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套房的过户手续比蒋红兵预估的慢了五天。不是钱的问题——坤哥的款到得很快，契税和交易手续费一分不差。是房改房上市审批卡了壳。张秀英那套新港小区的房子，前夫老魏当年拿的是单位房改房产权，土地性质是划拨，上市交易之前必须补缴土地出让金，还得原单位盖章。老魏死了快两年，原单位橡胶厂的工会早就名存实亡，公章都不知道在谁手里。
蒋红兵跑了四趟橡胶厂，终于在厂办一个落满灰的铁皮柜里找到了留守人员的联系方式。对方是个快退休的老头，被叫回来专门处理遗留问题，一周只上两天班。蒋红兵蹲在厂门口等了一整个下午，才把那枚公章盖下来。盖完章他给江屿打了个电话，声音里有种脱力的庆幸：“小江，张秀英那套的上市审批过了。下周办过户，三套全部搞定。”
“周师傅那边呢？”
“昨天就过完了。老周拿到房产证之后在店里坐了很久，说他老伴透析的费用结清了，还剩了点钱，想请你们吃顿饭。我说你估计没空，他就把两瓶酒搁我这了，说是自己泡的杨梅酒，不值钱，让你尝尝。”蒋红兵顿了顿，“他还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早两年认识你。”
江屿拿着手机沉默了。这个五十多岁的退休工人说“最后悔”，是把他放在了和妻子性命同等的位置上。但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在三方交易里站在了中间，把一套没人要的房子卖给了一个有钱但不想露面的人，仅此而已。可对于周师傅来说，那八万五是透析单上多出来的好几个月时间，是和一个人继续吃几顿晚饭的可能。这种分量，江屿无法用商业逻辑去消化。他把话筒换了个手：“酒你留着喝。过户完了把发票和房产证拿给买家那边。”
蒋红兵应了一声正要挂，江屿叫住了他。
“周师傅那套房子里的旧家具——他说不带走？”
“不带走。他原话是‘看着难受，都扔了吧’。”
“先别扔。找老陈——让他去看一下那些旧家具能处理多少。能卖的卖，不能卖的让他当废品收走。卖的钱给周师傅送回去。”江屿说完挂了电话。
他站在出租屋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留下镇的街面上，五金店老板正往店里搬新到的电风扇——天热了。春天已经快过完了。他重生回来的时候是三月初，现在五月了。两个月。从三百四十块到经手三套房子的交易，从一个人都不认识到身边聚了周铭、蒋红兵、杨大伟、老陈、宋知意。这些人不是他招来的，是被一件接一件的事卷进来的。而事情还没完。
他拿起手机拨了老家的号码。
大姑家的座机，响了很久才接。电话那头是大姑的声音，沙哑干涩，带着一种被日子反复熬煮过的疲惫。她听出是江屿之后先是一愣，随即问他怎么想起往这打电话了。语气里带着几分本能的防备——大姑对所有人的电话都这样，她总觉得别人主动联系她不是来讨债就是来催命的。
江屿没有绕弯子。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姑，江波在杭城欠了十二万赌债，债主那边已经过了好几次催收，亲戚凑的钱全填进去了，还差一大截。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才传来大姑迅速变冷的声音，像是迅速把情绪压成了石头——“你打电话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江屿没有丝毫退让，继续说了下去：“他前天晚上在城西一个地下室赌场又输了五千。那五千块是我给他的——我让他选。他选了继续赌。”
这一次电话那头安静得更久。然后大姑的声音突然炸开了，不再是那句苍白的“江波不可能”，而是带着尖锐的、近乎失控的沙哑，质问他凭什么给自己儿子下套，凭什么逼他。
江屿没有提高音量，一字字地告诉她，他没有逼——他只是递了一把尺子。她儿子用这把尺子量出了自己的底线，一分不剩。
