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铭花了三天时间把江波的行踪摸清楚了。
他不是自己去盯的——他在四季青认识一个给城西那几家网吧送桶装水的老乡，姓刘，河南人，每天蹬着三轮车在城西十几家网吧之间送水。周铭请他吃了顿饭，塞了两包烟。
第四天下午，送水老刘的电话打到了周铭手机上。说那个染黄毛、瘦长脸、右手缺半截小拇指的人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两个马仔，骑一辆红色摩托车，刚从后门进了地下室。周铭挂了电话立刻打给江屿，只说了四个字：鱼进笼了。江屿合上笔记本，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塞进外套内侧口袋，那是他给今晚准备的筹码。
他没有直接去城西，而是先去了杨大伟的作坊。杨大伟正蹲在门口吃面条，看见江屿从巷口大步走过来，筷子停在半空中。
“表姐夫，摩托车借我骑一趟。”
杨大伟没问去哪，把碗搁在台阶上，转身进作坊从墙上取下车钥匙扔给他。钥匙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江屿一把接住。那是一辆旧得掉漆的幸福250，杨大伟骑了五六年，油箱上磕了好几道凹痕，但发动机保养得很好，一脚就能踹着。
“小屿，”杨大伟站在门口，手在裤子上擦了两把，“不管你去做什么事，别一个人扛。”江屿跨上摩托车踹着火，发动机的轰鸣在狭窄的巷子里回荡。他回头看了杨大伟一眼，点了点头，然后拧动油门冲出了巷子，后轮带起一片灰尘。
城西那家网吧开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底层，门脸比留下镇那家还破。招牌上的霓虹灯管灭了大半，只剩下“网吧”两个字亮着，红光一闪一闪地照在门口的水泥地上。旁边有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一扇铁门，通往地下室。
江屿把摩托车停在街对面，熄了火坐在车上没下来。地下室的铁门半开着，透出昏黄的灯光和劣质音响放出的电子音乐声——老虎机的叮咚声和赌客们偶尔爆发的咒骂混在一起。
晚上九点，铁门开了。三个人走出来。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江波。比上次在坤哥场子里见到的时候更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窝深陷，脸上有一块还没褪干净的青紫。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花衬衫，领口敞着，右手夹着烟，左手插在裤兜里，走路的时候肩膀晃得很厉害，像是在用这种虚张声势的步伐撑着自己快要散架的自尊。身后跟着两个马仔，倒利落得多——寸头黑T恤，腰间都别着对讲机，眼神扫来扫去，带着职业看场人的警觉。
三个人走到街边一辆破面包车前停下来。江波靠在车门上抽烟，两个马仔一个在打电话一个在吃盒饭，没什么防备。大概在他们眼里江波不是需要看守的肉票，只是一个被榨干了油水还赖着不肯走的废料。
江屿点了一根烟。
打火机的声音不大，但在夜里很清脆。江波叼着烟转过头来，眯着眼往这边看了两秒，然后他认出骑在摩托车上的人是谁了。他的表情变了，不是心虚，不是愧疚，而是一种无赖特有的套近乎式的惊喜，好像碰到了一个可以借钱的熟人。
“小屿？你怎么在这儿？你也来玩两把？”
江屿没理他，径直走向地下室门口。路过江波身边的时候停了一步，偏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江波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那不是他印象里那个唯唯诺诺、逢年过节被他拍肩膀都不敢抬头的堂弟。面前这个人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块砧板上的肉——不是威胁，是评估。评估从哪里下刀最省力。
地下室里烟雾浓得呛人。四台老虎机靠墙排开，屏幕上的水果图案不断翻转，发出叮叮咚咚的电子噪音。中间摆了两张牌九桌，每张桌子围了七八个人，有人在押注有人在看牌。空气里混着烟味、汗味和发霉的水泥味。一个脖子上挂金链子的胖子坐在角落的皮椅上，旁边站着两个马仔，看场面的架势比坤哥那边粗野得多——坤哥的场子至少还有层正经生意的壳，这里没有任何掩饰。
