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安上任的第五天，乡里就来了新任务。
这天一早，县丞亲自到了阳陵乡，随行的还有几个县里的文书，每个人背着一大捆空白的木牍和竹简。姜啬夫急忙召集各亭亭长到乡府集合，伍安也在其中。
县丞还是上次来村里宣读诏书的那位，姓杜，三十出头的年纪，面容清瘦，做事雷厉风行。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诸位，朝廷有令，要全面登记天下户籍。这是一项大工程，也是安定民生的关键举措。从今日起，各亭要逐户逐人登记造册，不得遗漏一人。”
他拿出一卷竹简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登记的要求：“每户要登记户主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田产数量、房屋间数、牲畜头数，等等。所有信息要准确无误，登记完后由户主确认画押，然后上报乡里，再由乡里汇总上报县里。”
伍安听着，心里明白了这件事的分量。
登记户籍，这在今天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乱世里，绝大多数人没有户籍——或者说，他们的户籍掌握在贵族手里，贵族说你是他的私民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流民更是连个身份都没有，走到哪里都是黑户，没有田地、没有房屋、没有归属，像无根的浮萍，飘到哪里算哪里。
伍安见过太多这样的流民了。
有一年冬天，一队流民从北边逃过来，拖家带口，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他们在一个破庙里落脚，大人饿得走不动路，小孩饿得哇哇哭。村里人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余粮接济他们？伍安把自己省下来的半袋米送了过去，算是尽了点心意。后来开春了，那些流民又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活下来几个。
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一个人流浪到村里，说是家里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他瘦得像根竹竿，眼睛大得吓人，身上长满了疥疮。伍安收留了他几天，给他饭吃，给他找草药治疮。后来少年说要往南边走，去找一个远房亲戚，伍安给他包了几个饼子，送他上了路。少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伍安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不是一个孩子该有的眼神，空洞、麻木，像是已经看透了生死。
如今，朝廷要登记户籍，要给每一个黔首一个身份、一个归属、一个家。伍安觉得，这是他从当亭长以来接到的最有意义的一项任务。
县丞讲完了登记的要求和方法，又叮嘱了几句：“登记户籍，关系重大。有了户籍，黔首才能合法耕种、合法居住、合法交易，才能受到律法的保护。没有户籍，就是黑户，走到哪里都不安稳。你们要一户一户地走，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务必做到不漏一人、不错一项。”
各亭亭长领了木牍和竹简，各自回去开展工作。
伍安回到云亭，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先坐下来，把那卷登记要求和表格样式的竹简仔仔细细地看了三遍，直到每一个条目都烂熟于心。然后他找来几块废木牍，在上面练习登记格式——户主姓名写在哪里，家庭成员写在哪里，田产房屋写在哪里——练了好几遍，觉得没问题了，才正式开始。
他先从自己住的这个里开始登记。
第一户是老陈家。老陈正在院子里编筐，看见伍安来了，连忙站起来：“伍亭长，什么事？”
“陈叔，朝廷要登记户籍。”伍安在门槛上坐下来，把木牍摊在膝盖上，“我问您答，您照实说就行。”
“问吧。”老陈也坐下来，把孙女儿抱在腿上。
“户主姓名？”
“陈大田。”
“年龄？”
“四十六。”
“家庭成员？”
老陈扳着指头数：“我婆娘周氏，四十四；大儿子陈石，二十一，前些日子刚娶了亲，媳妇叫赵娥，十九；二儿子陈土，十八；三儿子陈水，十五；还有这个孙女，大儿子的闺女，叫陈小花，两岁。一共七口人。”
“田产？”
“水田十二亩，旱地五亩。”
“房屋？”
“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厨房一间，牲口棚一间。”
“牲畜？”
“牛一头，猪两头，鸡六只。”
伍安一笔一笔地记在木牍上，记得工工整整。记完了，他念给老陈听：“您听听，有没有错的？”
老陈听了一遍，点头说：“都对，都对。”
“那您在这儿画个押。”伍安把笔递给老陈。
老陈接过笔，在木牍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不会写复杂的字，“陈大田”三个字写得像三只蝌蚪，但那是他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都是认认真真的。
