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宣读后的第三天，乡里的吏员又来了一趟。
这次来的是乡啬夫，姓姜，四十来岁的年纪，面容敦厚，说话慢条斯理的。他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又召集了乡民，手里拿着一张帛布地图，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线条和符号。
“各位黔首，”姜啬夫把地图展开，指着上面的标记说，“朝廷要全面推行郡县乡里制度。你们这地方，从前是楚国的什么邑？”
有人回答：“旧楚时期这里是阳邑，归某位封君管辖。”
“好，阳邑。”姜啬夫点点头，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从今日起，阳邑的建置正式撤销。按照大秦规制，全国设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你们这片区域，经县里核定，归属阳陵乡。”
阳陵乡。伍安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阳陵乡下设若干亭，每亭辖十里。”姜啬夫继续说，“亭的划分，朝廷有明确规定：以十里为一亭，以道路、河流、田界为标识，既要便于管理，又要方便黔首往来。你们这片村落实地勘测下来，共计有十一个里，散布在这一带。经过县里和乡里反复商定，划出一个云亭，辖从这村往南直至河边的十里地界。”
“云亭”这个名字，据说是取自村后那座山。山上常年云雾缭绕，站在山下抬头望去，云在山腰缠着，像是给山系了一条腰带。老辈人说那山上有灵气，能保佑一方平安。如今亭以山名，倒也贴切。
云亭的亭长还没定，姜啬夫接着往下说。
“亭长的职责，朝廷也有明确规定。”姜啬夫竖起手指，一条一条地说，“第一，查验来往行人，维护道路安全；第二，协助乡里征收赋税，催督徭役；第三，调解邻里纠纷，维护一方治安；第四，传达朝廷政令，教化黔首；第五，巡查盗贼，缉拿奸宄。”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亭长虽是小吏，但责任重大。十里之内的安危、秩序、民生，都与亭长息息相关。朝廷对此十分重视，要求各地务必选任忠厚老实、心系乡里之人担任此职。”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听起来跟旧楚时期的里正差不多。”
旁边有人接话：“不一样。旧楚的里正只管传话，什么都不顶用。这亭长的职责条条清楚，有章可循，不是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谁来当这个亭长？”
这句话一出来，人群安静了。
姜啬夫环顾四周，提高了声音：“这正是本官今日要说的第二件事。按照朝廷规制，亭长应由乡里公选，择忠厚良民担任。诸位若有合适人选，可以向乡三老或本官举荐。”
又是一阵沉默。
伍安站在人群里，看见周围的乡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他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亭长这差事，看着是个官，其实是个苦差。没有俸禄——准确地说，朝廷给亭长的待遇微乎其微，主要靠乡里的供给。但阳陵乡是新划定的乡，底子薄，乡民自身尚且艰难，能给亭长多少补贴？
更关键的是，这差事得罪人。管治安、管赋税、管徭役，哪一样不是得罪人的活？十里地界，几百户人家，鸡毛蒜皮的事一大堆。邻里吵架要管，田界纠纷要管，有人拖欠赋税要管，有人逃避徭役要管——管得严了，乡民骂你；管得松了，上面怪你。两头不讨好。
旧楚时期，里正这种差事，从来都是贵族家的家丁或者大户人家的子弟兼任。他们要么是替主子收租催税，要么是图个在乡里说得上话的体面。真正普通百姓，谁愿意揽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
但伍安注意到一个细节。姜啬夫说亭长是“选任”——不是强迫，是公选。这说明朝廷知道这差事不好干，所以才要选那些真心实意为乡里做事的人，而不是随便抓个壮丁顶上去。
这跟旧楚完全不同。
旧楚时期的里正、邑宰，都是贵族指派的人，大多是贵族家的家臣、门客，甚至是家丁。他们不对百姓负责，只对主子负责。主子叫他们收多少就收多少，叫他们抓人就抓人，百姓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会走路的钱袋子、会喘气的劳力。
但大秦的亭长不同。姜啬夫说得明白：亭长对乡里负责，协助官府管理十里之内的政务，向上汇报、向下传达，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这不是贵族的狗腿子，而是朝廷的基层吏员。
更重要的是，亭长的人选不是上面直接任命，而是乡里公选。这意味着，乡民们有机会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当这个亭长。
伍安心里想着这些，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
他看到几个平日里在乡里有些脸面的人。
村东头的陈老翁，家里有几十亩田，是这一带比较殷实的户。他六十多岁，为人也算厚道，不欺压穷人，在邻里间口碑不错。但伍安注意到，姜啬夫说亭长职责的时候，陈老翁的眉头皱得紧紧的，显然是不想揽这差事。
村南的孙屠户，身强力壮，脾气火爆，平日里谁要是惹了他，他能拎着杀猪刀追出二里地去。这人当亭长倒是能镇得住场面，但他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让他管账目、录文书，那真是难为他了。
村北的刘老三，读过几年书，会算账，也能写几个字。但这人精明过头，凡事都要算计，平日里跟人打交道，总想着占点便宜。让他当亭长，谁知道他会不会在赋税上做手脚、在田亩上玩猫腻？
伍安把这些人在心里挨个过了一遍，又挨个否掉了。
姜啬夫见没人说话，倒也不急，收了地图，说：“亭长人选之事，本官已传达清楚。诸位回去好好商议，三日后本官再来，届时还望有个结果。记住，亭长虽是小吏，却是一亭安定的根本。选对了人，十里太平；选错了人，一亭遭殃。诸位务必慎重。”
人群散了。伍安没有急着走，他在大槐树下站了一会儿，看着乡民们三三两两地离开，边走边议论。
“这差事谁爱干谁干，反正我不干。”
“可不是嘛，没有俸禄还得罪人，傻子才干。”
