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上的水渍干了的第二天，我妈在饭桌上宣布了一件事。
“你姥爷来信了。”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是镇上的，日期是三天前。姥爷不会打电话——村里小卖部的公用电话他只用过一次，就是暑假结束前我妈打过去的那一回。他嫌电话费贵，又嫌对着一个塑料盒子说话别扭，宁愿写信。我妈说姥爷的信和他的人一样，惜字如金，一年到头也写不了几封，偶尔来一封，内容比电报还短。
我放下筷子，把信封拿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信封上的字是毛笔写的，姥爷的笔迹我认得——他以前在村里替人写春联，一手楷书端端正正，横平竖直，像他用竹扫帚在青石板上画出的线。可信封上的字和春联不一样，笔锋很急，有几个字的末笔拖得老长，像写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
我妈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是从姥爷那本旧黄历上撕下来的，背面印着“某月某日，宜祭祀、嫁娶；忌动土、出行”，正面是姥爷用铅笔写的字。铅笔字很淡，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了，但每一个字都用力很重，重到信纸背面都凸起了印子。
我妈看完信，眉头皱了一下，把信纸递给我。信很短，只有四行：
“洛安吾孙，见字如面。你走后第三天，东厢房的桃木钉掉了一根。天枢位的那根，自己从孔里退出来了，掉在门槛上。木钉没有烂，也没有虫眼，好好的。我想不通。”
“你大爷爷听说后来看了一趟，他说这枚钉子不是被顶出来的，是被里面的东西吸出来的。桃木钉吸了二十年怨气，饱和了。他让我告诉你：你在城里也要当心。那枚铜钱是钥匙，你拿着钥匙，门就能找到你。”
“附上一张符，是你大爷爷用朱砂画的，贴在你卧室门框上。不要贴在窗户上，窗户朝外，贴了没用。符纸贴好后三天内不要揭，不要碰水。”
“姥爷字。”
我把信看了三遍。每一遍看到最后一行，后背的凉意就往上爬一寸。“门就能找到你”——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反复转，像一颗被投入井里的石子，一圈一圈地荡开涟漪。门怎么找人？东厢房那扇门在老宅里，老宅在村里，村子在几百公里外的山坳里。一扇门怎么能穿过盘山公路、穿过城市的高楼、穿过学校门口的保安亭，找到我？
我把信翻过来看背面。黄历上的日期是“农历九月十三，宜祭祀、嫁娶；忌动土、出行”，旁边还有一行铅印的小字，是黄历原版的每日宜忌补充：“是日冲兔煞东，犯之者，主口舌是非，夜不安寝。”姥爷选择从这一页撕下信纸，也许只是随手一撕，也许不是。
信封里还有一样东西——一张叠成三角形的黄符纸，用红线扎着，红线的结扣上缀着一颗极小的桃木珠。我把符纸展开，朱砂画的符文笔画极细极密，从头到尾一笔写成，没有断笔。最下面那个字我认得，是一个“安”字，和桃木牌上刻的那个“安”一模一样的字体，连最后一捺微微上挑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你大爷爷的手艺。”我妈看着符纸说，“他年轻时候在村里画符是出了名的。你姥爷说他一辈子没出过村，但他的符被外乡人带到过很多地方。有的贴在家里挡煞，有的叠成三角形戴在身上保平安。你小时候百天宴，他还专门给你画过一张长命符，用红布包了缝在你枕头里，一直睡到三岁。”
“那张符还在吗？”
“你三岁那年发了一次高烧，烧了三天不退。你爸把符从枕头里拆出来，发现朱砂不知道什么时候全化了，符纸上只剩下些灰白色的印子。你姥爷说那是符替你挡了一道灾。后来病好了，你大爷爷又画了一张新的寄过来，就是你脖子上那块桃木牌——他把符文刻在桃木上了，说木头比纸扛得久。”
我低头看了看胸口。桃木牌安安静静地贴着皮肤，温度如常。铜钱挨在木牌旁边，凉意已经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细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震动，像一枚小小的音叉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余音还在木纹和铜锈之间来回弹跳，久久不散。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姥爷信上说东厢房的桃木钉掉了，是“我走后第三天”的事。算一算日子，那天正好是我在观景平台上看到石崖上那个灰衣老人的同一天。
