，尾灯在巷口的拐角处闪了一下，然后消失在了老旧的楼房后面。
她忽然想起了那个上午，她攥着九十八块钱跑过三条街的那个上午。太阳很大，鞋子很磨脚，她的心脏跳得又快又疼，但她一刻都没有犹豫过。
她抬起头，看着橱窗玻璃里的自己的影子，出生不名贵，没有名贵的衣服、鞋子、妆容，但自己不卑微，不怯懦。
“好。”她对自己说。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但那天的夕阳很好，钟离恒抱着戚芳走在路上，夕阳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个不太好看但很结实的结。
戚芳手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戚芳的孕检报告单，一样是三克拉的钻戒。钟离恒的手里有一个纸条，上面是他给即将出世的女儿取好的名字：钟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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