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兵建材开业后的第一个周六，江屿接到了一个电话。
不是周铭催货，不是蒋红兵汇报房源，不是杨大伟报工期。是老家的区号。他正蹲在店门口整理昨天刚到的中空玻璃样品，手机响了，屏幕上是那个他存了但三个月没打过的号码。他站起来走到店门外，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是邻居王婶的声音，急促慌张——她说他妈昨天去镇上赶集时被一辆摩托车蹭倒了，脚踝崴了一下，在镇卫生院拍了片子，骨头没断，但肿得厉害。医生说最好卧床静养。他爸不让他妈打电话，说儿子在外面忙。王婶是偷偷用他家座机拨的。
“小屿，你妈现在躺在床头，脚踝肿得像发面馍。你爸嘴上说没事，私下发愁得整宿在院子里溜达。你方便就回来一趟，不方便的话我来照料。”
江屿挂了电话，把刚搬进来的空玻璃箱一脚踢开，快步走到店后面。他拨通杨大伟的号码，请他立刻帮忙办两件事：第一，找留下镇上最好的骨科大夫把CT片子传真过去做二次会诊；第二，面包车明早空出来。然后他大步走进店后的办公室，拨了蒋红兵的手机——“蒋哥，明天跟我回一趟老家。带上你的车。”
他翻到父母那一页只写了一行最新记录：妈，脚踝伤，明天回家。
从杭城到老家的路不算远，一百多公里，但要翻两座山。蒋红兵开着他那辆跑了七八年的桑塔纳，底盘在坑坑洼洼的省道上颠得哐哐响。后备箱里装满了江屿提前买好的东西——一个电磁炉、一整套新被褥、几袋中老年奶粉和阿胶糕，还有杨大伟连夜让作坊里赶制的一把可折叠铝合金轮椅。杨大伟说买的不结实，这把是他亲自焊的，轮子用的是推拉窗剩下的静音滑轮。江屿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一帧帧倒退的稻田和村庄。这条路上一世他走过无数次——背着蛇皮袋走出大山去读大学，毕业第二年回家借钱给妈手术，妈死后回家奔丧跪在棺材前哭到失声。每一次走这条路，心里都压着不同的石头。这一次石头还在，但他不是来哭的。
车子拐进村口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刷着“要想富先修路”的白灰标语，树底下坐着几个纳凉的老太太。她们看见一辆桑塔纳开进来，纷纷伸长脖子——这村子一年到头难得来一辆四个轮子的车。江屿摇下车窗，一个老太太认出他，拍着大腿站起来说小屿回来了。消息传得比车轮还快。
车停在家门口。江屿家的房子还是那座老土坯房，墙根长了一层青苔，门楣上贴的春联褪得只剩白纸残片。院子里堆着晒干的红辣椒和几捆柴火，那口压水井的把手锈迹斑斑。他推开虚掩的木门，屋里的光线很暗，空气里有股膏药和艾草的味道。
他爸江厚德正蹲在灶台边熬草药。手里拿着蒲扇对着药锅轻轻扇，火光把他的侧脸照得忽明忽暗。他瘦了——比上次在杨大伟描述的“修灶台”时更瘦，颧骨凸得更高，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几分。听见脚步声抬头看见江屿站在门口，手里的蒲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扇，哑着嗓子说回来干什么，你妈就是崴了一下。
江屿没理他。他径直走到里屋，妈躺在靠窗的木板床上，左脚踝缠着纱布，肿得把纱布都绷紧了。床边小桌上放着一碗凉透了的粥，粥面上凝了一层薄皮，旁边是一包拆了封的止痛片和半杯白开水。她把受伤的脚往被子里缩了缩，好像在藏一件不该让人看见的东西，嘴上轻描淡写地说王婶就是嘴快，是摔了一下，拍片子骨头没断，过两天消肿就好了。江屿蹲下来借窗外的光仔细看那只脚踝，淤血已经从纱布边缘渗出来，皮下青紫一片，肿得皮肤发亮。他问她医生开的什么药。他妈说三七片。
他起身快步走出院子拨通杨大伟的电话。那头早已把CT片子传给杭城中医院的骨科主任看过，答复很确切——骨折线确实没有明显，但韧带损伤范围比较深，局部软组织挫伤严重，需要严格制动三到四周。江屿回到屋里轻声告诉她，杭城中医院的骨科主任看过她的片子，骨头没断，但脚踝的韧带有伤，要好好休息一个月。她刚要说什么，他已经把带来的被褥一床一床铺好，把枕头放下去垫高伤脚。蒋红兵帮忙把电磁炉和奶粉营养品一样一样从后备箱搬进来，摆在灶台旁边空置很久的木架子上。
灶台边的江厚德一直沉默着，直到蒋红兵要出门时他才忽然问江屿这几个月在杭城到底在干什么。江屿把红兵建材和红兵房产的事拣最简短的几句讲给了他听。他听完沉默了很久，抬头说，你大姑知道你来家没有。江屿说刚到。江厚德端着药锅站起来把药汤滤进碗里：“她要是来找你，就在堂屋说话。你妈得静养，不能让她进屋闹。”
不到半小时大姑就来了。不是走进来的——是冲进来的。院子里的鸡被她惊得扑棱棱飞到墙头上，一只母鸡打翻了她脚边的瓦罐。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碎花衬衫，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子重新刻过一遍，深得能夹住米粒。江波站在她身后，没敢进来，靠在院门口的木门框上，低着头，右手缺了半截小拇指的地方用创可贴缠着。人瘦得颧骨撑起整张脸皮，眼皮耷拉，身上那件花衬衫皱得不像样。
大姑一进门就冲到江屿面前。不是来寒暄的，不是来道歉的，不是来承认任何事的。她指着江屿的鼻子声音尖利得破了音，说江波现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欠十二万是被拉下水，他自己也是受害人。这个数字在农村是天塌下来的窟窿，她是实在没了办法，只能继续找江屿——说他现在在城里挣大钱了，都能开四个轮子的车回来了，这个债必须替江波扛。
