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尾巴被人踩住了。
已经九月了，暑气还赖着不走。空气黏稠得像熬过头的红薯糖稀，贴在皮肤上，揭都揭不下来。东岭这座南方城市，被腥热的气浪捂得严严实实，梧桐叶子耷拉着，像被抽了骨头，连蝉鸣都有气无力——那些蝉大概是喊哑了嗓子，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嘶嘶声，像破风箱漏气。
李东进从火车站出站口挤出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块刚从蒸笼里取出的发糕，浑身冒着白气。两天一夜的硬座，他蜷在座位底下，腿伸不直，腰直不起，骨头缝里都渗着绿皮车厢那股子混合味儿——旱烟的焦臭，咸菜的馊酸，脚丫子的腥咸，还有不知谁打翻的暖水瓶里淌出的铁锈水味儿。那些味道钻进衣服里，钻进头发里，钻进鼻孔里，怕是洗三天都洗不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布鞋，鞋面上沾着一片不知谁吐的瓜子皮，他弯下腰，用手指轻轻弹掉。那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他肩上扛着行李卷儿。麻绳勒进肩膀，硌得生疼。行李卷里裹着一条薄被——棉絮是去年的，母亲说今年来不及弹新的，等明年吧；两件换洗的褂子，袖口打着补丁，针脚密密麻麻，是姐姐熬了三个晚上缝的。他记得姐姐缝补丁时的样子，煤油灯下，她的脸一半亮一半暗，针线在手里飞快地穿来穿去，偶尔停下来，把针在头发上蹭一蹭，再继续。她蹭针的时候，头微微侧着，眼睛眯起来，像是在想什么心事。那双布鞋，千层底，母亲纳鞋底的时候，麻绳把手指勒出血印子，她用嘴嘬一嘬，接着纳。他想着母亲嘬手指的样子，嘴唇微微撅起，眉头轻轻皱着，那血印子红红的，细细的，像蚯蚓爬过的地方。
还有二十个煮鸡蛋，用旧报纸包了三层，又裹了一块蓝布——姐姐说，路上吃，到了学校还能顶几天。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别处，不敢看他。他知道，家里母鸡这半个月下的蛋，全在这儿了。那些鸡他认得，一只芦花，两只黑爪，还有一只黄母鸡，总是蹲在墙角下蛋，下完了就咯咯咯地叫，叫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出站口外头是一片人海。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地响，像一锅炒豆子炸开了锅。公共汽车冒着黑烟，喇叭摁得震天响，那声音又粗又蛮，像一头受了惊的老牛。有人扯着嗓子喊“擦皮鞋嘞——”，有人举着牌子接站，有人蹲在路边吃西瓜，瓜皮扔在地上，绿头苍蝇嗡嗡地打转，趴在上面搓着两只前脚，像在开会。热浪从地面蒸腾起来，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味儿——汽油味儿，汗水味儿，西瓜汁水招来的甜腻腻的臭，还有女人们头发上的桂花油味儿，男人们腋下的狐臭味儿，婴儿屁股上的尿骚味儿——那些味道搅在一起，揉成一团，劈头盖脸地砸过来，灌进他的喉咙里，呛得他直想咳嗽。
李东进站在那儿，两只脚像钉在了地上。
他的心悬起来了。不是跳得快，是悬——像被人从腔子里一把摘出来，吊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在村里当过记工员，在生产队的场院里见过上千人开大会，他以为自己见过世面了。可这会儿，他站在这里，四周全是陌生人，全是听不懂的口音，全是不认识的路——他忽然觉得自己小得像一只蚂蚁，像麦地里随便一捻就死的那种小黑蚂蚁，像茅坑边上爬的那种红屁股蚂蚁，谁都能踩死，谁都不会在意。那种感觉从脚底升起来，顺着腿往上爬，爬到肚子里，爬到胸口，爬到喉咙口，堵在那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他想起七岁那年发大水。洪水从上游冲下来，黄汤汤的水，裹着树枝、死猪、门板，从他家门前滚过。他趴在门板上，顺着水流漂，四周什么也抓不住。他喊娘，喊不出声；他哭，眼泪被雨水冲走。水面上漂过一棵连根拔起的小树，树根像一团乱发，张牙舞爪地伸着。他伸手想抓，没抓住。后来是爹撑着船把他捞上来，他趴在船底吐了半天的水，吐出来的水比喝进去的还多。吐完之后，他躺在船底，看着天上灰蒙蒙的云，云在动，船也在动，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那天晚上，他发高烧，说胡话，娘守了他一夜，用湿毛巾敷他的额头，一遍一遍地敷，直到天亮。娘的手凉凉的，软软的，敷在他额头上，像一片云。
此刻，那种怕，又回来了。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火车站的门楼很高，青砖砌的，砖缝里长着几棵狗尾草，在风里摇。那草细细的，弱弱的，却还在那儿长着。门楼顶上有一口大钟，钟停了，指针永远指着四点二十分——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四点二十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的。他盯着那口钟看了很久，想着那个停摆的时刻，那会儿他在干什么？也许在地里干活，也许在煤油灯下看书，也许正躺着想心事。世界很大，大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
