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在床底下躺了一整夜。
我没有去捡。不是不想，是不敢。姥爷说过，半夜听到的声音，不管是什么，都不要回应。床底下那枚铜钱在木地板上自己翻了面，又自己滚了一圈，最后停在床板正下方的阴影里，不动了。我趴在床沿上往下看，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地板上一小片灰，铜钱就躺在灰的正中央，那个歪歪扭扭的“顾”字朝上，在暗处泛着一层幽幽的、不属于金属的微光。桃木牌也在。它就躺在铜钱旁边，红绳散开着，像一条被解开的辫子。我把手伸到床底下又缩回来，反复了好几次。指尖离铜钱最近的时候只有一寸，我能感觉到它散发出来的温度——不是凉，不是热，而是一种奇异的、有节奏的波动，像脉搏。最后我用晾衣杆把它俩从床底下拨了出来。铜钱滚到脚边时发出“叮”的一声，清脆得不像一枚磨光了边缘的老钱，倒像刚从铸币炉里夹出来的新钱。
我把桃木牌重新挂回脖子上时发现了一个细节——红绳的断口不是磨断的。红绳在桃木牌穿孔的位置齐齐断开，断面平整光滑，像被什么极锋利的东西一刀切断。不是剪刀，不是刀片，切口处没有任何挤压的痕迹，纤维一根一根地散着，像被一股力量从内部撑开了。
冬至过后是数九。天冷得水管都冻了，我妈每天早上用热水浇开水龙头才能洗脸。我不再把铜钱和桃木牌挂在脖子上——红绳断了之后，我用姥爷信里附的那根红线重新串好，但不敢再贴身戴了。我把它们装进书包最里层的拉链袋里，和课本放在一起。但铜钱不喜欢待在书包里。它会在上课的时候自己翻面。我坐在教室里听数学老师讲四则运算，书包靠在椅背上，铜钱在拉链袋里发出极细微的声响，像硬币在桌面上旋转又倒下。我同桌问我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说没有。不是我撒谎，是我没法解释。
它还会发热。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刚好是太阳从教室西窗照进来的时间——铜钱就开始发烫。不是灼手的那种烫，而是一种有节奏的、一波一波的热，像有什么东西在它里面呼吸。我把它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铅笔盒里，铅笔盒的铁皮被它烫出了一个极小的焦痕，焦痕的形状是一个圆——铜钱大小的圆。我把铅笔盒扔进课桌深处，决定今天放学后一定要给姥爷打个电话。
放学后我跑到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村里小卖部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没人接。就在我要挂断时，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是吴老头。他说姥爷不在家，去后山了，好像是去找李半山了。我问他李半山是谁，吴老头沉默了一会儿，话筒里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和远处老槐树上的乌鸦叫。他说李半山是姥爷的爹。这句话让我握着话筒的手僵住了。姥爷的爹？姥爷快七十了，他爹如果还活着，至少得九十多岁。我说吴爷爷您是不是记错了，姥爷的爹不是早就去世了吗？吴老头在电话那头嗯嗯了两声，忽然变得支支吾吾，说哎呀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可能记岔了。然后他又说你别管你姥爷去找谁，你姥爷走之前留了句话，说如果你打电话来就转告你——那张床暂时不能睡了。
“什么？”
“他说那张床暂时不能睡了。”
电话挂了。话筒里的忙音嘟嘟嘟地响着，我站在公用电话亭里，玻璃门上蒙着一层雾气，外面的街景模糊得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用手擦掉雾气，看到街对面那棵老银杏树下站着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人，背微驼，头发全白，正仰头看着树上最后几片枯叶。他的站姿笔直，像一棵被风吹了很多年却没有倒的树。
我推开电话亭的门冲过马路，一辆公交车正好从路口拐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等公交车过去，银杏树下已经没有人了。地上只有一个被踩灭的烟头，还在冒着极细微的青烟。我蹲下去捡起烟头——不是商店里卖的过滤嘴香烟，是手卷的旱烟，烟纸已经烧到了尽头，最后一点烟灰被风一吹就散了。旱烟味。和姥爷的烟袋锅一个味道。
我回到家时我妈正在厨房里剁肉馅，菜刀和砧板碰得咚咚响。她说明天是元旦，要包饺子，让我把书包放下洗手去。我走进卧室关上门，把书包里的铜钱和桃木牌掏出来放在书桌上。两样东西安安静静地躺在台灯下，没有翻面，没有发热，就像两件普通的旧物件。但我不敢再把它们放回床附近了。我找了一个铁皮饼干盒，在盒底铺了一层艾草——那是姥爷暑假给我塞在行李袋里的，已经干透了，但清苦的气味还在。我把铜钱和桃木牌放进去，盖紧盖子，把饼干盒放进衣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没有做梦，没有听到叩门声，没有铜钱在床底下滚动的声音。但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了一件让我后背发凉的事——我穿的鞋被人动过。不是丢了，不是换了，是鞋头的方向变了。我每天晚上睡前都把鞋脱在床尾，鞋头冲外，方便早上伸脚就穿。但这天早上它们整齐地摆在床边，鞋头冲着床头。像有人穿着它们站在我的床边，站了一整夜，在天亮前又把它们脱下来放回原处，只是忘了把鞋头转回去。
元旦那天，我妈用新买的电话机给姥爷打了个电话。这次姥爷接了。电话是小卖部的吴老头跑了大半个村子去喊的，姥爷赶到小卖部时喘着粗气，声音却比任何时候都稳。我妈说了几句家常就让我接，姥爷在电话里告诉我几件事。铜钱和桃木牌不能用铁盒子装。铁是煞，铜钱的通路会被挡死，闷久了会出问题。他让我找一个木盒子，柏木最好，没有柏木用樟木也行，再找一块红布铺在底下。铜钱放左，桃木牌放右，中间隔一指宽，不能挨着。木盒子放在书架最高一层，正对窗户。他还说他出门找人看了黄裱纸上那张符，说符纸上的折痕不是什么锋利东西划的，是字——有人在符纸上用手指写了几个字，写的也是“守门”，和上次黄裱纸上那两个字一模一样。写符的“人”和写黄裱纸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说他们在等同一扇门。
我问他东厢房的桃木钉还掉吗。姥爷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电话线里只有电流的嗡嗡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乌鸦叫。他说：“天璇也掉了。第二根。”我问剩下的五根还能撑多久，他说够撑到你回来。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喊，又像是风灌进了话筒。姥爷说他得走了，罗三爷的船靠岸了，他要去找他一趟。我问罗三爷还下水吗这么冷的天，姥爷说罗三爷没有下水——是有人在岸边泥里捡到了他的烟袋，铜锅玉嘴，锅底刻着一个“罗”字。他的船在水库中央漂了一整天，马灯灭了，网漂了一水面，人没找到。罗三爷失踪了。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妈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电视机里播着元旦晚会，笑声一阵一阵地从屏幕里涌出来。我盯着电视机发呆，手里握着那个装过铜钱的铁皮饼干盒。盒盖上的铁锈蹭了我一手，我起身去洗手时突然愣在了水池边——不是看到了什么，是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从暑假到现在，整整一个秋天加上半个冬天，我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那个村子，远离了东厢房和那扇紧锁的门。可那些事根本就没离开过我。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身边——变成了一枚会自己翻面的铜钱，一张会变色的符纸，一行怎么写都认不出来的草书，和一个在银杏树下抽烟的老人。门已经不在东厢房了。它就在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卧室里，就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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