我把符纸按照姥爷的嘱咐贴在卧室门框上——门框正上方，面朝室内，不贴在窗户上。红线扎的桃木珠垂下来，刚好碰到门框上沿。贴好后我退后三步看了看，符纸在门框上微微反光，朱砂的红字在白炽灯下显得格外扎眼，像一道刚划出来的新伤口。
我妈站在我身后，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你姥爷信上说的‘门’，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说。但我的手不自觉地把铜钱攥紧了。那个歪歪扭扭的“顾”字硌着掌心，刻痕里已经没有铜锈了，被我摩挲得光滑如镜。而此刻在这光滑的刻痕底部，似乎又多了一小撮东西——不是灰，不是水，而是一种极细极软的、像被碾碎的花瓣一样的粉末。我摊开手掌凑到灯下看，粉末是淡红色的，在白色的日光灯下几乎看不出来，凑近了才能分辨出那一丝极淡的红，像很久以前的血。
三天后，符纸上的朱砂字变了颜色。
我放学回家推开门，第一眼就发现门框上的符纸不对劲。朱砂原本是鲜红色的，现在变成了暗红色，接近褐色，像血干了之后的颜色。符文没有变，笔画完整，没有断裂，但颜色变了——从整张符均匀地变，每一笔每一划都深了不止一个色号。我搬了把椅子踩上去凑近看，符纸表面是干的，没有受潮的痕迹，门框上也没有水渍。朱砂不是被水洇湿了才变深的，它是自己变的，像有人在符纸背面用一根看不见的笔把每一道笔画又描了一遍。
我把这件事打电话告诉了姥爷。这一次是我主动打的，用的是家门口的公用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接电话的是小卖部的吴老头，他说姥爷不在家，去后山了，好像是去采药。我让他转告姥爷符纸的事，吴老头哦哦地应了两声，也不知道记没记下。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走回家。霜降已经过了，天黑得越来越早，路灯还没亮，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落了一地叶子，踩上去沙沙响。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手指摸着那枚铜钱。铜钱在这一刻是凉的，比霜降的夜风还凉。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片枯叶被风推着从地面上滑过去，发出沙沙的声响。路灯在我走到第九步时突然亮了，昏黄的光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又细又长，一直拖到身后的黑暗中。就在那片光与暗的交界处，影子最末端的轮廓忽然抖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踩住了它的边缘。
我猛地转身。身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只野猫蹲在街角，尾巴慢慢地左右摇摆，眼睛在路灯下反着绿光。它看了我一眼，然后站起身来，慢悠悠地走开了。我注意到它走过的地面上有湿痕——不是水，不是尿，而是五个极小的、几乎看不清的湿点，排成一排，像有人用指尖在落叶的灰尘上轻轻点了五下。
那天夜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不是哭声，不是敲门声，不是指甲划过木板的声音。是叩门声。不是叩我家的大门——是叩我卧室的门。就在我贴了符纸的那扇门外面。
那声音极轻极轻，像有人用指节犹豫了很久才轻轻敲了一下门框，然后就停了。停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下。还是极轻的，轻得像怕吵醒什么人。三下。一共三下。和姥爷说过的“敲三下是试探，敲四下是叫你”对上了。我把被子蒙住头，手攥着胸口的铜钱，心跳快得数不清。三下之后，没有第四下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卧室门时在门槛上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小片黄裱纸。和东厢房门槛下那张无字绵纸不同——这张纸上有字。不是毛笔写的，不是铅笔写的，而是用手指蘸着灰写在纸上的，字迹潦草到几乎无法辨认，但每一个字的间架结构都和陈绍堂画像上那行小字的笔意如出一辙。我把纸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只认出了四个字。第一个字是“等”。最后一个字，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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