第二户是周氏，那个带着六岁儿子的寡妇。伍安走到她家门口，门虚掩着，他敲了敲门，喊道：“周嫂子，在家吗？”
门开了，周氏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缝补衣裳。看见伍安，她有些局促地往后退了一步：“伍亭长，屋里坐。”
“不坐了，就在院子里说吧。”伍安知道寡妇人家不方便，就在院门口的石墩上坐下来。
周氏的户籍很简单，只有两口人：她自己，二十七岁；儿子陈小牛，六岁。田产三亩旱地，房屋两间土屋，没有牲畜。
伍安登记完了，念给她听，她点了头，在木牍上按了个手印。
“周嫂子，”伍安收起木牍，犹豫了一下，说，“你家小牛今年六岁了，过两年该上学识字了。到时候有难处，你跟我说。”
周氏的眼圈红了，低下头，声音细细的：“伍亭长，你是个好人。”
伍安摆摆手：“别这么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登记完自己这个里，伍安又去了其他几个里。几天下来，他走访了几十户人家，腿走肿了，嗓子说哑了，手上的木牍越堆越高。
但他不觉得累。
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块木牍上登记的那些枯燥的数字——几口人、几亩田、几间房——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终于等到太平日子的黔首。
真正让伍安揪心的，是那些流民。
云亭地界虽然不大，但散落着不少从外地流亡过来的人。他们有的是战乱时逃过来的，有的是家乡闹灾荒过不下去跑出来的，有的是被贵族驱逐出来的。他们没有户籍，没有田地，有的甚至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住在破庙里、山洞里、废弃的窝棚里，靠打短工、乞讨、挖野菜过活。
伍安在登记过程中发现了这些流民的存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找到姜啬夫，问这些人怎么办。姜啬夫告诉他：朝廷的政策是，凡是居住在大秦疆土之内的人，只要愿意接受官府登记、遵守律法，都可以纳入户籍，成为黔首。
“不管他原来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伍安追问。
“不管。只要他不是罪犯、不是逃犯，愿意安分守己过日子，就可以登记入籍。”姜啬夫说，“朝廷要的是天下安定、万民归心。把流民登记入籍，给他们田地、房屋，让他们安居乐业，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伍安得了这话，立马行动起来。
他先去了破庙。那是村外三里处的一座废弃土地庙，年久失修，墙塌了一半，屋顶漏了个大窟窿。庙里住着五个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儿，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后生。
伍安走进破庙的时候，五个人正围着一堆火烤红薯。看见有人进来，都警惕地站了起来。那个中年男人挡在妻女前面，手里攥着一根木棍。
“别怕。”伍安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我是云亭的亭长，叫伍安。今天是来给你们登记户籍的。”
“登记户籍？”中年男人愣住了，木棍慢慢放下来。
“对，登记户籍。朝廷有令，凡在大秦疆土之内的百姓，都可以登记入籍，成为黔首。有了户籍，你们就可以分到田地、建起房屋，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五个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个六十多岁的老汉颤巍巍地站起来：“大人，您说的是真的？我们这种流亡的人，也能入籍？”
“能。”伍安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们愿意安分守己、遵纪守法，就能入籍。”
老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大人，谢谢大人！老朽流亡了十几年，从楚国逃到韩国，从韩国逃到赵国，又从赵国逃到这里，一辈子颠沛流离，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有个归宿！”
伍安连忙把老汉扶起来：“老人家，别这样，快起来。我不是什么大人，就是个亭长，跟你们一样，也是黔首。”
他问清楚了每个人的情况。老汉姓吴，六十三岁，原是韩国人，战乱时家破人亡，独自一人流落在外。中年男人姓孙，三十五岁，妻子周氏，三十二岁，女儿孙小丫，十一岁，原是魏国人，家乡闹灾荒，逃出来讨生活。年轻后生姓马，二十二岁，原是赵国人，父母都死在了战乱中，一个人四处流浪。
伍安一一给他们登记造册。登记完，他念给他们听，确认无误后，让他们画押按印。
五个人，五个手印，五条漂泊无依的生命，从此有了归宿。
