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轿车在夜色里穿行，七拐八拐，杨猛坐在后座，怀里抱着蛇皮袋子，后背没敢靠下去。
车里暖和，皮座椅，有股子淡淡的香味，说不上来是啥。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双解放鞋，鞋帮子上还沾着长白山的泥巴。
司机是个光头，从后视镜里瞅了他一眼，没说话。
杨猛也没吭声。师父教过，到了陌生地盘，少说话多看看。
车开了二十来分钟，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头上爬着藤蔓，路灯隔老远才有一盏，光线昏黄昏黄的。
车停在一扇大铁门前面。光头按了一下喇叭，铁门缓缓滑开。
里头是一栋别墅。很大，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房子都大。院子里有假山，有水池，有花有草，路灯埋在草丛里，往外冒着黄光。
杨猛下了车，站在院子里，仰头看那栋楼。楼不高，三层，但宽，横着铺开，跟趴在地上的老虎似的。
光头领着他进了门。
大厅里亮得晃眼。头顶是水晶灯，几百颗小珠子垂下来，折射着光，一闪一闪的。地板是大理石的，能照出人影。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双解放鞋，在上头留了一串灰印子，跟写在白纸上的字似的，清清楚楚。
“等着。”光头丢下俩字，上了楼。
杨猛站在大厅中间，没敢动。他把蛇皮袋子搁脚边，两手插在棉袄兜里，四下瞅了一圈。
墙上挂着画，不是年画，是那种看不懂的油画——花花绿绿的，也不知道画的是啥。角落里摆着花瓶，半人高，青花瓷的，搁那儿跟站岗似的。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杨猛抬头。
一个女人走下来。二十出头，白色大衣，头发披着，脸很白——不是那种抹粉的白，是病态的白，嘴唇也没血色。
杨猛认得这声。电话里的。
“你就是杨猛？”她站在楼梯中间，低头看着他。
“嗯。”
“我爸在书房等你。”她转身往上走，“跟我来。”
杨猛扛着袋子跟上去。楼梯铺着地毯，踩上去没声。
二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双开的木门，深褐色，雕着花。
女人敲了敲门。
“进来。”里头一个男人的声音，浑厚，带着点沙哑。
女人推开门，侧身让杨猛进去。
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的。一张大桌子摆在窗户底下，上头堆着文件、本子、电脑。桌后坐着一个中年人，五十来岁，国字脸，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亮。
沈万山。
他抬起头，打量着杨猛。从脸看到脚，从脚看到脸。那眼神不是审视，是掂量——像是在掂量这个人值多少钱。
“坐。”他指了指桌前的椅子。
杨猛没坐。他把蛇皮袋子搁地上，站着。
“秦百川让你来的？”沈万山问。
“嗯。”
“他让你来干啥？”
“送信。”
“信呢？”
“送了。”
沈万山盯着他看了几秒。
“你师父是谁？”
“说了您也不认识。”
“说说看。”
杨猛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姓张，人都叫他张老怪。”
沈万山的脸色变了一下。很快，但杨猛看见了。
“张老怪……”沈万山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嚼一个老味道，“你师父还活着？”
“活着。”
“他在哪？”
“山上。”
沈万山没再问。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咚咚的，跟心跳似的。
“你爸的事，”他说，“你知道多少？”
“啥也不知道。”
“那你来江州干啥？”
“送信。还有……”杨猛顿了一下，“找答案。”
沈万山沉默了一会儿。
“你先住这儿，”他说，“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见了你就知道了。”
杨猛想再问，沈万山已经低下头看文件了，意思很明显——到此为止。
女人领他出了书房，走到走廊另一头，推开一扇门。
“你今晚住这儿。”
杨猛往里头瞅了一眼。床很大，被子很白，地上铺着地毯，厚厚一层，看着就想踩。
“这……”
“有问题？”
“没。”他摇了摇头。
女人转身要走。
“哎——”杨猛叫住她，“你叫啥？”
她回过头。
“沈清雪。”
说完走了。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声。
杨猛关上门，把蛇皮袋子搁在地上，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床太软了，坐着不踏实。
他把被子掀开，摸了摸床单——滑溜溜的，跟摸蛇皮似的。
不习惯。
他从袋子里掏出那件旧棉袄，铺在地毯上，躺下去。
还是地上踏实。
闭上眼，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秦百川的脸，沈万山的眼神，沈清雪的白大衣。
还有师父的话。
“你到了江州，该知道的，自然就知道了。”
他翻了个身，把棉袄裹紧。
窗外有风，树枝刮在玻璃上，沙沙响。
他睁开眼，盯着天花板。那盏水晶灯垂在头顶，几百颗小珠子，折射着窗外的光，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眨眼睛。
他想起了师父挂在院子里的那盏马灯。风一吹，灯一晃，影子也跟着晃。
那时候他还小。还不知道爸是谁，也不知道妈在哪儿。
只知道师父，只知道那座山。
现在他下山了。
下山第一天，住进了别墅。
明天，要见一个人。不知道是谁，不知道要干啥。
但师父说得对。
有些事儿，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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