门楼正中央挂着毛**的巨幅画像，老人家慈祥地望着前方，微微笑着，像是在说：孩子们，别怕。底下写着“****毛**万岁”几个大字，红漆描的，在暮色里泛着光——那光是暖的，像家里灶膛里的火光，像娘的眼睛里的光。那光从门楼上照下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心上。他忽然觉得，那光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又好像是从他自己心里发出来的。
李东进的心，落回了腔子里。
他把那几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像小时候念课文——毛**万岁，毛**万岁，毛**万岁。念着念着，舌头底下泛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像是咸的，又像是甜的，还带着一点点涩。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只是觉得，念完之后，心里就踏实了。念完了，他又在心里加了一句：毛**保佑，我一定好好念书，不给咱庄稼人丢脸。
然后他紧了紧肩上的行李卷儿，抬脚走进了那片陌生的声浪里。
西华师范学院在城西，要从火车站坐一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再走二里地。他不知道。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像举着一面旗帜，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他问了五个人。
第一个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白衬衫，骑着自行车。他刚开口，那人就皱了皱眉，摆摆手，蹬上自行车走了。那人皱眉的时候，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像核桃上的褶子。那人听不懂他的北方话，他也听不懂那人咕哝了一句什么。
第二个人是个年轻姑娘，扎着两条辫子，挎着一个布包。她停下来听他说完，然后叽里咕噜说了一串，用手指了指东边。她指的时候，胳膊抬得很高，袖子滑下来，露出一截白白的手腕。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什么也看不出来。
第三个人是个卖冰棍的老头，推着一辆白色木箱车，箱子上写着“光明棒冰”四个字。老头正在吆喝，见李东进凑过来，以为他要买冰棍，笑眯眯地掀开箱子上的棉被。冰棍躺在里面，冒着白气，一根根像白色的棺材。那老头的笑很和气，眼睛里却有一点失望，一闪就过去了。他摇摇头，掏出录取通知书，指指上面的地址。老头看了看，摇摇头，把棉被又盖上了。盖上棉被的时候，老头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惋惜什么。
第四个人是个戴红袖章的老太太，拿着一个小红旗，正在维持秩序。她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他听懂了几个词——“那边”“问人”“不知道”。她说“不知道”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了撇，像是有点抱歉，又像是有点不耐烦。
第五个人是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放着一个煤炉子，炉子上架着一口黑铁锅，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茶叶蛋，冒着热气，飘着香味。那香味钻进他鼻子里，他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那香味里有酱油的味道，有八角的味道，有茶叶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香，像是从他记忆深处飘出来的。
他走过去，蹲下来，把录取通知书递给她。
老太太接过通知书，凑近了瞅了瞅。她的眼睛浑浊得像蒙了一层雾，但看东西的时候，那雾就散开了。她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念。她又抬眼看了看他，问：“新生？”
他点点头。
老太太笑了，露出几颗豁了的牙。那牙豁得像老玉米，一颗一颗的，稀稀拉拉。她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像一张揉过的纸。
“我一看就知道，”她说，“新生都这个样，懵懵的，像刚出壳的小鸡。”
她把通知书还给他，用手指着前头：“你顺着这条街一直走，走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有个公交站，坐一路车，坐到终点站，下了车再往前走二里地，就到了。”
她把那几句话说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像是怕他听不懂。她说话的时候，手一直指着前头，指一会儿，放下，又指起来。
他把那几句话在心里念了三遍——一直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一路车，终点站，二里地。
“谢谢大娘。”他说。
老太太从锅里捞出一个茶叶蛋，用一张草纸包了，递给他：“路上吃，尝尝南方的蛋。”
他想说他带着鸡蛋呢，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接过蛋，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那布包是娘用一块旧蓝布缝的，缝得密密实实，口子上用一根细麻绳扎着。他解开麻绳，想掏钱。
