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蛋走后，我一个人在小卖部门口坐了很久。
风铃彻底不动了，那几只小铜铃垂在门框上，安静得像一排闭着的眼睛。老槐树的方向偶尔传来几声乌鸦叫，叫声很闷，像被人捂在棉被里。我盯着树下那个蹲着的人影看了好一阵——赵哑巴，铁蛋说他有话要告诉我，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能告诉我什么呢？
我从长凳上跳下来，往老槐树的方向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赵哑巴已经不蹲在树下了。他移到了更远的地方——村道尽头的石桥边上，还是蹲着，背对着我，手里的树枝在泥地上继续画那些圈。就在他刚才蹲过的老槐树根旁，那片被他的树枝划拉过的泥地上，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个图案。不是圈，是一个人形。一个吊在树上的小人，脖子被一根线拉着，线的那头连在树枝上，身体悬空，脚尖朝下，两条胳膊垂在身侧。画得极潦草，但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什么意思。
我用鞋底把图案抹掉了。泥灰蹭在鞋帮上，灰白色的，像骨灰。
回到家时姥爷还没回来。我搬了把竹椅坐在院子里，面对东厢房。白天看它，确实只是一间旧屋子。门板上的漆皮龟裂成鱼鳞状，门槛被虫蛀了几个小洞，门框上的黄布封条在阳光下显得陈旧而无关紧要。但我现在知道那扇门后面是什么了。不是杂物，不是旧家具——是一个人，一个死了二十年的人留在屋里的东西。铁蛋说她是上吊死的，穿着一身红嫁衣。王婶说她嘴张不开。姥爷说那是“债”。
什么债需要用死来还？
我的视线从门板上慢慢往下移，落在门槛上。那天傍晚看到的那片无字绵纸已经不见了，但门槛上虫蛀的小洞里，那个反光的东西还在。我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蹲下来想看清楚——一只粗糙的大手按住了我的肩膀。“别过去。”
我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回头一看，是姥爷。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竹篓还背在背上，里面装满了香烛黄纸，最上面压着一包朱砂。他的手指扣在我肩上，力气不大但很稳，像一把老铁钳把我牢牢地钉在原地。“我让你别靠近东厢房。”他把我往后拉了一步，自己走到东厢房门前，弯腰查看了一下门槛上的小洞。他蹲下去时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但他面无表情，只是从竹篓里抽出一小把艾草，塞进了那个小洞里。艾草塞进去时，门缝里传出一声极细微的声响，像有人吸了一口气然后憋住了。
姥爷转过身，把手里的竹篓放在井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跟我去堂屋。”他说，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你不是想知道她怎么死的吗？我告诉你。”
堂屋里的光线比院子里暗得多。供桌上的香灰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祖宗牌位前的长明灯忽闪忽闪的。姥爷没有坐下，他站在陈绍堂的画像下面，用烟袋锅指着画像旁边一块空白的地方对我说，那里原来挂着一面镜子，就是我太姥爷挂在东厢房门口的那面八卦镜。太姥爷去世后他把镜子摘了，因为镜面上沾了东西——一个人影，长头发，白衣服，每天都在镜子里挪动一点点，从边缘往中间挪，挪了整整一年，快挪到正中央时被摘了下来。“那东西想从镜子里出来。”他顿了顿，像在斟酌措辞，“镜子是通道。封得好能挡煞，封不好就是门。”
他在蒲团上坐下，点了一锅旱烟。烟雾在昏暗的堂屋里缓慢上升，升到房梁高度时散开了，像被什么东西搅了一下。
“顾秀莲，”他终于说出了这个名字，“是二十年前嫁到村里的。她男人叫顾长友，是个泥瓦匠，常年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几次。她一个人住在东厢房里，平时给村里的孩子教认字，人缘很好。村里人都喜欢她。”王翠芬——王婶——是跟她最亲近的人。两个女人年纪相仿，脾气互补，王婶爽利泼辣，秀莲温婉安静，好得跟亲姐妹一样。后来你王婶发现了一件事——秀莲认识了一个外乡男人。“那个男人是做生意的，从南方来，在这附近收山货。他每回来都住三五天，就住在村口的旧粮仓里。秀莲是去粮仓给看仓的老张头送饭时认识他的。”
姥爷说到这里时烟袋里的火星暗了一下，他猛吸了两口才重新亮起来。“你王婶发现了。她不但发现了，还偷偷跟过秀莲。她看到秀莲进了粮仓，看到那个男人在粮仓后面搂着秀莲，看到秀莲哭，看到那个男人给她擦眼泪。她没有当时冲进去，也没有去告诉秀莲的婆家——她做了一件更狠的事。”