江屿走到老虎机旁边站着，安静地看了一会儿。赌客们多数是附近工地上的民工和无所事事的小青年，下的注不大，一块两块地塞进去，输了就骂一声再掏钱。而江波径直走到最里面那张牌九桌前坐下，从兜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拍在桌上。没有数，大概几百块的样子，全是零钱——五块十块二十块，皱得像从咸菜缸里捞出来的。
江屿把手放进口袋里缓步踱过去，站到了江波身后。没出声，只是面无表情地站着。江波正玩得起劲，头也不回地催着庄家发牌。他今天手气似乎不错，连着赢了好几把，面前的钞票堆高了一些，脸上的表情从紧绷变成了亢奋，冲着旁边一个看场的马仔嚷嚷着“你看老子今天翻本，再借我点，明天一起还”。马仔面无表情地没搭腔。江波骂了一声把牌甩到桌上，是副不错的组合，他把面前所有钱都推上去——大概一千出头的样子，推的时候手指都有些抑制不住地哆嗦。
庄家开牌。满座爆出一阵杂乱的惊呼。江波被吞了个干净。
他先是愣了一下，咧着的嘴角瞬间收平。然后不笑了，把牌用力摔在桌上，站起来冲庄家吼了一声“你他妈洗牌的时候动手脚？连杀我三把！”。庄家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子，脸上毫无波澜地靠回椅背，对旁边马仔递了个眼色。两个马仔往前迈了一步。江波立刻不吼了，换成满脸堆笑指着旁边的空位置说自己还要翻本，让一个兄弟去取钱。没人信他，没人动。
江屿在这个时刻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他走到牌九桌前，将那个信封不轻不重地放在桌上。信封落在绿绒桌布上发出一声闷响，场面静了一瞬，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他身上。江波转过身看见他，那表情变幻快得近乎荒诞——先是错愕，然后迅速变成讨好，眼角堆起的褶子里全是算计。他以为江屿是来救他的。
“江波，”江屿开口，表情很平静，声音清晰得像一把刀切进黄油里，“你知不知道你之前欠的十二万，债主已经转到谁手里了？”
江波的笑容又开始发僵，嘴角抽了一下，本能地反问了一句转给谁。江屿看着他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债现在在自己手里。牌九桌周围忽然安静了几秒。连庄家都抬起头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
江波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碎得干干净净。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江屿，大概觉得自己被坑了。江屿没有理会他话里夹缠不清的质问，把信封往前推了一寸。
“这里面还有五千块。不只是现金——是你最后一条退路。你可以拿这五千块去翻本。赢了，你拿着钱滚出杭城，别再踏进任何一家赌场。输了——从明天起你一分钱赌资都不会再有。你借不到、骗不到、偷不到。你身边只要还有一个愿意给你钱的人，我就让那个人亲眼看看你今晚是怎么选牌的。”
地下室里的空气变得黏稠。连老虎机的叮咚声都变小了，只剩下风扇叶片的呼呼声。江波死死盯着那个信封，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又滚动了一次。然后他伸手把信封抓过来撕开封口，抽出里面那沓钞票。蓝灰色的百元纸币，银行封条还在，整整五千块。
他拿着那五千块，手开始抖。然后他慢慢坐回牌九桌前，把钞票端正正地压在面前。
“发牌。”
庄家看了江屿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好奇、审视，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他没有立刻发牌，而是用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提醒道：“你朋友？劝劝他。今天这桌风向不对。”
“不是我朋友。是我堂兄。”江屿转身朝门口走去，“发牌吧。”
身后传来骰子在碗里滚动的声音，然后是骨牌碰撞的脆响。江屿没有回头。一个不会醒的人，最好的结局就是让他亲手把自己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输掉。他走出地下室，铁门在身后缓缓关上。那辆破面包车还停在街对面，两个马仔靠在车上，看见他出来，目光追着他走了好一段路，但没有拦阻。