“他要是自己不坐到那张桌子前，谁拿枪顶着他脑袋都没用。”他说，“你现在还可以继续给他寄钱。也可以继续挨家挨户去借。但我想让你知道——我替他扛了十二万。他自己亲手又把这五千块砸在了牌九桌上。你省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在赌场里烧。你烧得越多，他死得越快。”
电话那头传来一下沉闷的声响——不是听筒掉在桌上，是膝盖磕在地板上的声音。然后大姑突然哭出来了，像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躯壳终于撑不住那层皮囊，年近半百的女人把自己蜷在地上，用最原始的声音哀求着，让他别说了。
“大姑，”江屿的声音终于放低了一些，不再公事公办，但也并不温情——到最后只是疲倦而平静的陈述，“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到底赌掉了多少。你要继续替他还也可以——以后我每个月会让人查一遍他有没有新的赌债。查到任何一笔，我都原封不动抄在纸上贴在你们村祠堂门口。”
他说完挂了电话，在窗前站了许久。楼下的五金店老板已经把电风扇全部搬进店里了，正在门口收纸箱。巷子里有个小孩骑着儿童自行车歪歪扭扭地经过，后面跟着一个提菜篮的老人。世界照常运转。
他没有报复的快感。清算不只是拿回属于输掉的一切。有些债算到最后，最痛的不是刀子本身——是亲眼看见自己护了一辈子的东西，原来从一开始就烂掉了。
他坐回桌前翻开笔记本，在“江波”那一页的最后一行补了一句：“大姑跪下了。告诉他妈他亲手撕碎了最后一张牌。”
然后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穿上外套。周铭半小时前发了一条短信，约他下午三点在四季青碰头。短信最后加了一句：老林那边有动静。江屿出了门。五月的阳光照在新长出来的梧桐叶子上，把整条巷子染成鲜绿色。
四季青依旧是杭城最嘈杂的角落。老林比他到得还早。这个金盛达的老板今天没穿那件皮夹克，换了件干净的蓝衬衫，袖口扣得整整齐齐，头发也理过了。整个人的状态和精神面貌都变了——可能是清完积压库存之后资金压力缓过来了，也可能是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站在周铭常驻那个档口门口，手里拿着一份牛皮纸档案袋，看见江屿第一句不再是“带没带烟”。
“江屿，有人想见你。”
“谁？”
“我小舅子。他在义乌做外贸库存生意，听说你们帮我清了两批死货，想跟你聊聊。”老林拍了拍档案袋，“他手里有一批外贸尾单——不是金盛达那种代工尾单，是外贸公司倒闭之后流出来的现货。牌子是国外的，款式是今年春夏的欧洲款，面料和做工都是出口标准。他吃不下，想找人一起做。”
江屿没有立刻接话，先问了句：“多少件？”
“两万六。卫衣、T恤、薄夹克，走欧洲超市的货。”老林把档案袋递过来，“样品和规格都在里面。你拿回去看——我小舅子说，价格好商量。条件是出货速度要快，资金一次性到位。他自己能消化八千件，剩下的一万八他想找合伙人分担。”
一万八千件春夏装，外贸正品，欧标面料。江屿在心里迅速估算了一下处置周期和资金占用。以周铭现有的渠道，这批货如果要快进快出至少需要分成三条路线——河南线、安徽线，还有一条新打开的江西线。如果三条线同时铺开，十五天能清掉一半。但一次性吃下一万八千件的货款需要多少钱？老林的小舅子要的是“一次性到位”，不是分批赊账。这种规模的现金流不是周铭垫得起的，也不是他自己目前能调动的。
“他想怎么合作？”江屿问。
“合伙。他出货源，你出渠道。利润五五开。”老林看着他的眼睛，“他说不急着让你答复——但最好在一个月内给个准信。这批货是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最大一批外贸正品尾单，他压不了多久。你不接，他只能拆散了卖给那些批发市场拼货的贩子。那个价格就打骨折了。”
周铭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等老林把话说完走了，他才从档口里拖出两把折叠椅，递给江屿一把。两个人在档口门口坐下来，面前是四季青永远川流不息的人潮——板车、三轮车、扛着蛇皮袋的搬运工、穿梭在档口之间比价拿货的二批商。所有的噪音混在一起，像一条奔流的大河。
