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渠不是一句空话。
陈默花了三天时间勘察南阳城外的地形。城西有一片平地，土质肥沃但缺水。最近的河流在两里之外，中间隔着一道土坡。如果能从河湾处开一条渠引水过来，至少能灌溉两千亩地。两千亩地，按明末的亩产算，一年能多打四千石粮食。养五百个兵绰绰有余。
但修渠需要投入。人力、工具、材料，算下来至少需要一千两银子。他手里只有四百两。
“借钱。”陈默在账本上写了两个字。
“跟谁借？”赵铁柱瞪大了眼，“咱们这穷地方，谁有一千两借给你？”
“不是借一个人的。是借所有人的。”
陈默的办法是扩大水泥券的发行范围。上次给百姓发水泥券换粮食，本质上是一种实物信用。现在他把这个模式升级了：发行“渠票”，一张渠票一两银子，修渠完工后，持票人可获得灌渠灌溉权十年，外加十袋水泥的购买优惠。富商、地主、甚至普通农户，都可以买。
赵铁柱听完傻了半天：“老陈，你说慢点。我怎么听着有点像骗钱？”
“不骗。渠修好了，水引过来了，他们的地灌上了，银子就不是银子了，是水。这个叫融资。在大明没有这个说法，但道理是一样的。”
当天陈默就让杨清源，不对，杨清源还没入伙。他自己写了渠票样张，让胡老三去找县城的几个大商户。
第一个响应的是城北的布商刘永年。他有一百亩旱地，年年盼水盼不来。看到渠票，二话不说买了五十张，掏了五十两银子。
“陈百户，”刘永年说，“我不信渠票，我信你。一只虎的脑袋还在城门口挂着，南阳百姓欠你一条命。你要是骗我，那就当我还了这条命。”
然后是粮商、药材商、两家地主。五天后，一千两银子凑齐了。
陈默把银子全部换成粮食、铁锹、箩筐和水泥，在城门口贴了告示招工。工钱日结，一天管三顿饭。来应征的流民排成了长队，挑了两百个青壮。这些人干完修渠的活，修完渠陈默没打算放他们走。
“修渠是第一步，”他跟赵铁柱说，“修完渠，这些人里最好的会留下来当兵。”
“那其他人呢？”
“屯田。灌渠灌溉的地，拿出一半分给退伍的兵和流民。有了地他们就不是流民了，是自耕农。自耕农交粮纳税，粮养兵，税修城。这叫正循环。”
赵铁柱听不太懂，但他信。
修渠开工的那天，陈默站在河湾边上，看着两百多人挥着铁锹挖下第一铲土。他身后站着赵铁柱、老孙头和沈月如。
沈月如是来看热闹的，但看着看着就发现不对了。
“你修渠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她指着图纸，“别人都是从低往高挖，你是从高往低。但这条坡的走向，从高往低会多绕三里路。你图什么？”
“图水能流到更多的地方。绕三里路，多灌五百亩地。三年多打的粮食，够把多花的工钱赚回来十次。这不是修渠，是投资。”
沈月如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一个月后，渠成了。
河水顺着水泥衬砌的渠道一路流进干渴了不知多少年的旱地，沿途分出了六条支渠八条毛渠。水流过的地方，泥土变成了深褐色，那是吸饱了水的颜色。田里的老农蹲在渠边，捧起一把湿泥凑到鼻子跟前使劲闻了闻，然后嚎啕大哭。
南阳的百姓开始叫这条渠“陈公渠”。
陈默没在意这些，他在算账。灌渠灌溉面积两千两百亩，第一季就能多打四千石粮食。按一成收水费（他管这个叫水费，实际上就是灌溉税），一年就是四百石粮。够再养一百个兵。
与此同时，水泥窑也扩到了四座。胡老三忙得脚不沾地，每天蹲在窑口数银子。县城修城墙的工程完成了大半，富商们开始用水泥修宅子修仓库，销量稳定增长。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直到那天沈平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孙世仁明日到县衙，以违制之名查封水泥窑。速做准备。”
赵铁柱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脸涨得通红：“查封？他凭什么查封？窑是我们的窑，银子是我们自己赚的，没花他一分钱！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
“他怕了。”陈默把信叠好，语气平静，“之前他不怕，是因为他觉得我只有几十个兵成不了气候。可现在我有了渠，有了窑，有了二百人的队伍和南阳百姓的民心。再不扼住我的咽喉，他就管不住我了。”
“那怎么办？”
“让他封。”
赵铁柱愣住了。
“他封的是窑，不是技术。水泥怎么烧，在我脑子里。烧水泥的人在我们营里。他封掉窑，我们再建。他封一次，我们建两次。他封两次，南阳百姓就知道是谁在断他们修墙修渠的路。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淹了。”
陈默站起来望向窗外。营房外，新兵们在操场上练着队列，口号声整齐有力。修渠的工地上还飘着炊烟。
“铁柱，在大明这个年代，权力不是皇上给的，是自己挣的。孙世仁的权是吃空饷吃出来的，根基是虚的。我们的根基是什么？”
赵铁柱想了想：“兵？窑？渠？”
“都不是。”陈默指了指窗外那些练兵的、修渠的、烧窑的人，“是他们。是每一个靠我们吃饭的人。”
“只要这些人在，孙世仁封什么都封不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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