江屿跨上停在街对面的摩托车，打着了火。排气管喷出一股青烟，在网吧霓虹灯的红光里袅袅散尽。他拧动油门往巷子尽头骑去，从后视镜中瞥见身后那间网吧破旧的霓虹招牌兀自闪烁着。他收回视线，心里只剩一个念头——等江波把五千块输光之后，大姑会接到一通电话，她会亲耳听见自己儿子在赌场里砸了多少钱。然后她会明白——不是亲戚们心狠不帮忙，是她儿子自己在万丈深渊里往下跳，还拽着所有想拉他的人一起坠下去。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江屿把摩托车停在楼下上了锁，摸黑上到五楼，发现自己的房门虚掩着。他离开的时候锁了门，不止是锁了——防盗门锁舌卡得很紧，风吹不开。他站在走廊里盯着门把手形状的剪影，沉默了三秒，然后轻轻推开门。
屋里没开灯，但有光。微光从桌上传来——那是一盏他自己都没有的小台灯，塑料灯罩，橘黄色的光。台灯旁边放着一个搪瓷饭盒和一个塑料袋。饭盒打开着，里面是饺子。塑料袋里装着几个苹果，用报纸包着，怕碰坏。床边坐着一个人。
宋知意。
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T恤，头发比上次长了一些，扎成一个低马尾垂在肩上。整个人还是瘦，但比上次在楼道里蹲着的时候气色好了不少。她坐得很直，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规矩得像在老师办公室里等谈话的学生。看见江屿进来，她赶紧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江哥。我从李姐那听说你经常半夜回来，怕你没吃东西，就包了饺子。”她的语速比上次快了一些，但还是小心翼翼的，“台灯是厂里发的——上次我走的时候看你桌上没有灯，晚上写字伤眼睛。”
江屿在门口站了片刻，关上门，把外套挂在椅背上，在床边坐下来。搪瓷饭盒里是二十几个饺子，包得很紧实，每一个皱褶都捏得一模一样，像流水线上下来的标准件。苹果洗过了，表皮上还带着水珠。他拿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白菜猪肉馅，盐放得刚刚好。
“这是你第三次送饺子了。”
“第四次。”宋知意认真地纠正他，“有一次是你不在，我放在门口了，饭盒第二天还在。我也不知道你吃到没有——就当你吃到了。”说完她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忽然有点不自在地补充说自己不是在记账，就是想让他知道有这回事。
江屿把饺子咽下去，看着她。
“你在服装厂做得怎么样？”
“挺好的。厂里包吃住，一个月三百五，计件另算。踩缝纫机我学得快，上个月计件排了车间第三。”她开始说得很流畅，然后忽然顿住，声音小了半截，“前两天李姐来看我，说这条巷子最近晚上不太平，你回来得又晚。”
“不太平？”
“李姐说前两天巷口有个醉汉闹事，砸了人家的烤串摊。没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就是……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江屿沉默了几秒。他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巷口的烤串摊已经收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推车架子立在路灯下。他说那条巷子从去年起就有醉汉闹事，不是新闻。他每天晚上都从巷口走回来，什么事也没有。让她不用在自己下夜班之后穿过半个城区走过来送饺子——她的工作比她这些担心重要得多。
宋知意没反驳，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但那个“嗯”的语气分明是没有放弃——只是在回应“知道了”，没有任何保证。
江屿重新在床边坐下来，换了个话题：“你在车间学了多久才排到第三？”
“一个月。”
“缝纫活你在老家学过？”
“没有。进去才学的。”宋知意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食指上的一小块硬茧，继续说了下去，“小时候在家补衣裳缝扣子那些不算。真正踩缝纫机是进厂第一天，老车工教了我两遍就会了。流水线上二十几道工序我现在全部能上。车领口、上门襟、锁扣眼、卷下摆——哪道缺人我就顶哪道。”她说到最后的时候语调有了一丝极其细微的变化——不是骄傲，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自信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被说出口的出口。
江屿看着她的食指上那块硬茧——是新茧，还没磨成老茧。一个月，从零学到车间第三。这种学习速度放在哪个行业都是尖子。更重要的是，她说“全部能上”——不是会做，是能上流水线。能顶岗意味着她不仅懂单道工序，还懂整条线的衔接逻辑。这种人在车间里比只会踩一道缝的熟练工值钱得多。