“朝廷也是，光说亭长重要，也不给点实惠。”
“你们别这么说，要是没人当亭长，这十里地界谁管？”
“谁管？爱谁管谁管，反正不是我。”
议论声渐渐远了。大槐树下安静下来，只剩下伍安和姜啬夫。
姜啬夫看了伍安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草民伍安。”
“伍安，”姜啬夫念了一遍他的名字，微微点头，“好名字，安。方才本官宣读诏书时，你站出来问的那些话，本官记住了。你能为乡亲们问出那些话来，说明你心里装着别人。”
伍安不知该如何回应，只低头行了一礼。
姜啬夫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带着随从走了。
伍安站在大槐树下，看着姜啬夫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土路的尽头。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庄稼成熟的气息。
他忽然想起一件旧事。
那是七八年前，楚国还没亡的时候。邻村有个后生叫孟甲，为人正直，看不惯贵族家的管事欺压百姓，领着几个年轻人去理论。结果贵族直接派了家丁来，把孟甲捆了，在村口当众抽了三十鞭子，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扔在路边示众，三天不准人收尸。
那时候伍安就站在人群里，看着孟甲趴在泥地里，背上全是一条条血印子，苍蝇围着他转。他想上去扶，但旁边人拉住了他，小声说：“别去，去了连你一起打。”
后来孟甲死了，死在那三天里。没人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刻死的，只知道三天后贵族家的管事来收尸，把尸体拖到乱葬岗扔了。孟甲的母亲哭瞎了眼睛，没过多久也死了。
这件事伍安记了七八年，从没忘过。
他当时就想，这世道得变一变，不然小民永远没有活路。
如今，世道真的变了。朝廷来了，贵族没了特权，亭长不是狗腿子而是正经的吏员，只要秉公办事，有王法撑腰。
可是谁来当这个亭长呢？
伍安抬起头，透过大槐树的枝叶看着天空。天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一只麻雀落在枝头，歪着脑袋看他，叽叽叫了两声，又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他看着那只麻雀飞远，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那念头像春天的草芽，从泥土里拱出来，小而执拗。
他赶紧把那念头按了下去——这不关他的事。
他不过是个种地的黔首，识几个字，会算几笔账，但从未做过官，不知道官府的门朝哪边开。亭长这差事，他干不了。
伍安这么想着，转身往家走。
但那个被按下去的念头，像草一样，又拱出来了。
一路上，他脑子里不断转着亭长的那些职责：查验行人、维护道路、征收赋税、调解纠纷、传达政令、巡查盗贼……
哪一样都不容易。但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些事，说到底，不就是让十里之内的百姓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吗？
查验行人、维护道路，是为了不让闲杂人等骚扰乡里，不让歹人在路上行凶。
征收赋税，是为了朝廷运转，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官吏私下加派、盘剥百姓。亭长如果秉公办事，就能替乡亲们挡住很多额外的摊派。
调解纠纷、维护治安，是为了乡里和睦，不让邻里因为一点小事反目成仇，不让强横之人欺压弱小。
传达政令，是为了让朝廷的好政策能真正落到百姓头上。
巡查盗贼，是为了让大家夜里能睡个安稳觉。
这些事情，跟种地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需要有人踏踏实实去做，一点一点去干，不能偷懒，不能耍滑，不能糊弄。
伍安推开院门，走进屋，坐到床沿上。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粗糙、黝黑，指节粗大，掌心的茧子一层叠一层，是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手。这双手能扶犁、能握锄、能割麦、能打谷，能不能拿起亭长的印？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如果连他都不愿意试一试，这十里地界，恐怕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了。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不愿意干，那些有力气的人干不了，那些精明的人信不过。乡里公选，选来选去，可能最后连个候选人都没有。
那么姜啬夫怎么办？乡里怎么办？这十里地界的几百户人家怎么办？
伍安站起来，走到窗前。窗户纸破了一个洞，从洞口望出去，能看见邻居老陈家的院子。老陈正蹲在院子里编筐，他的孙女儿蹲在旁边，伸手去抓那些编筐的柳条，被老陈轻轻拨开了。女娃噘着嘴，过了一会儿又笑了。
那笑声清脆得像泉水叮咚，穿过窗户纸上的破洞，落到伍安的耳朵里。
伍安看着那个女娃，忽然想到了一个极简单又极深刻的道理——如果人人都不愿意管事，那这世道永远好不起来。
朝廷给出了好制度，但好制度需要有人去执行。亭长就是那个执行的人。
他沉默了许久，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要把半辈子的犹豫都呼出去。
那口气在暮色里化作一缕白雾，散了。
他转身走向门口，脚步比来时稳了许多。
院门外，暮色四合，炊烟袅袅。远处传来几声犬吠，近处有妇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
伍安站在院门口，看着这一切，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
那是一个很浅很淡的笑，但确实是笑。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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