“老江，你怎么想？”周铭的声音压得很低。
“货是好货。”江屿靠在椅背上，“问题不在货——在资金来源。要做到一次性吃进一万八千件，你现在的渠道得同时铺三条线。但铺三条线本身就要垫资——物流、仓储、客户预付的比例还没提上来。我们手里现在的现金不够。”
“我算过了。缺口大概四万。”周铭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账单展开——上面是他昨晚算的数字，“金盛达后续订单刨完成本大概还能再产出一万五左右的利。我们自己再凑两万不到。剩下两万——能不能用蒋红兵那边的尾款？”
蒋红兵手里还有三套房子的过户，坤哥是有后续合作意愿的。但风险敞口太大——如果这笔生意做砸，中间各个环节衔接出现问题，就会连累到别人的信任背书。江屿权衡清楚后让周铭先把渠道摸清楚，江西线确认稳了第一步就开走。
周铭把账单折好塞回口袋应下了。
“老江——你现在经手多少钱了？房子、服装、你那个堂兄的债——你替这么多人算了这么多账。你自己那套房子呢？”
江屿站起来，手插在口袋里，目光追着一辆装满货的三轮车直到它拐出四季青的大门。
“等这批外贸单清完。我给自己留一扇窗户。”
“哪的？”
“新港小区。”江屿说完转身朝外走，留下周铭坐在折叠椅上。他愣了一会儿然后咧嘴笑了——这个人嘴上说不急，其实心里早就是挑好了。新港小区是他和蒋红兵从老陈嘴里挖出来那套死过人的凶宅。没人抢，没人要。等这批外贸尾单回款，他自己的第一套房，将买到全杭城最低的价格。
杨大伟的作坊里切割机的声音在整条巷子里回荡。江屿到的时候杨大伟正在赶一批乡镇五金店订的推拉窗，铝材堆得比人还高。护目镜推在额头上，手套磨得露出指节，看见江屿进来把机器关了。
“老陈上午骑三轮车路过，说新港小区周师傅那套房子里的旧家具他处理完了。卖旧货的钱已经送到医院结了一部分透析费。另外在翠苑新村又摸到一户急售，也是小老板，做食品批发的——食品厂被卫生局查封之后欠了一屁股债。老陈说那家女人直接问他‘收废品的，这房子有人要吗’。他下周带房东来见我。”
江屿问是不是去年关掉的那家炒货加工厂。杨大伟怔了一下，烟差点从手指间滑下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江屿没有正面接话，只是让他先核实清楚产权信息和法院查封状态，然后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你那批铝合金推拉窗的订单，做完了没有？”
“快了。这批大概再有个两三天吧。”杨大伟被话题切换得有些莫名。
“做完这批，普通零散的订单暂时别再接了。有时间先把作坊里收拾干净，把设备保养一遍。那几张皱巴巴的资质材料再重新誊一遍，有条件的配上照片和图样——你就按建筑公司报审的标准来整。”
杨大伟张大了嘴，恍然大悟却又难以置信，压低声音问他是不是搞到工地的活了。江屿平静地告诉他城西马上要开工一个拆迁安置项目，土建总包方正在找合作分包门窗工程。他只嘱咐杨大伟把标书准备好，人随时会用。
杨大伟愣在原地片刻，然后猛地转身走回工作台前，从抽屉里把那几张资质材料重新抽出来，用力在桌面上拍平。这个动作里带着一种被压了很久的力量——他不是没本事做工程，是从来没人给他开门。现在门上有了一条缝，他要把每一扇窗户都擦到发亮。
当天晚上江屿在出租屋里翻看老林给的档案袋。样品照片是用胶卷相机拍的，洗出来之后贴在产品规格表旁边，每一项数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卫衣克重三百二，纯棉拉绒。薄夹克是立领防风面料，内衬网眼布。T恤是一百八十克精梳棉，领口有定型条。款式是欧洲超市当季的平价款，不花哨但耐看耐穿。
这种货在国内批发市场里属于降维打击——面料和做工比同期国产内销货高至少一个档次，价格又能压到和国产货同等的清仓价。关键是怎么合法地卖——没有品牌方授权，正规商场进不去。但周铭的渠道全是个体二批商、夜市摊主、乡镇集市老板，这些人从来不需要授权书，只需要好货和低价的单。一万八千件，如果按品类分包到不同省份的渠道，十五天内能走完七成。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老林手写的合作条款草稿——小舅子出全部货源，估价十二万。江屿一方出渠道和销售团队，利润五五开。两家先各拿两万作为保证金，货出清之后退保证金加分成。