老太太摆摆手：“不要钱，算我请你的。我孙子今年也考大学，没考上，明年再考。看见你，就想起他。”
她的手摆得很用力，像是怕他不信。她说起孙子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李东进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捧着那个热乎乎的茶叶蛋，像捧着一团火。
“去吧去吧。”老太太挥挥手，“好好念书，别给咱庄稼人丢脸。”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老太太还坐在那里，守着那口黑铁锅。暮色里，锅里的热气往上冒着，变成一团朦胧的白，把她的脸也罩住了，只剩下那双浑浊的眼睛，还在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他说不清楚，只是觉得，那目光一直跟着他，走了很远很远。
他把茶叶蛋吃了。
是甜的。
南方的蛋，是甜的。
公交车挤得满满当当，像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把行李卷儿举在头顶上，一只手拽着车厢里的铁杆子，身子随着车晃来晃去。车厢里塞满了人，前胸贴后背，后背贴前胸。他能感觉到身后那个人的心跳，一下一下的，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衫，传到他背上。有人踩了他的脚，回过头瞪他，他说对不起——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对不起。踩人的是他，被踩的是他，说对不起的也是他。在这座城市里，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学着点。
车窗外的街道一截一截往后退。楼房、电线杆、梧桐树、贴着大字报的墙、穿着花裙子的姑娘、推着冰棍车的老头、排着队买豆腐的人、蹲在路边下棋的人……一切都很新鲜，又很陌生。他看见一个标语，写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把那几个字记在心里，像小时候记领袖精神文摘那样。他看见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裤脚大得像两把扫帚，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小录音机，放着“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那歌声软软的，糯糯的，像糯米团子，钻进他耳朵里，痒痒的。他盯着那个年轻人看了很久，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有一辆自行车，也能有一台录音机，也能这么自在地骑着车，听着歌，在大街上穿行。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西华师范学院的大门。
大门是铁的，漆成深绿色。漆皮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的铁锈，红褐色的，像干涸的血。他伸手摸了摸那铁锈，粗糙的，涩涩的，有股铁腥味。门两边各有一棵法桐，长得又高又粗，枝叶搭在一起，像一扇天然的拱门。法桐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边缘卷起来，像老人的手。他仰头看着那些树，树冠很大，遮住了半边天。有风从树叶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轻柔得像耳语。
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穿着蓝布制服，戴着老花镜，正坐在传达室里看报纸。报纸举得很高，遮住了他的脸，只露出两只手——手背上青筋暴起，像一条条蚯蚓。李东进敲了敲窗户，老头放下报纸，露出脸来。那是一张被皱纹切割成无数小块的脸，像干涸的稻田。他摘下老花镜，眼睛眯起来，打量着李东进。
“新生？”老头问，“提前来的？”
李东进点点头。
老头说：“宿舍还没开，你先去招待所住两天。”看他愣着，又补充了一句，“往里头走，第三排楼，左拐，有个小院子，门口挂着牌子。”
老头的语气很平淡，像是每天都要说无数遍这样的话。但他说完，又看了李东进一眼，那一眼里有种东西，像是好奇，又像是别的什么。
李东进谢过门卫，往里走。
校园里很安静。梧桐树遮天蔽日，把夏末最后的热气挡在外头。蝉还在叫，叫得有气无力的，像是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走过一排排楼房——教学楼，图书馆，他不知道是什么的房子。每走一步，他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就是大学。他梦了八年的大学。
八年了。
十六岁高中毕业那年，公社推荐工农兵学员，没有他的份。他站在公社门口，看着那张大红榜，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看了三遍，没有自己的名字。回去的路上，他走得很快，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甩在身后。
十七岁，开始劳动，每天挣八个工分。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往远处看。远处有一条公路，偶尔有汽车开过，扬起一片尘土。他不知道那些汽车开往哪里，但他知道，那是他要去的地方。
