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车在盘山公路上晃晃悠悠地开着，车窗外，夕阳已经沉到了山脊后面，只剩天边一抹暗红色的余烬，把山峦的轮廓镀上一层将熄未熄的金边。车厢里没几个人——除了我和司机，就剩后排一个抱着蛇皮袋打瞌睡的老太太，和一个戴着耳机听收音机的中年人。收音机里播的是天气预报，说明天全省有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司机把收音机调到了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河北梆子从喇叭里传出来，唱的是一出《大登殿》，和老宅堂屋里姥爷那台收音机里放的同一出戏。
我把手伸进领口，摸了摸那个红布袋。桃木牌和铜钱安安稳稳地贴在胸口，温度不高不低，像一只粗糙的老手轻轻按在那里。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这半个月的画面——东厢房门缝里透出的气味、月光下那双并排放在门后的绣花鞋、王婶在老槐树下梳头时辫梢上的红头绳、顾素珍指甲划过水面时钵中映出的那扇开着的门、法坛上纸铜钱自己弹起来时“引”字朱砂红得发亮、姥爷把桃木钉敲进门槛时锤子砸空的那一声闷响。这些画面像一叠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地在我脑海里滑过，每滑过一张，胸口那枚铜钱就微微跳一下，像一个沉默的回应。
“前面那个路口停一下。”我忽然开口对司机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大，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回荡了一下。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打了右转向灯。客车缓缓靠边，在盘山公路一个凸出的观景平台上停稳。车门打开时司机回头叮嘱我快点，车不能停太久，天黑之前要赶到县城。我下了车，山里的凉风迎面扑来，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观景平台不大，水泥栏杆上刷着白漆，已经被山里的雨水冲得斑斑驳驳。栏杆外面就是深谷，谷底那条河在暮色中泛着暗银色的光，像一条被拉得极长的蛇蜕。
我站在栏杆前，从这里刚好能看到山谷对面的那座山，山脚下那片灰瓦白墙的村落——姥爷的家，妈妈的家，我每年暑假都要回来的地方。夕阳最后的余晖落在水库的水面上，把整片水都染成了橘红色，像一面巨大的铜镜躺在山坳里。水中央有一个极小的黑点，静止不动——那是罗三爷的船。他每天傍晚都划到水库中央，把马灯挂在船头，然后在船上坐到天黑。姥爷说他不是在发呆，是在看水。水底下有他要看的东西。我看着那个黑点，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冲动——想喊一声，想挥挥手，想告诉那个坐在船上的老人，我要走了，明年还会回来。但我没有喊，也没有挥手。我只是把红布袋从领口里拉出来攥在手心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视线从水库的方向往左移了一点——移到了水库大坝上方那片石崖上。那片石崖我认得，姥爷说过那是水浸祠正上方的位置，崖壁上刻着三个字：“半山居。”
石崖上站着一个人。不是罗三爷。罗三爷在船上。也不是姥爷。姥爷刚才还在村口老槐树下，竹扫帚靠在树干上。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老人，头发全白，梳得一丝不苟，背微驼但站得笔直，像一棵在崖顶站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老树。他面朝山谷的方向，面朝村子的方向，面朝水库的方向，两只手交叠在一根黑色的藤杖上。山风吹起他的衣角，灰布长衫在暮色里微微翻飞，像一面褪色的旧旗。他站得太远了，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不是那种偶然扫过的目光，而是一种沉稳的、笃定的注视，像一个人等了很多年，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人，然后远远地、安静地看着他。
我想起了铁蛋说的那个故事。赵哑巴在地上画的那些圈，不是圈，是水底的旋涡。那些旋涡一圈一圈地往下转，转到最深处，是一扇门。我忽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那扇门真的存在，如果那扇门真的有一天会打开，那么站在门前第一个人，会是谁？是姥爷？是顾素珍？是那个坐在石轿里等了三百六十年的女人？还是——我。
我举起手朝那个方向挥了一下。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轻得像在跟一个熟人打招呼。那个人没有动。我正要把手放下来，他动了——很轻很轻地动了一下，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微微抬起，在黑色藤杖上轻轻叩了两下，像一个人在跟另一个遥远的人隔空敲了敲同一扇门。那个手势太轻微了，轻微得我差一点就以为是风吹动了他的衣袖。但山风在那个瞬间恰好停了，崖上的树叶全部静止，他长衫的衣角也垂了下来，只有那两根手指在藤杖上叩着——叩、叩。两下。
然后他转身走了。转身时我看到了他长衫背后绣着的东西，在最后一缕夕阳里闪了一下——不是字，不是图案，而是一个极淡的暗纹，颜色和衣料几乎融为一体，只有角度对的时候才能看清。那是一个八卦。和姥爷供桌下面那面镜子上刻的一模一样。
客车重新发动，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往山外驶去。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往后看，山谷对面的石崖已经缩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融进了深蓝色的暮霭里。水库的水面也看不到了，只有那条被夕阳染成暗红色的河在山谷里蜿蜒，越来越细，越来越远，最后被层层叠叠的山峦吞没了。我转回头，把铜钱从红布袋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铜钱上的“顾”字在昏暗的车厢里看不清，但那个歪歪扭扭的刻痕硌着我的指腹，每一道毛糙的笔画都清清楚楚。铜钱是温的，桃木牌也是温的。我把它们重新放回红布袋里，拉紧抽绳，塞进领口。红布袋贴着胸口的位置，在皮肤上印出一个极轻极轻的圆——铜钱形状的圆。那个圆在黑暗中微微跳了一下，像一个回应。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城市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路灯和霓虹灯把窗户照得通亮。我妈在厨房里热饭，我爸在客厅看电视，一切和半个月前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好像这十五天只是一场梦。但我把行李袋拉开时闻到了艾草的味道，那是姥爷塞在我衣服里的那包干艾草，被衣料裹了一路，清苦的香气已经渗进了每一件衣服的纤维里。我把那面八卦镜从行李袋最深处翻出来，用蓝布包着放进我妈卧室的衣柜顶上。我妈问那是什么，我说是姥爷给的镜子，挡煞的。她愣了一下，然后没说什么，只是把衣柜门关上，又打开看了一眼，确认镜子稳稳当当地摆在那里。
夜里，我躺在自己那张比老宅西屋软得多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城市的夜太吵了——楼下有汽车经过，隔壁有人在放电视，窗外的空调外机嗡嗡地转着。但在这所有的声音里，我听到了一个极其微弱的、几乎不存在的声响。不是哭声，不是脚步声，不是指甲划过木板的声音。是指节轻轻叩击木板的声音。叩、叩。两下。和我挥手时那个站在石崖上的人用手指在藤杖上叩出的节奏一模一样。
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手不自觉地摸向胸口。桃木牌和铜钱安安静静地躺在红布袋里。但这一次，铜钱是凉的。不是那种在夜晚自然冷却的凉，而是像有人刚从井底把它捞上来，冰凉的井水还在顺着铜锈的纹路往下滴。我把铜钱翻过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到“顾”字那道歪歪扭扭的刻痕里似乎多了一小撮细碎的粉末，灰白色的，像极了老槐树根上那些被梳下来的头发的颜色。我用手指轻轻一碰，粉末散了，落在掌心里凉丝丝的，像很久以前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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