他在笔记本上把这笔账重新算了一遍。十二万估值大致合理，但可以再压——老林小舅子是被库存压得喘不过气才找上门，主动权不完全在他那边。如果保证金能谈到各出一万五，资金缺口能从四万压缩到两万。两万，蒋红兵那边中介分成很快就会回一波。再加上金盛达后续订单的尾利，刚好填上。
他把笔放下，关了台灯。黑暗中躺在床上，脑子里最后浮现的不是数字，是大姑磕在地上的那声闷响。那个声音他听过——上一世他自己也跪过。跪在妈出殡那天冷得发硬的土地上。膝盖砸下去的时候，他以为那是在告别母亲。其实他告别的是他对“家族”这两个字的全部期待。他把眼闭上。五月了。马上就到六月毕业季。大学时代会正式结束。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两天后蒋红兵打电话说三套房的过户全部办完了。周师傅拿到全款之后去医院结清了透析费，还剩一笔钱够做半年的治疗。老许把翠苑新村的钥匙交了，带着老婆搬去城北租了一个更便宜的房子，服装厂注销了工商登记，女儿九月的学费打到学校账户上了。张秀英的六万块存折她捂在怀里捂了一路，从吴县坐车回去的时候在车上一直没敢睡觉。
“小江——周师傅说想请你吃饭，老许说有机会一定还你人情，张秀英让我转告你信佛的话要给你供个平安灯。”蒋红兵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笑声有点涩，“他们都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他们只知道房子卖出去了，钱到了，最难的时候有人伸了把手。那张秀英还跟我说——‘那个小兄弟，能不能帮我谢谢他？我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蒋红兵的声音哽了一下，“我做了八年中介。从来没被人这么谢过。”
江屿拿着手机停了片刻才开口：“蒋哥。以后这种事还会有。你做好心理准备。”
蒋红兵在电话那头又笑了一声。这次不涩了——是那种被磨了很久之后终于磨出韧劲的笑。他说他已经把店员招聘贴出去了。留下镇这条街，五金店旁边，他要开整个杭城西片最大的二手房交易中心。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被人从寒冬里拽出来之后重新燃起来的火气。
江屿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留下镇那条窄窄的街在午后的太阳下反射出柏油路面的光泽。五金店老板正在往橱窗里摆新的水龙头样品，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公用电话亭，穿校服的小学生放学了，边走边踢石子。世界正在以它自己的速度转动。
他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这一页上只有一个标题，三个字：毕业前。然后他在下面列了四条。
一，蒋红兵中介扩张计划。
二，周铭外贸尾单渠道三线铺开。
三，杨大伟门窗投标方案。
四，自己名下第一套房产——新港小区九栋，标了价格，圈了一道粗粗的红圈。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穿上外套。今天下午有一件事是他必须去的——去学校拿毕业证。他拖了这么久，学校教务处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来催。辅导员以为他要放弃毕业证，在电话那头劈头盖脸骂了他五分钟，说“你大四下学期一节课没上，是不是不想毕业了”。
江屿没解释。他只是在电话最后说了一句：我明天下午来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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