“你在车间里，每天经手多少件衣服？”
“看款式。简单的T恤一天能跑三四百件，复杂的——带里布的夹克、多口袋的工装——一天一百多。还要看前面的剪裁组送料快不快。”
“你能看出来哪些款式好卖吗？”
宋知意愣了一下，然后很认真地点头：“能。出货量大的款式，面料一般偏软但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尺码分布集中在M和L，颜色通常是深色和基础色。越是花哨的款式反而走得慢——很多人觉得花哨的好，但拿到批发市场里那些老板一眼都不多看。还有——车工们私底下闲聊的时候会说哪个款翻单率高，哪个款打版师改来改去都定不了。”
江屿把筷子放下。他说得很慢，像是在把每一个字都称过分量。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在做服装清仓生意，需要人帮忙提供车间层面的实情——不是管理层给的数据，是车工们知道但从来不会被写进报表里的事。比如哪个款式三天两头翻单，哪个款打样师改了五版设计师还没定稿，哪个批次的货因为质检不过关全批返工。这些零碎信息搁在管理层眼里只是流水线上的灰尘。但搁在他朋友手里是选品指南。她不需要任何人教她这些——她自己就是车工，所有信息缝在针脚里，金盛达那批加厚款翻单的规律她上次在裁片堆里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宋知意的眼睛在橘黄色的台灯光里亮了一瞬。然后她用力点了点头，声音轻但语气笃定，说她能做，她每天都能看见这些事。只是以前从来没人问过她。
说完这句话两个人都安静了片刻。窗外的野猫又叫了。江屿站起来把搪瓷饭盒端到水池边洗干净倒扣在沥水架上，然后背对着宋知意说了一句：“苹果你吃了吗？”
“厂里发的，一人八个。我留了四个。”
“你给自己留得多还是给我留得多？”
宋知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这个问题她好像从来没想过——不是因为不会算，而是因为给她自己留多少从来不是需要被计算的那一部分。江屿没有追问，把洗好的饭盒装进塑料袋放在门边，在笔记本上翻到宋知意那一页，在“不咸”下面加了一行字：车间信息采集。然后把笔记本合上。
“台灯我留下了。苹果你带两个回去。下次不要再半夜一个人走过来。”
宋知意站起来接过两个苹果抱在怀里，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台灯的橘光打在她侧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出一道柔软的边。她开口像是要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终只是朝江屿微微鞠了一躬，轻轻带上了门。
江屿又在桌前坐了很久。他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两行字。
第一行：江波的牌——输光了。
第二行：宋知意在车间里的价值，远不止一个车工。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靠着椅背闭上眼。黑暗里浮现出来的是今晚地下室里那一幕——江波把五千块端端正正押在牌九桌上的时候眼睛里不是贪婪也不是绝望，是侥幸。那是赌徒骨子里最深层的东西——不相信自己会一直输。所以他会一直输下去。
而另一件事沉在更深处，像水底的石头。宋知意今晚说了半句话之后把关切咽了回去。她大概自己也不完全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他知道。上辈子这姑娘在超市里替他付那五毛钱的时候也是这个语气——明明自己在腰疼得直不起身，还在担心他一个瘸腿老头子够不够钱买面。这辈子她十七岁，还没学会藏心事。她藏不住。
他睁开眼看了一眼桌上的台灯。塑料灯罩在夜灯中投出微弱均匀的橘色光晕，照亮了笔记本的封面。他伸手把台灯关掉，房间陷入沉沉的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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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眼。该睡了。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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