她忍了整整一个冬天。等到正月十五村里唱大戏，她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秀莲拉到戏台下人群最密集的地方，用尖脆的嗓音指着秀莲的鼻子骂那些最难听的话。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秀莲身上。全村人都听到了。包括秀莲的婆家人。
“那个外乡男人呢？”我问。
“跑了。当晚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
秀莲在粮仓门口等了他三天三夜。王婶良心不安，第三天夜里偷偷去粮仓看她，远远看到粮仓门口蜷着一个白影子，一动不动地缩在门柱旁。她没敢走过去。天亮之后秀莲离开了粮仓。她没有回婆家，而是径直回了老宅东厢房——她的嫁妆还在那里，她男人虽然常年不在，但还没休她。她进了东厢房之后把门从里面闩上，从此再没有人见过活的顾秀莲。
“谁发现她的？”
“我。”姥爷的声音忽然变了一个调。他把烟袋放在供桌上，烟袋锅里的火星已经全灭了，他浑然不觉。“那年春天雨水多，东厢房门口长了青苔，滑得很。但那扇门后面的青苔特别厚——不是雨水浇的，是门缝里一直往外返潮。我那天闻到一股气味，从门缝里渗出来，不是霉味，不是潮气，是——”他用手按住自己的喉咙，像在回忆那个味道，“是甜的。甜得让人恶心。我撞开门，她挂在房梁上。穿着红嫁衣。那是她结婚时穿的衣裳，压在箱底好几年了，死之前自己翻出来穿上了。脸——”他的手从喉咙移到脸上，五根手指张开，像要遮住什么，“脸被老鼠啃了半边。法医说死了至少半个月了。半个月，没有人找她。没有人敲过那扇门。她男人在外面打工，根本不知道她出了事。她婆家人嫌丢人，躲还来不及。你王婶——”他忽然笑了一下，是那种毫无笑意、只有苦涩的嘴角牵动，“你王婶是唯一一个找过她的人。就是粮仓门口那一面。后悔了，但晚了。”
姥爷的声音在堂屋里回荡了几圈才慢慢消散。供桌上的长明灯忽然跳了一下，火苗往上窜了一截又落回来。“所以她现在还在哭。”我说。
“哭的不是她。”姥爷站起来，走到供桌前，用手指蘸了一点香灰，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人死了就死了。留在屋里的是生前的最后一口气。她那口气里全是冤——被出卖的冤，被抛弃的冤，到死没人问一句的冤。这口气散不掉，就变成了你听到的东西。它不是鬼，不是魂，是一段过不去的执念。像唱片跳针，反反复复就是那一句——为什么出卖我。为什么没人来。为什么。”
他说完这句话时堂屋里的温度骤降了几分。不是那种从门外灌进来的凉风，而是整个屋子像被浸进了凉水里，每一个角落同时变冷了。供桌上的长明灯又跳了一下，这次火苗缩成了绿豆大小，差点灭了。灯后面那排祖宗牌位，最高处最旧最黑的那一块——刻着“陈公绍堂”的那一块——在昏暗的光线里忽然显得格外突出，像有什么力量让它往前微微倾斜了一寸。
姥爷把蘸了香灰的手指在裤子上蹭了蹭，直起腰来。他看着我说：“王翠芬是怎么疯的你知道吗？秀莲死后第七天——头七那天晚上——她半夜敲我家门。我问她什么事，她说秀莲让她去东厢房，说秀莲要还她东西。我说你别去，她非要去。我拦不住。她去了。进去了不到半炷香的工夫就尖叫着跑出来，嘴里塞满了——”他指了指供桌上的香灰，“嘴里塞满了这个。从那以后就不太好了。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跟没事人一样，糊涂的时候就抱着那只碗，到处找秀莲。她说她不是害秀莲，是想帮她。她觉得那个外乡男人不是好人，她把事情捅出去是为了让秀莲死心，让秀莲回到正轨上来。她没想害死秀莲。但秀莲死后她永远不知道秀莲到底怎么想。秀莲到死没有留一个字，没有遗书，没有口信，什么都没有。所以王翠芬这辈子都要猜，猜秀莲到底恨不恨她。猜就是债。还不清的债。”
姥爷把那面八卦镜从供桌下翻了出来，背面朝上放在我面前。桃木边框上刻着一圈细小的符文，每一道笔画都被人手磨得发亮，像被抚摸了无数次。他翻过来让我看正面——镜面被红纸糊了三层，和我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但在最外层红纸的正中央多了一道划痕。新的划痕，边缘毛糙，露出下面第二层红纸的颜色，比外层更旧更暗。
“你刚才蹲在东厢房门口的时候，它自己裂开的。”姥爷说，“你离那道门槛太近了。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今天下午铁蛋说的那些话，那首童谣，包括赵哑巴在地上画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但这不意味着你应该去打探。有些事听过了就够了，不能再往前走了。”
“可是——已经开始了。”我说。
姥爷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拿起红纸，重新糊了一层——第四层。他的手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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