从破庙出来，伍安又去了山脚下的一个窝棚。窝棚是用树枝和茅草搭的，低矮潮湿，里面住着一个老妇人，七十多岁，眼睛瞎了，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伍安蹲在窝棚门口，轻声问：“老人家，您从哪里来？”
老妇人摸索着坐起来，声音枯涩：“老婆子不记得了。年轻时被乱兵掳了去，后来又逃出来，四处流浪，走到哪里算哪里。”
“您有儿女吗？”
“有过一个儿子，十几岁时病死了。”
伍安心里酸得厉害。他把老妇人的情况登记在木牍上，然后去找了里典，商量着给老妇人安排一个住处。里典说村里有一间空置的土屋，原本是一个绝户人家的，可以收拾出来给老妇人住。伍安又找了几户人家，凑了些粮食和旧衣裳，当天就把老妇人安顿进了土屋。
老妇人摸着土墙，摸着土炕，摸着窗户上糊的新纸，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她哭了好一阵，才抽抽噎噎地说：“老婆子活了七十多年，头一回有个自己的家。”
伍安站在门口，看着老妇人哭，自己的眼眶也红了。他没有进去打扰，悄悄地走了。
最后一户流民，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娃。
这男娃是伍安在河边发现的。他一个人蹲在河滩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画。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破衣裳，用草绳系在腰间，赤着脚，脚上全是泥。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脏兮兮的，但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两颗黑葡萄。
伍安蹲下来，轻声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家在哪里？”
男娃抬起头看着他，不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还是不开口。
“你爹娘呢？”
男娃的眼睛黯了黯，低下头，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人”字，又在“人”字上画了一个圈。
伍安看懂了——那是坟。
他心里一酸，伸手摸了摸男娃的头：“跟我走吧。”
男娃抬起头，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伍安，像是要在他的脸上找到什么。过了好一会儿，男娃终于开口了，声音细细的，像蚊子叫：“去哪里？”
“去给你找个家。”
男娃犹豫了一下，把手伸给了伍安。那只手又小又黑，指甲里全是泥，但握在伍安掌心里，暖暖的，活生生的。
伍安把男娃带回了自己家，烧了热水给他洗了澡，找了一身干净衣裳给他换上。男娃洗干净了，五官清秀，眉目间有一股机灵劲儿。他吃了两碗粟米饭，又喝了一碗菜汤，吃得直打饱嗝，然后窝在伍安的床上睡着了。
伍安坐在床边，看着男娃熟睡的脸。孩子在梦里抽噎了几下，眼角渗出泪水，嘴里含混地喊了一声“娘”。伍安用袖子轻轻擦去他眼角的泪，心里默默想：这孩子，遭了多少罪啊。
他给男娃登记了户籍。他不知道男娃姓什么、叫什么，就在木牍上写了“伍拾”两个字——从今天起，你跟着我姓伍。你有家了。
整个登记工作持续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多月里，伍安走遍了云亭的每一个角落，走访了每一户人家，登记了每一个黔首。他的木牍堆了满满一箱子，每一块都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数据都核对过至少两遍。
当他最后把厚厚一摞木牍交到姜啬夫手上时，姜啬夫翻了翻，赞许地点了点头：“不错，格式规范，数据清晰，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伍安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想起那些流民登记入籍时的眼泪和笑容，想起老妇人摸着土墙放声大哭的样子，想起男娃把手伸给他时的信任——那些才是他这半个多月最大的收获。
从乡府出来，天已经黑了。伍安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秋风带着凉意，但他心里热乎乎的，像揣着一个火盆。
他想起县丞说的那句话——有了户籍，黔首才能合法耕种、合法居住、合法交易，才能受到律法的保护。
如今，云亭的每一个黔首都有了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牍。那块木牍不大，但它是朝廷的承诺，是律法的庇护，是一个人的根。
有了根，人才能活得踏实。
伍安加快脚步，往家走去。家里还有一个叫伍拾的孩子在等他。那孩子现在会喊他“叔”了，虽然声音还是细细的，像蚊子叫，但伍安每次听到，心里都软得一塌糊涂。
这日子，真的越来越有盼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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