江屿没有说话。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一沓单据排在桌面上。每一张都是原件的复印件——江波在坤哥场子里签的原始借据，十二万，有江波的签名和手印；债务转让协议，坤哥把债权正式转给江屿，盖了赌场的印章；然后是后续追记的两份新欠条，一份是在地下室牌九桌上输掉的五千块，手印歪歪扭扭；另一份是和一群骑红色摩托车的人混在一起时新借的三千块，签字潦草到连自己名字都写错了。每一张纸上都是她儿子的字迹，她儿子的手印，她儿子在赌场里亲手签下的名字。
大姑低头看着那些借据，手指开始发抖，不是愤怒——她在她儿子签下的那几行字里看到了熟悉的笔画。江波写字有一个从小到大的习惯，“江”字的最后一笔不是横，是往上翘的一个弯钩。这些借据上每一笔都是弯钩，她不可能认错。她猛地转过身冲出堂屋扑到院门口，把那张最上面标着“5000”的欠条直直戳向江波，问他这个弯钩是不是他的字。
江波靠在门框上，眼神躲闪，嘴角抽动了两下，试图推脱说这些都是江屿设的套。大姑没有听完。她扬起手劈头盖脸地扇了下去——不是一耳光，是好几下，每一巴掌都实打实落在江波头上、肩膀上、手臂上。这女人打了一辈子农活，手上的力气比一般男人都重，打得他节节后退直到后腰撞上门口的石墩，发出沉闷的痛呼。
“十二万——你骗我说欠的是债——你欠的是赌债！”她的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声音完全劈了，每吐出一个字都从喉咙里撕出一截，“我挨家挨户磕头借钱——我跪在你小舅家门槛上人家不给我开门，三伏天我在门口跪了半个钟头你知不知道！你拿着我借来的钱去赌！”
江波捂着头蹲在石墩旁边，不说话。大姑的哭声从最初的尖锐撕扯渐渐变得低沉混沌，她整个人滑坐在院子里的硬泥地上，不再打他，也不再骂他。她把那张欠条按在自己的膝盖上，用手掌反复碾着，像是想把上面的字迹活活碾碎。半晌她撑着石墩慢慢站起来，转身走回堂屋，把那沓借据放回桌上。她的声音已经完全哑了，像被榨干了最后一丝水分，对江屿说你替他还这十二万我不会再说一句不公平。她把自己这辈子最体面的一句话从牙缝里挤了出来——她认。江波欠的是他，债也在他手里。她只求他别把人送进牢里，她不配求。
江屿看着她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却依然倔强地挺着腰板站着。然后他把借据收进信封里，开口告诉她这十二万他可以暂时不起诉。但他有四个条件，不是给大姑提的——是给她儿子提的。
第一，从今天起不许再踏进任何赌场一步。第二，每个月至少付一千块按月还欠款——付多少账上就扣多少，一年后如果一分未还连同利息一起追溯。第三，所有还进去的钱扣除应偿本金利息之后，等额转进江波父母的养老存折，不该由她这年纪再去挨家挨户磕头。第四，她为他做的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替他还一分钱，不要再找他东躲西藏，不要再把自己的后半辈子砸在赌桌上。
大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堂屋里只剩下灶台上药锅余温炙烤草药残渣的细微声响。然后她慢慢转过身走到院门口，抓住江波的后衣领把他从石墩旁边拽了起来。她拽着他的衣领一步一步往自家方向拖。江波趔趄着被她拖过村口的老槐树，拖过那辆停在路边亮着银色车标的桑塔纳。几个纳凉的老太太都站了起来，没一个人出声。
下午江屿把铝合金轮椅打开放在床边，把妈从床上轻轻扶起来坐进轮椅里，让她试了试轱辘，说这是杨大伟亲手焊的，坐着舒坦。她怔怔地摸了摸扶手，惊叹大伟手这么巧。江屿蹲在她轮椅前面也伸出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干干净净，骨节分明，没有老茧。她看了好一会儿才把那只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江屿合拢手掌，轻声告诉她以后不用再省腊肉了，自己在杭城已经能站住脚了。
江厚德从灶台边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他没有走过来，只是倚着门框把他粗糙得像榆树皮似的手反复在裤子上摸蹭，说大姑刚才那顿打他听见了，从头到尾没出过手，也没劝过一句。又问江屿那十二万打算怎么收。
“按月收。江波这辈子第一次签按月还款，比赢钱难受。”江屿站起来把膏药盒放进床头柜里，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辆停在暮色里的桑塔纳。蒋红兵靠在车门上正低头写着什么——大概又在画他下一步的房源拓展计划。
当晚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乡下的夜空比城里干净，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空气里有稻草和泥土的气息，混着隔壁飘来的炊烟味。他拿着手机挨个回电话——周铭在四季青刚跟一个安徽客户谈妥后续订单的付现比例；杨大伟报告明天有三十几扇窗要安装，已提前把设备和材料备妥在面包车上；宋知意用蒋红兵店里的座机打过来简单说了句店里今天一切正常，样品间衣架有颗螺丝松了，她已经拧好，其他一切按部就班。
他挂了电话，在老家的院子里站了很久。明天回杭城，还有很多事要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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