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五年劳动，三年高考——七七年恢复高考，他考了，差十五分。七八年再考，差八分。七九年三考，终于够了，超过了录取线二十三分。
五年里，他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趴在被窝里看书。煤油灯熏得鼻孔都是黑的，早上起来，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有一次，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两个黑黑的鼻孔，像两个小烟囱。他笑了，笑完又想哭。
母亲心疼灯油，但从不拦他。她只是每天夜里，在隔壁屋里，轻轻地咳嗽。那咳嗽声很轻，像是怕打扰他。
姐姐给他纳鞋底，一边纳一边说：“弟，你考上了，姐供你。”她纳鞋底的时候，针在头发上蹭一下，再扎进鞋底里，嗤的一声，拉出来，再蹭一下，再扎进去。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像钟摆。
弟弟还小，不懂事，只知道哥哥每天晚上点灯，他睡不着，就嚷，姐姐就捂他的嘴。他被捂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李东进，像是在问：哥，你在干什么？
五年里，多少人说“别考了，考上也供不起”。母亲就说一句话：“供得起，砸锅卖铁也供。”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心里。
有人背地里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母亲听见了，也不争辩，回来跟他说：“咱不跟人家比嘴，咱跟人家比志气。”她说这话的时候，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手心暖暖的，有点糙。
五年里，他写了三大本日记。每一本的都写着同一句话：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现在，他站在这里。总有一天，到了。
他站在校园中央，环顾四周。暮色越来越浓了，天边最后一点红光正在消失。教学楼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黄的，白的，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外面的空地上。有人在教室里走动，影子从窗户上滑过，一个，两个，三个。他看不见那些人的脸，但他知道，那些人，将是他未来的同学。
他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正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身后是那片黄土地，是他长大的地方，是母亲、姐姐、弟弟、老黄牛、村口的大槐树，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身前是这座城市，这所大学，是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人和事。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但他知道，他必须往前走。
招待所在一排平房里。一个胖胖的女人把他领到一间四人住的房间，说一晚上五毛钱。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小小的，说话的时候，下巴上的肉一颤一颤的。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个布包，解开麻绳，里头是三十块钱——十块的有一张，五块的有两张，剩下的都是一块、两块、五毛的，叠得整整齐齐，按票面大小排着。那是母亲一张一张叠好的，每一张都被她抚平了边角，像对待什么宝贝。
他数出五毛钱，递给那个女人。然后把布包重新扎好，塞回贴身的衬衣口袋里，用手按了按，确定它还在。那布包贴着胸口，硬硬的，带着他的体温。
房间里有三张床已经住了人。靠窗的那张空着，铺着草席。草席是黄的，边角磨得发白，有几处破了，露出底下的稻草。他把行李卷儿放上去，坐在床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窗外的天正在黑下去。最后一抹晚霞贴在天边，红得像火烧，像老家灶膛里烧红的柴火。他看着那抹晚霞，想着家里的灶膛。每天这个时候，母亲该烧火做饭了。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把她的皱纹照得格外深。
他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就那么看着窗外。
房间里有人在打鼾，声音粗粗的，像拉锯。有人翻了个身，床板嘎吱响了一声。有人的脚臭飘过来，混着屋子里本来就有的霉味，咸咸的，酸酸的。
他默默地坐着，想着明天，想着后天，想着以后的日子。
他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但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从东边。
人往东走，太阳从东边出来，有盼头。
母亲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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